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NP模型的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外溢性研究
一、引言
2008年美国爆发的局部性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领域快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最终扩散传染至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过去过分重视单个银行机构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及方式，尤其是防止单个银行的非系统风险通过传染和扩散效应并且自放大，最终演变为使整个金融体系失去基本功能的系统性危机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基于未来我国银行业将不断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允许外资与民资进入银行业，进一步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例如，前段时间国家允许成立四家民营银行。我国银行业对外保持一定隔离，对内易于全盘调控的局面将会慢慢消失。外资的变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波动，将会越来越大的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使得银行资本来源，规模大小，规范程度各不相同，将使得银行体系更加复杂化，给监管者带来巨大的压力。综合现实背景，我国经济整体增速放缓，房地产领域遇冷，巨额信托等金融产品进入兑付时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性银行及金融性机构爆发危机，甚至使整个局部地区的银行体系都遭遇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ANP网络模型法构建银行体系，模拟现实环境构建参数，模拟系统性风险从初始状态到逐步外溢传染至其他银行机构，最终引发系统性危机使整个银行体系失去基本功能的过程。目前国内对系统性风险外溢性的认识还存在一定不足，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且存在割裂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度量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控制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逐渐成为各国监管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成了一个需要积极探索的重要领域。
二、银行系统性风险
（1）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的总结综述。我国对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对银行业的资本监管总体上停留在微观监管层面，国内学者更偏于文字论述与微观领域研究，对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外溢性研究较少。到目前为止，ANP模型更多地运用于国外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本文采用更有针对性的中国数据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外溢性进行ANP模型模拟，从宏观审慎角度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与评估。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促进国家构建全面的金融业宏、微观审慎监管机制。在当前背景下，控制银行业溢出性对保证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对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政策意义。谢平、邹传伟（2010）从宏观审慎监管、顺周期性等角度出发，对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应当关注我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通过信贷供给与资产价格相互作用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并重视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放大作用。张晓朴（2010）从系统性风险的含义、演进过程、成因和监管等角度出发，对系统性风险理论做出了框架性的研究。张健华、贾彦东（2012）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展进行综述，梳理和总结了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认为现有研究对于政策目标、工具设计、效性评估及基础分析方面均不充分，难以为整个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扎实有效的理论支撑。
（2）系统性风险识别与度量综述。龚明华、宋彤（2010）将目前全球识别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总结为指标预警法、前瞻性市场分析法和状态转换法，认为系统风险的识别应建立在动态、相互关联的网络理念基础上，需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徐超（2011）将后危机时代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主要方法和指标总结为指标法和市场法。此外，苗永旺、王亮亮（2010）、李文泓（2009）、王力伟（2010）等也对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全面梳理，探讨了系统性风险的度量监管方法，并为我国的政策实施提供建议。
（3）系统重要性的评估与测度综述。黄聪、贾彦东（2010）构建了中国金融网络的风险传递模型发现银行的网络稳定状态具有存在性和唯一性，网络稳定性只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存在。在此基础上，贾彦东（2011）进一步应用金融网络模型和我国银行间支付结算数据构建了“系统风险曲线”，分别应用“冲击测试”和“Shapley-Value”测算了两种效应造成的全系统损失，对主要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水平进行综合测评。马君潞等（2007）也应用金融网络分析法估算了我国银行体系的双边传染风险，分析了不同损失水平下单个银行倒闭与多个银行同时倒闭所引起的传染性。刘春航、朱元倩（2011）基于指标法，从宏观经济冲击、银行自身经营脆弱性以及传染和扩散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多层次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框架和指标。麦强盛、刘洪波（2011）构建了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以识别金融系统性风险。
三、基于ANP模型的系统性风险分析
ANP模型的网络模型法以银行机构间相互敞口数据为研究基础，主要过程是通过银行间相互敞口和交易数据建立矩阵网络模型，根据市场情况来模拟单个银行机构的风险传染速度和风险外溢性情况，据此来所选定银行体系中暗藏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获得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外溢的情况，首先需要获得我国银行业相互间的敞口和交易数据来建立风险敞口矩阵。由于这部分数据很难取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这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一部分基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一部分基于证券市场的数据，一部分基于债券市场的数据，也有学者直接采取银行的股价变动数据来分析银行的运营情况。笔者曾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实习，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但通过实践发现，获得完整的银行间互敞口与交易数据几乎不可能，在此只能以模型进行模拟，使用估计法或者内插法来补充矩阵，在实际运用中再导入尽可能详细的数据。将矩阵完成后，通过初始化算法，令初始银行出现危机，再将计算过程不断重复，即可获得对系统性风险外溢的情况，得出倒闭银行的类型与数量。模型模拟分两种情况：金融机构间的风险除通过信用风险渠道进行传染外溢外，是否还通过流动性渠道向外扩散外溢，即是否考虑流动性风险。第一种情况是银行间风险只通过信用风险外溢；另一种是在收到信用风险的冲击后，银行可以通过在市场上降价出售部分资产来补充自身流动性，维持生存。 假定我国银行体系中有N家银行，依据资产负债表恒等式，则有以下等公式：
