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力的笼子”塑造优良的社会环境
权力腐败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损害了我党的执政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党坚持严厉惩治腐败，不断探索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和机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过去5年的成就时所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①
针对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三大机制，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②，指明了我国反腐倡廉事业的前进方向。本文运用社会角色理论，分析个人担当的公共权力角色与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索为“权力的笼子”塑造优良社会环境的基本途径。
一、社会角色的内在矛盾性
社会角色包括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即社会圈子、行动者自我、行动者社会地位和行动者社会功能。相比于普通民众，公共权力的主体的社会地位高，社会圈子大，其受众范围更为广泛，同时，其他人对他能够为社会圈子做出更大贡献抱有更高的期待。
社会圈子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更多、更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期待使其承担了更多责任，权力主体必然面临着各种外在的压力和冲击。同时，其内心的角色意识之间也可能相互矛盾，使其承受各种角色冲突。在来自于内心矛盾和外部的压力下，为了履行某一种社会角色对自己的要求，权力主体很容易顾此失彼，产生角色错位，甚至违法行使手中权力。
1.先赋角色与权力角色间之间的矛盾
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先赋角色具有明显的优先存在性，且伴随人的一生，时刻对每个人都发生重要的作用。先赋角色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担当的家庭角色。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家庭角色处于各种社会角色的中心位置，是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时至今日，费先生关于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结构特性的认识依然正确，家庭的向心力、吸引力并没有多大的降低，家庭角色的意识有日趋强化的趋势。对于个人而言，为家庭谋利益是人生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并且具有某种为“公”谋利益的意义③，极易混淆社会与家庭两种不同性质的“公”。
一般说来，权力主体长期接受党的教育，深知党纪国法和公务人员的责任义务，有一定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防范腐败侵蚀的知识和技巧，通常情况下不会自主腐败。但是，家庭成员对权力主体承担家庭角色的要求及其自身的家庭角色意识，可能会造成其履行公共权力的职责与家庭利益的需求产生矛盾，家庭成员就可能利用其权力谋取不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主体对自家人的不法行为可能采取纵容和包庇的态度，甚至本人也直接利用权力为家庭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
在中国，受到传统的影响，以家庭为中心的先赋角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权力主体同样无法摆脱家庭意识。为了实现特殊的家庭利益，权力角色与先赋角色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实中表现为大量的贪官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享受，而且往往是为了家庭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在被告席上，贪官的配偶、子女一同接受法律的制裁。
2.公共权力角色与其他自致角色间的矛盾
自致角色是指通过个人后天的社会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角色。权力角色作为一种自致角色，接受人民委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代行公共管理职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对他人的支配力。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落入不称职的人手中，国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设置了诸多严格条件和程序，使得权力角色呈现较强的封闭性、规范性、严整性特点。
但是，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凭空落入某个人的手中，权力的获得需要通过个人能力、个人努力，需要特定社会关系的支持，离不开较为成熟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关键性人物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说，权力主体既需要来自于权力体系的强力支持，也需要其他相关人员的“帮衬”才能获得权力，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对于已经获取权力的人来说，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同样重要。为了获得、维护和运用公共权力，就需要树立相应的角色意识，对这种关系体系中的其他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即以某种方式回报其他人。
可见，权力角色作为一种特殊的自致角色，更加依赖其他力量的支撑，权力主体只有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才能有效地担当相应的角色。如果权力主体把权力的来源完全归功于某些具体的个人，忽略了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他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优先满足这些人的私利，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构成权力腐败；当权力主体把权力的获得完全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就会把权力视为私有物，权力就成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了。在现实中，这两种情况通常表现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现象。
权力主体承受着先赋角色、自致角色和权力角色的交叉压力，正确处理角色矛盾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导致腐败还是一种可能性，进一步说，角色冲突的频率越高、越激烈，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可能性一旦与权力结构的缺陷相结合，必然会加剧腐败产生的概率，事实也正是如此。
二、角色冲突与权力结构的缺陷相结合，加剧了权力腐败发生的概率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最大问题，其最大弊端是某些个人对公共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导致权力运行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的特点。个人在获取权力、扮演权力角色时，其主观动机难以确定，即难以确保个别的权力运行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如果没有合理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机制，权力主体在应对社会角色冲突时，仅仅依靠个人的自律，就难以确保权力的正常运行。就是说，权力主体一旦面临巨大的交叉压力，就会在不完善的权力结构中寻找机会，利用公共权力满足其他角色的不当要求，摆脱自身的压力。可见，角色冲突与不完善的权力体制相结合，必然助长腐败的滋生蔓延。 1.角色冲突催生权力“寻租”
与其他人一样，权力主体需要承担多种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扮演父母、子女、亲人、同学、朋友等诸多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以家庭角色为例，为了尽家庭责任，就要为家庭提供物质支持。当个人的合法收入无法满足家庭需要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运用公共权力获取不当利益，以满足家庭需要。一旦这样，社会对权力主体的期望就会落空，造成了家庭期待与社会期待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今中国社会就集中在权力主体的身上，对权力主体个人形成了巨大的交叉压力。
因为，现阶段，从政与从事其他职业一样，没有摆脱谋生的性质，公共权力具有类似金钱的工具性价值，使得权力主体的逐利问题就比较突出。基于这种特性，有的人就会单纯为了权力、声誉、地位、福利待遇而去运用公共权力。如果逐利行为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在角色冲突的压力下，这种逐利行为就会压倒“为公”的责任感，并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利益主体结合起来，从而造成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
2.角色冲突导致权力异化
权力异化是指权力的自身产生了与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丧失了原来的质的规定性而异于本来意义上的权力。当获取权力、运用权力的动机、过程和结果与其个人性质的角色要求结合在一起，完全丧失了公共性质的时候，就是一种权力异化。
