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研究
经过近30多年的不断探索，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努力朝着“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的方向不断完善，逐步实现由制度全覆盖迈向全民覆盖。作为社会保险制度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是制度的覆盖面、保障水平还是城乡统筹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由于我国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和各地区自然禀赋、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存在的差异，追求社会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考虑地区养老金综合水平的差异。如果养老保险制度省际差异过大，本质上体现出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将导致不同地区公民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固化地区之间的利益格局，阻碍统筹层次提高这一既定政策的实施，还直接影响到公众的养老质量和对制度的信心。在民众对社会公平诉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统筹地区间养老保险发展综合水平是我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断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关注焦点之一。
一、 中国省际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现状实证分析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简称“城职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和2014年初刚合并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者无需缴费，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以及考虑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刚合并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主要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研究对象，将二者的待遇水平统称为养老保险综合水平。
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覆盖面、待遇水平、基金可持续性及人口结构这五方面选取指标构成综合评价体系（见表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3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直接引用或简单计算得出。同时为消除不同量纲指标值的不可比性，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采取Z得分值法对18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1. 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实证分析过程。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指标较多，而且指标之间难免会有较强的相关性或存在共线性，由此使养老保险综合水平测量分析结果达不到很好的效果。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各省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本文首先采取因子分析法，将潜在的多个变量用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表示，此外，较之人们常用的德尔菲法（专家评分法），因子分析法在计算各个变量的权重时完全是通过变量产生的，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1）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水平测算方法检验与公因子提取。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各省养老保险综合水平指标值的分析是否适用该方法，本文选用SPSS17.0自带检验选项：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一般而言，KMO值越大，表明各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KMO的统计量值达到0.7以上，因子分析效果较好。通过计算，本文KMO值为0.713，Bartlett球形检验表明：Bartlett值为687.461（自由度为153），P<0.000 1，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显著，表明存在共同因素，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检验后，经过SPSS17.0的分析得出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本文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4个公共因子，分别用F1、F2、F3、F4表示。这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1.663%，说明对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力度较大，这样既简化了计算，同时还保证了足够的准确度。
由于初始的因子载荷系数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中的系数向0或1分化，采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方差的最大旋转，得出各公因子旋转后的载荷矩阵负载值。结果如下：① 第一个公因子在指标变量X1、X3、 X5 、X6有显著负载，这四个指标主要描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区人口结构，是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直接支撑，将其命名为地区支持因素；② 第二个公因子在指标变量X2、X12、X15有显著负载，这三个指标主要与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相关，将其命名为养老金支出水平因子；③ 第三个公因子在指标变量X7、X16、X17、X18有显著负载，主要体现各省基金收支状况，用于衡量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发展，将其命名为养老保险基金备付能力因子；④ 第四个公因子在指标变量X10、X11有显著负载，主要反映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负担情况，体现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需求，将其命名为制度需求因子。
2. 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测算结果。本文用F1、F2、 F3、F4等公因子的得分，根据各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总体方差贡献率（81.663%）的权重计算出各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总得分F，计算公式如下：
F=0.402 3 F1+0.229 0 F2+0.202 2 F3+0.166 5 F4
二、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存在显著失衡，中西部内部非均衡程度较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明显。其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既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沉淀和延续，也与政策和发展导向密切相关，既包括养老金历史债务水平的畸轻畸重的历史原因，也包括经济发展、地区人口结构和制度政策设计等现实原因。
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变量和非农产值比对地区间养老金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提取的地区支持因子、养老金支出水平因子、基金备付能力因子和制度需求公因子发现，综合得分最高的省份在支持力度和养老金待遇支出水平方面远高于其它地区，而得分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在制度需求方面得分较高，说明这些地区"扩面"潜力较大。事实上综合水平排名前十的几乎全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而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社会保障水平高低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说明有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对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需求越大，因此从供需角度看，一般经济发达省份会比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养老保险水平高。然而本文发现，虽然一地区养老保险综合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关，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垫底的西藏，其养老金支出水平因子得分3.23，排名第一，而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分值-1.067，排名28，除此以外，挤入十强的还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福建等经济发达省份和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经济落后省份。