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中的有神疾病观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神秘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编号：13YBB039。
作者简介：涂建华，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217-03
近年来的民间传统文化潮，有利于弘扬优秀文化，培养人文精神、提振国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士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神疾病观比是传统文化宣教中泥沙俱下的体现。十八大向全党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针对传统文化宣教中的错误疾病观和其他有神论观点，无神论应该有所行动。
一、一个有神疾病观的案例
张悟本的荒谬养生被取缔，李一的神功不再，但潜行于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有神论养生观、疾病观、生死 观、灾难观却随处可见，如刘有生“性理致病”观。
刘有生，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农民，1939年生，小学文化。自称十二岁的时候疾病缠身：肝硬化、心脏病、肺结核、肾炎、高血压，一病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送了一本王凤仪《笃行录》。
王凤仪（1864-1937），热河朝阳人。农民，“幼为人牧，长为人佣，喜闻善书”，自学成材而“明性天大道”，倡导女子义学，发明“性理疗病”，有《化性谈》等语录流传民间。
王凤仪和刘有生的话语糅合三教九流，宣扬“性理致病”的观点。王凤仪倡教育、治病患，被成为“善人”。刘有生阅读《笃行录》开悟。他想：“百善孝为先”呐。善人要尽孝道，我没有，而且脾气大，不听父母的话，所以才导致身患重病。他说，当读到对待父母这段时，痛哭流涕。我对不起父母啊！这时我的五脏六腑上下好像动了。当我想到对不起老人时，肚子一响，开始往外吐，那真是翻肠倒肚，连着吐了七个半晚上，后来病渐渐都没了。1982年，刘有生开始用这门学问治病。1994年，开办“性理疗病矫治所”。再后来，就到全国各地讲病。
2013年5 月17 -30日武汉举办的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不少“大师”在传统道德的面子下抛售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里子。论坛结束时大师们站在会堂出口送光盘。在我获得的光盘里，有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也有刘有生主讲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
二、有神疾病观的荒谬
综观刘有生善“家庭伦理道德与疾病的关系”，结合陈大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华《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可以看出有神疾病观的错误与荒谬。
第一，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行善，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听众和信众的拥趸，是刘有生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2009年6 月27 日，深圳宣讲传统文化某会堂，听众以中老年人、妇女为主，有少数佛教徒。2013年5 月17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听众构成与深圳相似。这是科学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群体，讲者打着传统道德招牌抛出的各种言论，易被他们照单全收，或不好意思反对，或者无法分辨。刘有生行善，乃是采用了错误的材料，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方法都是错误的。“病由心生”的观点，确实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但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今天，科学的疾病观早已深入人心并造福人类，刘有生等没有机会深刻领会以科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只能是一派胡言。
