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布迪厄实践社会学视角下的城管与摊贩的博弈
如今，各类门户网站的新闻上充斥着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网络以其覆盖广泛性和可及性，影响着互联网上的人，再由他们影响着身边的人。而人们的以弱者姿态的惯性思维导致城管形象无法挽回，久而久之再也不愿相信不欺压摊贩的城管，有些城管确实要借此好好反省自己，也有些城管觉得有苦难言，因为他们整体的形象已经被破坏了。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张照片，一群城管围着一个刚开始摆摊的摊贩，他们没说一句话，没有任何行动，只是一双双犀利的眼睛盯着摊贩，这就是所谓眼神执法。当然，眼神执法代替暴力执法还是进步的。
社会学关注社会、面向社会，并让人突破现象看本质。笔者无意于对这场矛盾对立的是非曲直及其可能形成的社会结果进行直接的道德判断和预测发展，而是试图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冲突的基本逻辑做一个社会学分析。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实践有三大特性，紧迫性：时间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的；模糊性：实践的形成会有惯习、前知识性，是身体性的主观原因；总体性：实践是过去经验和现实相结合。布迪厄是试图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来探索生活实践的奥秘。
一、社会实践的逻辑：惯习
人的行为总是从侧重规则到侧重策略，策略是实践的基本原则，是行动者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出来的。策略即是惯习，惯习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惯习的概念着重刻画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受到行动者生活背景、社会地位的影响。所以说，一种惯习往往打上了一个特定社会地位或者社会阶级的烙印。惯习联系着主观和客观，瑞泽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的惯习都是一个个人历史过程获得的，也是它发生于其中的某个社会历史时光的函数。”行动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中，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布迪厄描述了饮食中的（法兰西）品味：资产阶级倾向于浓烈的主菜和甜腻的餐后点心；专门职业者选择精致清淡、脂肪含量少的食物；艺术者则偏爱异国风味；体力劳动者则选用大量的、炖得很烂的、咸的、肥腻的菜肴。而在体育、音乐、表现艺术等领域也是如此。[1]可以看出行动者受到自身历史的作用，有一种自身的位置感，即对某人自身可能性和限制的一种感觉，感知就此进一步巩固了客观的约束。
由此可以看出，惯习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因为它无法内省，无法经由意识、语言或者意志去控制，至少对普通人是这样的。[2]惯习指导着行动者的实践，但并不往往都是理性的，由于受过去经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现在情境和主观反映，其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摊贩一般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往往不习惯借助法律或者规则来处理，而是依据摊贩界业已形成的不言明的规范。在弱势群体中，潜意识里就有对权威的惧怕、不敢违抗和躲避，而他们迫于生存和生意的存在又要对城管抱着各种侥幸的心理。而城管形成的权威就是对摊贩的管制，对于如何管以及怎么管的问题也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能靠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以前的经验的指导。所谓阶级地位决定惯习，以符号的动员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使一个阶级的地位、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惯习得以合法化。城管和摊贩慢慢接受着他们的不同，以及他们管理和被管理的地位和身份。当然，情境的定义和符号的理解受到外在结构的约束，行动者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控制这种结构。文化实践和符号利用不是毫无限制的理解性创造力的自足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摊贩倾向于服从权威。
二、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
布迪厄将社会实践的工具视为资本，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大部分社会博弈包括经济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资本可以被分为四类，经济资本，主要是指收入的来源；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使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像家庭内外的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可以求助的权利体系，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生活方式相连的等级状况。[3]社会资本则社会资本近年来成为一个热词，受到很多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科的关注，因为社会资本对人的行为、地位、权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量主要取决于，个人可以调动的关系网络规模；网络关联的各种人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但现实往往是三个臭皮匠对阵三个诸葛亮，实质也是他们所拥有资源的对抗。上面所描述的四类资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相连，有时候还是相互转化的。将资本分为以上四种类型，是想说明资本分化决定了一个社会系统中客观的阶级结构，整个阶级结构反映了不同群体所占有的资本总量。[4]当不同的集团进行斗争以控制资源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动员其社会资源以组成群体和关系的网络。
城管和摊贩在博弈的过程中，也习惯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来对抗。但就他们各自的工作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城管拥有管理摊贩、维护市容整洁的责任和权力，而摊贩往往处于更低的阶层，所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中国社会中往往形成这样特定的情况，即穷人的亲戚朋友都是穷人，富人的圈子里都是富人。因而，他们中没有能与城管相对抗的资本，处于被管制地位。就像城管们的眼神执法，其中眼神代表的符号含义背后也是资源资本的压力，因此也能发挥作用。
三、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
如果将惯习理解为一条直线，意指以前的社会历史对现在行动者源源不断的影响，场域就可以理解由一个个横断面构成的圆柱体，是指现实的情境和历史作用对行动者实践过程的交替影响。惯习包括于场域，受场域影响，但是场域不完全决定惯习。
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来理解场域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5]布迪厄由场域概念表达的，主要是在某一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6]。场域中，社会成员的态度、观点还有对事情的看法都根植于他所在的空间的位置。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异性。一则关于有关留守儿童事件的报道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乞讨的儿童开始慢慢窥探出这个社会的规则，去繁华的大超市、品牌店门口，他们往往是被驱赶的对象，在偏僻的小卖部店主前，他们还能获得一些食物和一些经济帮助。 布迪厄借用马克思的观念，人都拥有一个阶级地位，这个地位给了他们一定的利益，他们的解释性行为往往是为其利益辩护而设计的意识形态。人们的情景定义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毫无取向的，而经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参与着客观的阶级斗争，以及这种结构下生成的固有利益冲突。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利益取向的，甚至当个体行动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以及实践的所得并不是物质报酬时也是如此。社会实践会和特殊场合协调时，在此场合中行动可能会无意识地生产出利益。[7]城管和摊贩在利益最大化的指引下，势必会出现矛盾而相互冲突。但是场域不完全决定惯习，一个人的主观结构不是一直不变的，情景的未决定性和能动者实践中的灵活创造性，都使得社会关系不是遵从历史而一成不变的，矛盾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在特定的场合下是会宣泄出来，这就是城管和摊贩暴力冲突频发的原因。城管摊贩矛盾问题不仅有社会现象本身呈现出来的问题，更有深层的源于社会内部的原因。正是由于权力相对的两方对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均、各种场域的竞争，各个阶级习性的差异性，形成他们观念对策的不同，并在过程中相互对抗和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具有充足资本和同一阶层习性的群体往往占据优势和支配地位。通过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冲突出现的社会原因，并带领我们思考应对城管摊贩矛盾的积极有效措施。
城管摊贩矛盾的根源在于两者地位的不平等，权威者试图构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弱势者除了认同他们的权威之外几乎毫无选择，一个人为了自己所不尊重的价值而进行奋斗的需要是最痛苦的。尽管，不能够立即证明这种痛苦，这种冒犯使得人们感到被与阶级有关的或者任何其他的不平等所侵犯的伤害性的痛苦。要使这两者关系达到一种平衡，就要有制衡互惠的机制。互惠是指两者的关系里面，每一方必须提供另外一方需要的东西，对于另外一方的服务的依赖阻止了每一方为了他自己的努力而要求最大化的回报。还有就是社会情境的改变，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关系和谐的风气也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