部分西部省份养老金发展水平反超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渐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变弱。 2. 制度运行差异因素。参保覆盖率省际差异趋小，待遇水平和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省际差异明显。整体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地区差异显著大于新农保覆盖率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新农保扩面速度很快，使得综合考虑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地区差异不明显。“全覆盖”仍是各地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始终追求的首要目标。而养老金支出水平则存在不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城镇化率较高，经济财力雄厚，养老金待遇水平相对较高。东北三省等老工业基地因其城镇化率和试点省份的原因，养老金支出水平相对靠后；其次，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其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超过中部地区甚至高于东部部分发达省份，主要是中央财政对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很大。
此外，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省际差距很大，越是发达地区的基金可持续性越好，而东三省等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不发达省份对财政依存度很大，在未来蕴含着潜在的财政风险。制度赡养率指标可以反映出各地养老负担存在的地区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数计算制度赡养率可知，黑龙江、吉林、甘肃三省的制度赡养率居于全国前三位，分别为65.7%、59%和51.06%，而制度赡养率相对较轻的广东、浙江和福建，分别为10.71%、18.95%很19.89%。将近20个省的制度赡养率集中在30%～40%之间。东北地区由于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大，离退休人员较多，养老负担较重，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对青年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涌入东部，稀释东部地区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但由于制度的便携性问题，大量基金留存在经济发达省份，存在着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的责任转嫁。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有较强的便携性，既可以适应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中西部省份自身资金充裕度，降低过度依赖财政的风险。
三、 结论与启示
整体而言，全国养老保险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偏低，这既有历史沉淀因素，也有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制度运行等现实原因，通过指标构建分析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地区差异，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和一些思考。
1. 全国养老保险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偏低。全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平均得分为0.002 71，31个省中仅有9个省市在全国平均分以上，除重庆以外，其它3个直辖市全部囊括其中，而剩下的全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仅占总数的29%。其余22个省的分值为负数，综合得分最高的北京为1.500 30，最低的甘肃为-0.697 89。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整体偏低，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水平总体偏低，保障能力有限。较低的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反映出绝大多数老年人难以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保障基本生活，未来一段时期内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仍须不断强化，继续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同时，加快推进第二、三支柱的发展，形成三足鼎立的保障体系，实现养老保障方式多元化，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养老保险供需的动态均衡推动着制度不断向前发展，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催生出新的养老需求，需要多层次的制度保障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2. 重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非理性福利竞争。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不可能强制社会保障水平绝对额均衡，绝对均衡也是另一种横向不公平，差距应有一个合理区间。但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正视养老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问题。部分西部地区养老金综合水平有超过中部地区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府对民生事业的关注。养老保险属于公共政策范畴，养老保险综合水平与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密切相关，这体现出政府的责任分担，但也存在部分地方政府为绩效考核的政绩采取的非理性福利竞争。经济发展水平与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偏离以及依赖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超过一定限度将会破坏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独立、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致力于推动中西部和落后省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明晰政府责任并将财政责任机制化、比例化，逐渐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养老保险的供给程度与财富拥有程度的平衡。
3. 养老金发展水平显著地区差异将阻碍统筹层次的提高。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是推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因素，统筹层次的高低决定了养老保险制度质量的优劣，对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升制度的公平性和增强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省际间养老保险水平还存在经济支持、人口结构和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地区间较大的分配差距，势必影响着统筹层次的提高。统筹层次的提高将涉及不同层级政府利益协调、责任划分和地区间的利益博弈：既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责任的重新划分，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以及各经办机构、相关金融和税收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在地区差距较大的背景下，统筹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基金将在较高的统筹单位内调剂使用，会产生较大的地区间收入分配，经济较发达、制度抚养比较低的地区将是基金主要输出地，而那些老工业基地和制度抚养比较高的地区将是基金主要输入地，地区间的利益收入分配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统筹层次提高。因此，在短时期内消除养老保险综合水平的差异是不现实的，需要在正视省际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差距同时兼顾相对公平，逐步降低地区之间收入再分配程度。
综上，我国养老金发展综合水平地区失衡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宏观层面上看，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结构对其有深远的影响；从微观层面上看，参保者参保意愿和能力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和实现城乡统筹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方向，通过进一步推动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向前发展和制度不断优化，逐步缩小地区间的福利水平差距是有可能实现的，应该在剥离历史债务的基础上，努力将差距降低到合理的区间内。而且，统筹层次提高的实现路径并不一定得按照县级――地区――省级――全国统筹的路径发展，因为每提高一个层次必将带来地区之间利益的调整和博弈，这些成本是沉重和高额的，应努力加快提高统筹层次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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