第二，利用宗教、迷信、伪科学和虚假数字推销的疾病观点，缺乏起码的诚信。信即真实，是起码的道德准则。不信而宣扬道德，必定虚假，是不道德的。说刘有生利用宗教和迷信讲病，无须另拿证据。他的所有录音录象都是证据。他自己也不讳言他的宗教思想，言必称佛教儒教道教。虽因文化水平低，无法深刻阐述教义。在这一点上，陈大惠就强多了。传媒已经有人把陈大惠与净空法师做比较了。刘有生和他的宗师王凤仪文化水平都低，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专门学佛，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比较乱，是老实人的德行、农民的朴实、信徒的愚昧和偏执者胡思乱想的集合体。刘有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心肝肺脾肾五脏、恨怨恼怒烦五情一一对应来说病，俨然讲究因果逻辑；以实例说明观点，俨然知道科学实证；善于使用数字说明问题，俨然追求严密论证。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所谓对应，完全是唯心的臆造；他的所谓实例，仅仅是情节上的真实――确实有那样一些人被他折腾、有那样一些事被他经历了，而在理性上，则漏洞百出――比如患胃病者经过他的开导认识了错误，结果吐出了肉丝、好了。这样的故事如果也不虚假，那就只能是那些造福于我们的常识出错了。而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他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只能委屈刘善人的实例，他们太不可信了。科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双盲验证可重现，刘有生的“性理疗病”却无法做到。刘有生讲病喜欢用数字，但那些数字很不可信。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母怀胎那天开始说，一到忌奶那天算，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我利用可能的手段检索这个数字的来源，结果除了刘有生，没有别的来源。即使是这个数字是通过某种假设计算出来的，其中的血是指血液和乳汁等，那么，“每一个人都得吸我们母亲的血1407斤”还是一个错误的表述。他违反了最基本的个体差异性问题。
第三，以弘扬道德之名贬斥和侮辱患者，行大不善。刘有生说：“肺病（阴金性人），是恼人得来的。什么叫恼？嫉妒人、记仇，什么事他都记在心里。气喘、咳嗽、吐血，肺炎、肺结核。子女如果不孝双亲，最容易得肺病。晚辈和父母生气也会伤肺。我们到医院去看看那些病人，唉！这些人太可怜了！”刘有生说这些人可怜，是嘲他们咎由自取、责他们何必当初。病人是弱势者，经刘有生斥责，在身体负病的同时，又加道德负罪。刘有生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有个例子。他说：他见过一个五岁的小孩得了肝癌，“左边的肝上有玻璃球大的肿瘤，右边肝上有米粒那么大的一层，孩子现在已经不能起床了。”孩子的母亲找刘有生，刘以他的“性理致病”理论，认为孩子的病在十二岁前是妈妈带来的，问题出在妈妈身上，妈妈的问题就是跟别人生了气。陈大惠也有这样的观点，在《结石是怎样得的》中，把葛建立的孩子14年没断过药，看做是做妈妈生气上火发脾气造成的。因为你坐月子的时候生气，孩子吃的就是毒奶。刘有生给肝癌孩子的治疗方法是，“面对现实，当面跟这个人认不是，或许这孩子还有一线希望。”结果这个妈妈就去跟公公认了错。儿媳妇向公公认错是好事，但这个与小孩子疾病八竿子打不着。幸亏这个妈妈有一点这样的道德事情回忆和悔改，如果没有呢？要一个妈妈为孩子的疾病担责本身就很荒唐，如果这个妈妈真没有什么值得悔改的，岂不要让妈妈搜索枯肠而耽误治疗机会，或者不治而后要妈妈负一生的道德债！刘有生的理论来自王凤仪。王凤仪说：“什么性，就得什么病”，“怒气伤肝、头迷眼花、两臂麻木、胸膈不舒、耳鸣牙痛、偏瘫中风……恨人伤心、心热心跳、失眠癫狂、暗哑疔疮。”刘有生说：“病的种类很多。比如：有生理上来的、有心理上来的、有性理上来的、有天然上来的、有运数上来的、有因果上来的、有冤孽上来的、还有德性上来的，等等种类不一。但是总的来说，病是由什么生的呢？病是由心、由性而生。”陈大惠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胆结石是怎么得的？怨恨。”在武汉弘文尚德公益大讲坛上，陈大惠设了很大一个悬念：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江本胜“水结晶”的伪科学结论来证明，人道德修养不好，就要得病，因为水是有情感的，而人的血液主要成分是水。人心坏了，血就坏。人性扭曲了，血扭曲了，变成了血块，变成肿瘤、变成癌症、变成石头。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陈大惠还不惜污辱他人，说陈晓旭之所以罹病不治，是因为她心术不好，在央视圈子里销酒。因为在“性理致病”者看来，酒就是毒药。陈晓旭死了，她无可辩白。但另一个癌症病人张华却在陈大惠的主持下在全国反省、忏悔，籍真人真事的演讲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虚假结论：善恶有报，只有传统文化才能救人于水火。张华的演讲是真心的，也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她当然应该感谢传统文化使它认识了自己的过错。但这并不等于所谓陈大惠借题发挥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也许那些真诚接受教育的群众至今还不清楚，现代医术和传统文化，究竟是谁能救我们的命。科学和文化本是不同层次的命题，科学的问题归科学，文化的问题归文化，他们有交叉、有重合，但有区别。一个科学昌明的社会需要人文的关怀，但如果为了传播人文而贬低科学，或者人文越俎为科学代庖，其后果将是严重的。传统文化不是灵丹妙药，更不是普适的。如果传统文化真要靠诋毁科学、藐视其他文化来弘扬自己，那他就真的气数将尽了。 现代科学虽然没有完全攻克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但科学一直在努力。但像刘有生陈大惠这样的传统文化宣扬者不但没有能力用科学解释疾病、救病人于水火，反而以真理在握的高傲姿态歧视患者，给病人戴上道德的枷锁。张华听信传统文化宣传者，在四十度高烧的情况下忏悔、磕头、为父母洗脚，这是对传统文化对病人的残害。虽然张华也感谢医院和医生，但演讲的主题却是：医院救不了的人，传统文化救了。传统文化对张华的残害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痊愈了，仍有陈大惠在说张华从此不能生育，继续在病人伤口上撒盐，俘虏张华按照他们的观点从事传统文化传播。这种对身心俱损的病人的继续鞭笞、麻醉和利用，乏善可陈！