（1）
公式（1），Xji表示第i家银行对第j家银行的贷款头寸，当i与j相等时，Xji为零，因此在构建敞口矩阵时，对角线上元素全为零。ai为贷款之外的其他资金，ki为第i家银行自身的资本总额，bi为银行i非银行间借款，di则为银行i自身存款总额。在等式已经构建好的情况下，我们为了模拟系统性风险外溢的初始情况，需要提前给定一个资产损失率或违约损失率令做参数λ来构建一个银行倒闭后风险的外溢和扩散。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外溢先由少数几家银行开始，由于金融系统内部的高度关联性，单个风险易通过信贷链条向整个体系扩散并且放大，引发“一损俱损”、“滚雪球”式的全体系金融危机。其发生过程与传导路径如下图1所示。
图1 银行间风险网络外溢传导
资料来源：IMF（2009）
算法开始后，初始银行p爆发违约风险并将风险外溢传染到银行i时，循环开始，同时银行i因为受到损失而是资产负债表恒等式发生变化如下：
（2）
显然当等式右边ki-λ<0时，达到临界点，银行i已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损失的一部分由银行i自身消化，其余部分通过信贷链条与流动性风险向其他银行外溢扩散，随着破产银行越来越多，最终引发“雪崩”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整个银行体系失去基本功能。当然，这是建立在第一个假定条件即只存在信贷风险不存在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之上。若在第二种条件下考虑流动性风险，银行会主动折价抛售自身资产以弥补流动性，通过瘦身来渡过难关。为了分析信用违约的影响，必须假定银行只能重置一定比例资产。例如，给定比例（1-ρ），这意味银行最起码售出价值ρ的资产，同时市场上存在流动性风险，需出售价值（1+μ）ρ的资产，参数μ反应市场流动性压力，参数越大表示资产缩水情况越严重，为获得同样流动性需出售更多资产，此时恒等式两边发生如下变化：
（3）
显然，在考虑了流动性风险后，银行会受到信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双重打击，破产概率更大。
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后，只需计算模型中破产银行数量比例即可得到系统性风险外溢的情况，从而判断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大小。当然，如何衡量银行破产，可以根据模型使用需要或者考虑改变破产条件，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条件即损失超过银行自身资本。同时，考虑到模型结果的敏感性与可行性，可以进行灵活调整。对于系统性风险大小判定也不仅仅基于破产数量，也可根据资产损失比例等有价值的连续性指标来判断。
ANP网络模型分析法与其他同样基于银行间双边风险敞口数据的分析方法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考虑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巨大内部关联性，把系统性风险外溢的过程与实际的交易数据联系在一起，从而规避了过去过于重视银行个体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银行间业务带来的风险传导的缺陷。另外，ANP网络模型法比较易于操作，数据来源比较多样，可以根据需要构建大小不一的银行体系模型。其次，分析后获得的数据有利于监管机构及时发现并对初始风险银行进行监管援助，从而在风险外溢早期控制系统性风险。ANP网络模型分析法的主要缺点在于，虽然根据模型分离出了初始风险银行与主要风险因子并做出定量描述，但这都是基于模型的模拟与条件的假设。
四、结论
在银行业逐步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为了防止系统性危机的爆发，不能依靠一味地扶持和兜底。将来我国银行的退出机制将会逐步建立，最终可能像美国一样，倒闭一家银行与倒闭一家公司没有巨大的差别。银行业的市场化必然带来竞争，竞争必然带来淘汰，少数竞争力不强，经营不善的银行，应当允许其破产或被兼并，关键在于控制其风险的外溢效应。因此，建立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一些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1）推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现阶段我国银行业虽然没有成文的存款保险制度，然而实际存在的是国家隐性存款担保，不论银行经营情况如何，都能保证刚性兑付。刚性兑付确实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然而却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银行机构因此放松了对风险的控制，偏向激进的经营策略，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加大了系统性风险。虽然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以国有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加强对存款银行自身风险约束，主动控制经营风险，减少短期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在现实发生系统性或非系统性风险危机时，可以做到有制度可依，极大地降低解决成本，客观上抑制了系统性风险的外溢和扩散。
（2）建立金融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承担系统性风险防范专门职能。当前我国银行业正在逐步对外资民资放宽市场准入，存款利率等业务监管也逐步市场化，规范化，银行业混业经营已成大趋势。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会加大银行体系内部的强关联性，同时也会使我国银行业更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这必然要求系统性监管。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我国正式形成以“一行三会”为主体的金融业监管结构。这种监管体制在2008金融危机来临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逐步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分业监管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再建立综合性的金融监管部门也难以实现。因此，建立跨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系统性风险管理预案，定期通报各部门系统性风险情况，有利于全盘统筹监管和快速反应，在个别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立即切断风险外溢链条。
（3）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高度关注房地产业。我国银行业在过去的十四年间对房地产业提供了天量的信贷支持，对于房地产业的贷款占了全部业务的巨大比重，给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提供了基础支撑。当前我国房地产业正处于涨势停止并且缓慢下降的状态，整体市场低迷，大量房产积压，银行信贷压力巨大。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源头也是来自于房利美房地美等房地产企业破产引发的风险外溢，这更加提醒我国监管当局，面对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要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进行调控，充分意识到房地产业对我国银行业与宏观经济隐含的巨大连带风险。一旦房地产业产生“断崖”式的下跌与重大震荡，巨大的信贷风险会迅速地在我国银行业内传染，立即使我国银行业丧失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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