民国西康师范教育发展启示
自民国以来，西康地区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民国时期的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内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条件，我们必须根据民族地区风俗文化迥异、宗教影响根深蒂固、语言文字种类多、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教育落后的民族，是无法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展开竞争的。因此，民族地区要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必须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就此，笔者得出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确立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指导思想，应注意“不将边疆视同内地，毋以城市教育移植边疆，认识边疆对于中华民族之整体性，及其本身涵蓄之特殊性，在一个民族政策，一个教育方针的底下，边疆教育应兼顾同与异，一般与个别，以发挥战斗与创造的教育性能。”（1）发展教育要受到生产、生活、地理条件、宗教环境、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对知识的认知水平、办学的基本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因为一地社会文化之形成，均有其地理环境做背景，为适应此种特殊环境，其社会文化便产生独特的状态；这种长久岁月维持到今日的独特社会文化状态，绝不是三月两月，三年五年，甚至三五十年之内所可改变，所可消灭的。此种各种独特的社会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优点，当然亦难免缺点的存在；我们要改革，必须要基于此独特的状态，求其优点发扬，使其缺点慢慢改正，这才是边疆需要的文化政策与教育政策”（2）。只有从民族的基本特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存在的差距，找准定位，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和方法，才能让少数民族地区能够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边疆地区辽阔，“人口有稀密纯杂之分，种族有汉、蒙、回、藏之别；宗教有解放前儒、释、回、耶之判；生活有农、牧、渔、猎之差，欲以一种方式兴办教育，冀其有成，已极团难，何况以整个内地教育方式，强移之于边疆，削足适履，弄巧反拙”，故欲兴办边疆教育，“必应辨别边地之实情，而为适宜之措置”（3）。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师范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政者没有很好的解决现代教育发展和西康地区本民族发展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孤立的发展，康区“除极少数城镇尚可适宜设立学校外，其余乡村，尤其疏落，设立学校，至不相宜”（4）。教育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和当地社会环境想符合。“两个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民族决不能具有一种完全相同的教育制度。亦即是说，凡生活在某一文化模式内的民族必然会具有某一种教育制度，那全然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全是必须如此并不得不如此，绝不是随便给他改换一种他全可以接受得。如果她的社会生活与整个民族文化尚均依然如故并未发生巨大的演化或改变之前，即想借用外力不问他们需要与否适合与否，硬要给他们添加一种教育强迫他们去接受，那如果不逼出大乱子已经可谓侥幸，如还有其他野心岂非梦想！”（5）由此可以看出，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应该有计划、分步骤的实施，这样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的融合，推行双语教学，并注重教材的编写。从解放前西康地区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边地“种族复杂，语言歧异，各不相通。若各授其语，以适其情，则学校发达而语文之隔阂愈甚，民族思想感情之沟通愈难，于地方不便，于种族不便也。”（6）推行汉语教学或者特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都是极其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的，而且会对民族团结和教育的作用产生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语言文字，各不相同，生活方式，彼此互异，文化水准，参差不齐”，“书不同文，不能表意于大众，正犹车不同轨，不能通行于天下”，“故求同一点，实为中华民族任何一员自动追求之目标”（7）。笔者认为，民国时期西康师范学校的做法可以为当今教育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在教学过程中实行汉语教学的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在其他民族语文教学的同时，也将其翻译成汉语教材进行讲授。对边疆地区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殊的要求，如“所教课本采用汉字，教材内容与实际环境相隔离，每学就忘，边民自己甚苦，所用题材，每强以汉人生活灌注边民脑际，边民饮食为青稞、酥油而强教以水稻蔬菜；边民所住为石泥村舍，而强教以高楼大厦；边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强教以电灯瓦斯，床桌窗椅；边民之交通工具为牛马牲畜，而强教以船车飞机。使边民懵然如坠五里雾中。一部《山海经》，不能晓示不敢信，边民未入学前是此等人，受了教后亦不过是此等人，此种教育，有害无益，徒引起边民逃学恶教之观感，视教育为差役，学校为苛政。”（8）所以，在民族地区发展语文教育，应该对于编写教科书之人员有要求，即“除了具备关于编辑教科书的技术外，还需具备对于边地的风土人情，要有相当认识和了解；除了了解国家整个教育方针外，还需要了解国家对于边疆的政策以及国际上对于我们边疆的动静；对边疆儿童青年们的心理特征，也需要有相当的认识。”（9）做到有的放矢，“使他们认清中华民国至上的基本观念”（10）。