第四，用“性理疗病”理论误病误人，形善实恶。上面提到的五岁小孩，由于他妈妈的赎罪，肝癌居然不治而愈了。由于妈妈高娟三次给公公认错，很快孩子就能起床了。十三天后孩子又蹦又跳的能玩了。刘有生说：“我就让她再去给孩子做个检查。到了海城检查，大夫就问她吃了什么药，好的这么快。又去沈阳军大医院，医生也很奇怪怎么会好的这么快。我听后也有点不踏实，因为癌症不是那么容易好的。二○○四年，我让她再去做检查，这一次，肝上面玻璃球大的肿瘤全部消失了。” 刘有生讲病报告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的暗示和诱导是明确的：得病无需现代医术的治疗，只需他的“性理疗病”。而所谓的“性理疗病”，就是得病――找性理原因――悔过改正――痊愈的过程，所谓痊愈，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治而愈，或者就是昏死过去、或者大吐七天。这和我们惯常所见的巫婆术法。何其相似乃尔。
刘有生理论误病误人的实例，尚待正直的人们发现和检举。但即使没有实例，也不妨碍我们做基本的理论分析。如果患者有病不采取科学的方法救治，而是一味息怒悔过行孝，在恨怨恼怒烦五性上找原因，一旦贻误治疗的机会，就会危害病人。如果信众都这样做，就会危害社会。刘有生性理疗病就是宣扬有病不吃药，和法轮功的邪说异曲同工。专事道德教育的吕明晰也有类似观点。吕明晰宣称自己曾经有严重的胃病，后来一个高人指点，用吞唾液的办法治好了胃病，并从此不病，17年没有吃过药。刘有生更是了得，他在广西中医学院讲病时说，我二十五岁懂得了这个道理，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四十年来，我没打过一次针，也没吃过一副药。刘有生在这里宣扬的不仅是有病不吃药，而且还暗喻自己是个道德高人。正因为德高，才长时间不用吃药。自我抬高道德地位的目的，是让听众信仰他。这种道德自诩，在理论上是道德低劣的体现，在实际上将造成更多信仰者误入歧途，贻害无穷。把传统道德放在现代医学的对立面，误导人们“性理疗病”，形式上是弘扬道德，实际上是用歪理邪说误人，不善反恶。
三、传统文化宣教呼唤无神论在位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宗教、迷信和错误的疾病观本是水乳交融的。不管是有神论的故意搭售，还是无力剥离，都与一个事实联系着，那就是无神论的缺位。
无神论的缺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学科局限。无神论是与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因果关系显示出无神论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当有神论销售腐朽文化端倪未现，无神论的批判就无的放矢。所以，针对有神论在传统文化宣教中传教传邪传错，无神论的滞后是当然的。就学科局限而言，我们的无神论学科是在有神论泛滥的年代草创，以遏制和打击现实的有神论为主要目的，既没有深厚的学术传承，也没有足够的人才准备，更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由此造成一个学科兴旺所必须的人财物的多方不足，造成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缺位。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八大提出的任务，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辩识优秀与腐朽，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科学的方法。无神论思想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传统文化宣教不能缺少无神论的内容；无神论以批判有神论为己任，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思想，无神论理应迅速出击；无神论思想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在传统文化宣教中，应该主动作为。
第一，要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芜杂的体系。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就是它的道德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零散存在于宗教、迷信和各种思想意识中。虽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传统道德被主要归纳在主流意识形态――如儒家学说――之内，一旦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被新的意识形态取代，重拾传统文化就存在一个甄别归纳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辨识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工作只有无神论能够完成。无神论要甄别传统文化，就要建立传统文化的无神论话语体系。勿须讳言，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建立在有神论话语体系里。如讲善性就讲六道轮回，讲孝道就讲因果报应，讲和谐就讲阴阳五行，讲仁爱就讲先天缘分。