这种权力异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公共权力与公共职责相分离。公共权力演变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商品，目的在于交换，获取更多的不当利益；第二，个体权力与集体权力相分离。公共权力不再是集体、国家意志的体现，而成为权力主体的私权力，公共行为演变为形式上公共行为，本质上则是纯粹的私人行为；第三、公共权力与社会客体相分离。权力被视为一种能增值的商品，被扩张为一种支配诸多客体的力量。一旦公共权力与公共职责、集体、社会客体相分离，便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特定价值，而成为一种背离了公共意志，并为它难以控制、凌驾于公共意志之上的异己力量。公共权力来源于公共意志，结果却是公共权力为了特殊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这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商品化是权力异化的典型表现形态，现实中，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行为都属于权力商品化。
由于权力中既包含着个人的正当利益要求，也包含着运用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当权力主体的角色发生错位、移位的时候，后果就是公私不分，甚至公共利益变成了私人利益的牺牲品。目前，由于我国公共权力结构体系设计的缺陷导致权力监督的缺位、错位和不到位，造成权力角色运行的失控，这种失控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相结合，必然加剧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这是公共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必须从更深刻的层次上，重塑社会关系结构和公共权力结构体系，合理调适各种角色冲突，保持权力角色运行的相对独立性，遏制腐败现象。
三、重塑社会关系，减少角色冲突，抑制权力腐败的发生概率
预防和有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关键是要做到两个调整：调适角色冲突；调整权力结构。因此，重构社会关系，消除社会角色的内部冲突，是保持公共权力独立性、有效防止权力腐败的必然要求。
1.重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的变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由于传统的影响，血缘崇拜、家庭崇拜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严重地制约了个人的独立性。重构家庭关系，实质就是通过社会改革和发展，使每个人在接受教育、就业、获得生活资料、社会保障等基本需求方面，避免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使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在经济上与家庭保持独立性。这一点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为基础，并借鉴和引进西方的一些重要理念，比如，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梦想的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切实树立崇尚那些不依赖父母、不继承财产的“Self-made man（自己闯出来的人）”④的新风尚、新精神。从经济上、政治法律、文化上等各个层面，共同推进家庭关系的变革。
这样，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就不会、也没有必要指望从掌握公共权力的成员那里获得不当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也只需为家庭和他人尽有限的义务即可，而不必提供超出个人正常所得的、额外的经济利益。从而，从根本上减少来自于家庭角色和其他角色与公共权力角色的冲突，保持公共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2.淡化公共权力角色的物质利益性
淡化公共权力的物质利益性特点，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并不指望从职务中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其实质是：个人并不会因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生活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丧失公共权力而使生活更糟糕。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上至总统下至镇长等职务并非一种纯粹的职业，多数人在这些领导岗位之外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不依赖于这些职务，没有必要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再加上在权力和利益之间的重重制度性障碍和强大的社会监督，他们也难以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我国的领导干部都是职业化的，他们完全依赖于职务而获得生存资料。如果没有工资、各种待遇和福利，他们就无法生存，至少生存状况会急剧恶化。可见，他们的职务总是与个人、家庭的生存状况相联系，因而，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脱职务中包含的利益问题。再加上，权力的大小、职务的高低都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导致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更大的权力，完全不顾权力的公共目的，危及整个权力体系的正常运行。
因此，在权力设计上，淡化公共权力的物质利益性，消除特权，就可以大大减少为了特殊利益而谋取和运用公共权力的人，维护权力体系的公共性。这样就可以塑造新型的官吏：他们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压力，消除了公私矛盾造成的角色冲突，追求公共权力完全是出于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为社会服务的单纯目的，从而大大减少权力腐败现象。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生活安定充裕、经济来源与公共权力无关的人更适合于掌握公共权力。 3.培育公民社会
权力主体受到他人得格外青睐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公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它造成了领导干部和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地位、社会能量方面的严重失衡。因此，只有建立包括人格平等、地位平等、财产平等等在内的平等的社会关系，消除人身依附关系，尤其是避免权力依附，实现一般社会关系的非经济化、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证公共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保证公共权力不被人为因素的侵蚀。这种平等关系的建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调整，着眼于社会规则体系的建设，也取决于人们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的增强，取决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即建立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第三部门”。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具有以下基本要素：社会自治、社会参与、公开性和开放性、多元主义和法治。建立公民社会对于反腐倡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民社会突出了公民意识，增强个人的独立性，摆脱权力依赖性，塑造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公民社会的公民，形成了国家依赖、社会依赖，摆脱了人的依赖，确保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能得到公平的权利、公平的机会、遵守公平的制度，解决了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社会角色的冲突，从而为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健康的环境，为权力运行提供优质的社会环境。第三，公民社会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增强政治公开度和透明度，提升社会公正度，推进政务公开，从而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可见，建立公民社会，必然使公共权力回归于公共意志，消除权力异化。建立公民社会，有助于为公共权力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发生的概率。
总之，遏制公共权力腐败，要“治标”，更要“治本”。这个“本”中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是社会改革，使社会关系与公共权力的结构更加协调和融洽，在社会微观的层次上，根除权力角色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冲突，消除权力主体的交叉压力，形成权力主体不必贪，家人、亲人、朋友并不期待通过腐败获益的新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为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可靠的社会环境，切实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网址：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2012年11月19日。
②参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3/c_114467754.htm，2013年1月23日。
③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法）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 马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主编：《家庭史》（第3卷），袁树仁.赵克非.邵济源.董芳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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