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价值
一、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
（一）总揽全局、举重若轻
着眼于大局的决策思路
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他顾全大局的领导品质主要体现在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整体决策上。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将领们宣布裁军一百万。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仍相当激烈、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情况下，主动裁军一百万，这需要多么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啊！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百万裁军决策也是从这一大局出发的。另外，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的表现，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头消减军事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世界和平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蓝图进行总体设计，对改革的蓝图进行整体规划，站在人所难及的世界格局的高度，洞悉时代脉搏，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既立足现实，又着眼于长远，设想未来，进行总揽全局的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设计了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在改革方面，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归要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方层次的合力作用。为此，他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军队的改革任务。在决策过程中，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正是在邓小平整体设计、逐次推进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才形成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及其他体制等由浅入深的大好局面。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具有总揽全局、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举重若轻的工作方法
建国之初，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刘邓的老部下薄一波谈到了他对刘伯承、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他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1]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几近算无遗策；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含雄奇于淡远。邓小平举重若轻风格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一旦形成较为正确的思路或决策，在行动上决不迁延，而是当机立断，指挥自如。确实，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打了许多关系全局的硬仗。每当战役开始，刘邓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一旦决定下来，邓小平只是宣示总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目标，“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负担，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到了和平年代，他这种领导方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新时期施行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在方针、政策、原则方面作出明确的交代，具体方法不多讲，给人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使执行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2]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邓小平是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年龄相对较轻的一位，但却又是公认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风格上举重若轻的帅才。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才华、胆识和风格都十分欣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他一手抓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一手抓拨乱反正、“四个坚持”，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充分展现了举重若轻的治国能力。
统筹兼顾是现代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基本领导素质之一。善于统筹兼顾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领导干部在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注意各方面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二）统筹兼顾、纲举目张
坚持两点论
治国之道，一文一武。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角度，提出过“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重要性问题。面对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中国的全面转型，全局在胸的邓小平则从社会起伏、治乱的轨迹中洞悉了文武之道的崭新而丰富的内涵，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领导方法。邓小平经常强调要从两点论出发，看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任何时候都不能单打一。他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充分运用了两点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并完整地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重大决策中。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提出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提出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试，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要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又提出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科学方法，是两点论方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和领导艺术。既然矛盾有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那么，对这两个方面就到要抓，促使矛盾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中协调发展。毛泽东更着眼于矛盾的斗争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邓小平在重视矛盾斗争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的同时，更着眼于矛盾的同一性的作用。邓小平根据两点论，提出“两手抓”的领导方法，其目的就是推动矛盾各方面更加协调、有序地发展。 善于抓重点
邓小平统筹兼顾的预见与决策还表现在善于抓重点。在邓小平看来，坚持两点论，坚持统筹兼顾，并不是搞相对主义，只有抓住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抓中心环节，才能纲举目张，带动全局发展。邓小平对辩证法的深刻把握，表现在他提出的两点论是突出重点的两点论。在处理复杂的“两手抓”问题时，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各个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定某个时期“两手抓”中的重点。例如，邓小平在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时，比较两种错误倾向的危害程度时，强调最主要的是警惕和反对“左”的干扰。他指出：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他高瞻远瞩地提醒全党：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许多指导方针和大的工作思路，既体现了两点论，又突出了重点论，如强调解放思想是跟上时代、开创认识和实践新境界的强大动力；加快发展是化解诸多矛盾、摆脱被动和落后，保持稳定的根本方法；部分先富是启动和促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杠杆；经济建设是直接体现时代主题，能够把各方面工作统帅起来的中心，等等。邓小平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既不因为坚持两点论就忽视了工作中心，又不因为坚持重点论而以重点代替一切。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邓小平决不允许以一时一地的重点而偏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实际上也就是系统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系统是有重点的系统，重点是系统中的重点。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克服了只讲一点或没有重点的缺陷，使决策既能抓住“牛鼻子”而“纲举目张”，又能兼顾系统而不顾此失彼，保证决策的针对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几十年来的领袖生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善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纲举目张的决策艺术。
强烈的机遇感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显著特点。他站在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高度，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迫切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注重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方法，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活动中非常重视运用制度规范工作，进行管理。
（三）抓住机遇、强化制度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所谓机遇，是对事物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定的时间、空间以及其他有关条件，中国古时就有“精识时机，达幽究微”的说法，邓小平所说的抓经济发展的“时机”，是指历史发展现阶段上出现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因此，所谓机遇，是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的国际地位、稳定的国内局面、激昂的民众热情、自觉的国民意识诸项因素交汇于最佳点上之一刻。机遇降临时，便是重大抉择之刻。抓住它，则会成为腾飞的契机；失去它，可能成为衰亡的起点。把握机遇，意味着发展和腾飞，意味着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失去机遇，意味着落后和停滞，意味着民族的屈辱、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苦难。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中国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两次出现了有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但由于“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不仅失去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因此，邓小平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同时，特别强调，一定要“抢时间”，看准了的，有利于发展的，就抓紧干，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0年3月，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3]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4]又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5]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认识抓住机遇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讲“机会难得”，“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这是从一个特殊视角，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深刻总结。他指出，“如果从明朝中期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体现了一种极珍贵的历史机遇思想。从世界大局的视角强调抓住发展自己的机遇。邓小平站在世界大局高度，把握世界主题变化，敏锐、准确地看到了有利的时机。他在1988年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他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提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0年3月，邓小平讲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变化，验证了这些判断的正确性，也说明站在世界大局把握发展机遇的重要性。从未来发展的需要思考抓住机遇的长远意义。邓小平思考抓住机遇促发展的长远意义。1982年，他讲到，“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作准备……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纵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他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使经济上台阶。“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也是要争取时间干。 （二）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时代价值
有助于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艺术，其中包含的丰富的领导思想揭示了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属于领导活动领域的特殊规律，充分体现了领导科学的中国特色，因此，必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领导就是服务”的科学命题以及“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等等，这些对于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很好地挖掘它，学习它，在具体的问题上运作它，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并不断的完善，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有新发现和新突破，才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有助于推动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直非常重视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着三个考验：一是执政的考验，要坚持反腐败、抓廉政建设；二是改革开放的考验；三是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他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在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执政能力与执政的环境、执政方式、领导机制、工作制度，以及党内的状况和从政者的素质紧密相联，其内容是极为广泛和丰富的。
有助于干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领导干部素质是指临高干部的品质、知识、才能、观念、体格等诸要素在限定时间的状态，是领导干部先天资质和后天锻炼有机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对于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问题有过许多深刻而鲜明的论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针对当时干部构成严重不合理的情况，创造性的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并对如何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而邓小平自身具有的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海纳百科的学者风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廉洁自律的领导素质，成为当今各级领导干部加强自我修养的典范。新的历史时期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培养造就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观，对于推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造就一批高素质领导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1年2月，邓小平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的高尚风格。邓小平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尽管他一生中几起几落，但他始终将个人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疾苦牵挂在心上。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好坏的依据和标准，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置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境界。可以说，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实际上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做最大的贡献，为人民一心一意谋福祉的。因此，我们在新时期学习邓小平艺术一定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最大限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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