第三，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层次的办学模式，边疆地区语文、思想、地域、习俗、宗教、种族、性情等均与内地人有巨大差异，故推行边疆教育，兴学育才，应酌量变通办理。我国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应先办初等教育，后渐步推进，根据宗旨抱持定见，行以毅力，假以岁月，于初等教育渐具基础，迫边地学生稍具常识，略通国语，始至边省或内地，各按程度，分入各级学校肄业，与一般国民同受普通教育，斯为正当办法。”（11）基本上都处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居住又十分分散的地区，光依靠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直接拨款扶植的办法是很难适应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需要的。从西康师范学校的办学可以看出，经费来源过于单一，会直接导致学校的生存危机。笔者认为，通过走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路子，倡导和引导社会集资办学，既可以解决教育发展的资金难题，又可以吸引新的教育思想向民族地区的传播，更为国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第四，要加大教育经费的筹集，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师资的整体水平。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拥有足够且合格的优秀教师，才能让边疆民族地区教育能够不断的延续和发展下去，民国时期，边疆地区学校之所以大量缺乏师资力量，“我国小教员之生活，本极清苦，普遍月薪只有七八元至十余元之间，在物价高涨之今日，以之维持个人生活，尚感不足，欲求仰事俯畜之道，只有改图更张，于是朝张夕李，更替无常，影响学生之学业，自不待言，纵能安于教职，不事他求，然为生活所困，心身两疲，学识无修养，思想难免落伍，则教学成绩不问可知。”（12）除边疆地区语言障碍、生活清苦外，更在于当时社会对边疆地区教师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感，边疆地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再加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社会经济各方面都落后不堪，故财政收入极其微薄，极其有限的教育经费很多时候都由于受到当地政局的影响，被用来充当军费或者其他用途。故民国时期《康定特区政务委员会学校调查报告》记载，泸定两等小学主任教员月薪仅仅是一百，相当于大洋不到五元，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康定师范学校毕业学生到边疆任教的学生，每月工资为藏洋四十余元，在当时的康定地区，就算是相当优厚的了。教师待遇菲薄，职业无保障，社会地位低下，更没有奖励和退休机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彻底改进教育，非先确立教育经费不可。其确立之法，应是一省的一种税收，完全划归教育经费，其收税人员完全由教育当局支配，行政当局不能加以丝毫的干涉，在政治上无论有如何的变动，教育经费决不能受到一点影响”（13）。还必须培养一批热爱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勇于奉献的教育人才，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使人才能够留在民族地区长期安心的工作。
总之，发展边疆教育，要特别注意边地的特殊性。“边疆教育的目标，应是以融洽中华民族各部分的文化为一国族，并平等地促其发展为一定的方针，其范围应包括所有语言文字习俗特殊的边地，不限于蒙藏，不分别族，混合施教。施教的内容，其重心应以改进社会的经济的生活，并特别重视国防的意义为要。在实施的步骤上，应先着重国民教育，在施教的方法上，应缜密地订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详细计划，想出几种特殊有效地教学设施，不应学究式的把内地的一套原封不动的搬到边地去。”（14）要多元化的发展边地文化，“应多利用边疆各地旧有的特殊形式及其原有的各种活动，即利用其民族特别的习惯及其社会活动，再加上新的文化内容”（15）。
注释：
（1）梁瓯第：《边疆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通讯》1941年第4卷第8、9期，第19页。
（2）青一：《筹办中央蒙藏学校青海分校计议》，载《新青海》1934年第2卷第2、3期。
（3）曾紫绶：《边疆教育问题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3号，第15页。
（4）吴鼎：《边疆教育之现状及今后推进之方法》，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第59页。
（5）杨方著《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6）曾紫媛：《边疆教育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3号，第15页。
（7）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序言。
（8）梁瓯第：《边疆教育问题的研究》，载《边疆通讯》1941年第4卷第8、9期，第19页。
（9）冷少颖：《改进西北教育之我见》，载《西北晨钟》1939年第2期第6页。
（10）王文宣：《我对于编写边疆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几点意见》，载《教育通讯》1941年第3卷、第15卷，第9页。
（11）聂春燕：《20世纪30、40年代开发西北大潮中的边疆教育》，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2）杨德元：《中国回教之教育问题》，载《晨熹》1936年12月第2卷，第3页。
（13）冷少颖：《改进西北教育之我见》，载《西北晨钟》1939年第2期，第6页。
（14）宗亮东：《边疆地区实施基本教育之研讨》，《教育通讯》（复刊）1947年第4卷第1期。
（15）罗敦伟：《新边务政策》，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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