如何在传统文化继承中既留精又祛魅，是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弘扬孔孟思想为主线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孔孟思想及后来发展的儒家思想包含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兼收别样文化的优秀部分、拾遗补缺就比较容易。孔孟思想在主题上很少宗教、迷信，不语怪力乱神，与无神论思想基本一致。不管是以孔孟思想为纲兼收别样，还是以无神论思想为纲重拾传统文化，都必须建立无神论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即以无神论的世界观选择、诠释、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
第二，无神论话语下的传统文化必须宣教在位。不论是争取目前活跃的传统文化讲坛的一席之地，还是自行组建传统文化讲坛，在传统文化宣教中，无神论都要在位。无神论缺位，传统文化讲坛就会出现宗教迷信超常发展的畸形生态；无神论缺位，受众就会在受益的同时受害；无神论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健全。但是，无神论在位困难重重。这个困难是人财物全方位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神论具有义务宣教的传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他们的宗教事业贡献终身，无神论缺少这样的传统；有神论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尤其能够选择性吸引那些有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进入他们的体系，为他们的事业出资出力，无神论由于理性的方法论基础，没有自己的信仰经济，囊中羞涩。无神论至今没有拥有切实可行的话语渠道，没有自己的道场。我们应该以建设无神论道场为主题，确定无神论宣教路径、网罗人才、建立可靠人脉和支持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宣教中的无神论在位。 第三，要重视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批判，就是一种最基本最简单易行的无神论在位。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天然敌人，对于有神论的批判，是信仰什么主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无需腼腆和羞涩。在批判中，应注意克服以下错误思想。一是认为有神论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是很多批判者不敢下手的原因。我们批判的，不是有神论传播传统文化的善意，也不是他们传播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我们的批判恰恰是为了他们传播得更好。这是与人为善的体现。有神论是最讲究善行善念和善报的，他们会欢迎我们的批评。二是认为群众欢迎这样的宣教。这个问题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群众欢迎的，是他们理论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而不是各种虚假的用来恐吓、谴责和侮辱他们的部分。即使群众中有思想意识完全认同的信仰群体或信徒，那也不妨碍我们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信仰是自由的，批评信仰也是自由的。更何况，我们的传统文化宣教并非面向信教群众和有神论者，而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我们肯定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同时指出那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给他们道德教育的同时，给他们以科学精神，他们就加倍受益。三是认为接受能力不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在位妨碍传统文化宣教的效果。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神论这个错误的世界观能够作得不错的工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会做得更好。传统道德是一个庞大杂芜的体系，但主要成分是道德的，主要目的是励志的，主要途径是灌输的，有神论能够曲解以灌输，无神论就更能够正解以传授。更何况，有神论由于方法论的天然缺陷，他们往往会露出马脚不能自圆其说，无神论以科学为依据，善于吸取一些优秀文化的营养、掌握真实可靠的方法，能够更好地阐释、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宣教热潮中，各种思想意识的人们在行动，有神论的传统文化宣教更搅得风生水起，这从他们对错误的疾病观的宣教可见一斑。无神论在传统文化宣教中暂时性缺位的现象是有原因的，但是必须改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有自身的学理优势和天然的制度优势，在传统文化宣教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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