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教育投资结构的优化
大规模地生产、流转与应用信息数据的新经济时代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知识创新与决策模式的迅速改进，为精确地认知与测算投资成效打下了坚实基础。“大数据活动严重影响了教育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仅通过集成运作实现物化教育基础设施的广域共享，体量巨大、形式多样且速率超群的海量数据挖掘技术更是高效调整教育经费与人才资源具体流向的重要利器，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优化我国的教育投资结构，推动教育机制的集约化与科学化进程。
我国教育投资结构的现状剖析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涵盖投入教育活动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证一定比例的教育投资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教育投资结构由两大主要支架构成，即教育经费来源的构成与不同来源经费在教育成本中的比例关系。我国长期坚持优先发展教育、高度重视持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的基本政策措施，“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济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性标准”（崔清新等，2013），可见目前我国的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不足以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此情况下，不仅需要从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合理安排使用经费及加强经费管理等多方面增强教育投入的实效性，更有必要明确认识到建立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是解决教育扩张中经费增长缓慢与质量提高需求上升之间矛盾的体制保证。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结构主要存在如下弊端：
（一）投资渠道狭窄
随着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教育投资结构逐步转向以国家财政预算拨付给教育部门为主，收取受教育者学杂费、开设校办企业并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承担一定经费为辅的多渠道投资方式。但兼具生产性与消费性的教育投资是不受利率波动影响的预期广生收益，周期过长且效益间接（受教育者将知识转化为物质生产力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过高的成本限制了社会各界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导致目前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仅为政府机构与受教育者。
虽然近几年来政府机构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及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等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质上已取得较好成效），但财政性投资的增长幅度难以跟上整个社会的教育需求，不断提高的教育收费与日益恶化的就业形势直接影响了受教育者所在家庭对投资收益率的实际预期，极大程度地抑制了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家庭投资是家庭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家庭资本（包括货币和精神两方面）是有限的，为了实现有限资本收益最大化，家庭在投资前必须对于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以及投资结构等做出理性选择”（张屈征等，2001）。新世纪以来，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变化使得家庭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逐渐趋低，“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胡咏梅等，2013），较低的教育投资边际效应摧毁了家庭投资热情。
（二）投资结构不平衡
我国“教育投资增长缓慢且结构不合理”，结构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级教育形式之间投资分配的不平衡性。虽然我国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均面临着投资严重不足的严峻形势，但整体投资“偏重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经费薄弱”，严重影响教育结构的有序协调。二是同一教育程度内部的不平衡。例如，我国城镇地区与广大农村对于初中等教育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差距显著。“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较低投入，更加剧了农村教师工资拖欠、教学环境恶化和教学设备的严重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农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以及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推广”（钱秀菊等，2008）。又如，很多高等院校不仅科研经费少且学科间不平衡。各级政府从不同高等院校的综合实力与经济发展作用等出发拨予经费，使得教育经费更多地向重点院校与重点专业集中，其他普通院校与专业获得的经费往往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需要。再如，我国各地区的层级式经济状况导致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普遍倾向于前往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就业，导致某些省份对省属高校的教育投入经由毕业生的就业活动无偿转移到发达地区，在节约生源流入省大量人才培养的财政开支的同时，无法补偿生源流出省的高额成本，客观上严重打击了这些省份的教育投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推进。
（三）投资成本不断攀升
“教育投资是效益产生在未来而成本发生在目前的一种投资行为。只有当预期的未来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愿意投资”（冯梅等，2004）。随着整个社会对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基础性物理教育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上涨，“教育成本在不断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物力资本的资源总成本增长的速度或者其增长速度高于物价水平增长的速度。”某地区调查显示，“45%的市民最担忧教育成本上升”（程丽娜等，2012）。事实上，教育投资与教育成本存在关联性。过高的教育成本严重打击了教育活动各方参与者的投资热情，“上大学到底值不值”的热议中“不供女儿上大学”、“读书无用论”与“上大学不如投资房地产”等论调对多元化高素质人才的高效培养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
大数据技术对教育投资结构的冲击
“教育活动的本质是知识传递”，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持续投入旨在实现科学知识的全方位有效传递，通过营建丰盈思想的全新教育结构确保每个主体都能享有平等的求学机会并完成高层次的社会流动。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的准确记录与分类、严格统计与分析等高新手段的广泛运用极大地缩短了信息筛选时间、提高分析精度并加快结果展示速度，前所未有地深化了人们对于广域数据的理解，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投资成效分析模式，更大幅度地增加了诸多行业的投资收益，尤其是以智慧成果代际传递为核心特征的教育投资的广生收益。 （一）量化教育投资决策的指标体系
信息爆炸时代个性化剖析海量数据的新型模式创造了准确定位与逐条跟踪、记录与分析个人数据流转的先例，使得数据测算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个体，不仅可以从宏观上诠释整体教育状况，亦可以从微观上剖析个别学生与具体课堂的状况。通过全面系统的收集、存储、统计、检验及设计查证渗透到教育领域的诸多数据，挖掘各投资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重新构建全方位的教育评价制度并革新教学思维，在教育投入总额有限的情况下，借助投资预测性判断推进教育投资结构达致最优效益的组合。即建立进行教育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一系列基本指标，包括主体结构、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三个层面中各主要因素的影响指标，尤其是建立判定教育经费合理分配与使用的指标体系。依据能够充分反映我国主要地区不同的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特别是地区间差异的海量详实数据及其准确分析，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并充分考虑全国教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
（二）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处理能力迅速提升，教育投资的相关数据集聚呈现出爆炸性增长态势。通过广泛应用各类数据分析工具，深入剖析海量数据的交互关系，不断创造出大量优化教育投资的数据场集。在我国教育投资渠道与经费因缺少市场化运作而有较大缺口的情境下，教育投资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大数据互动共享机制降低了重复建设基础性教学设施与培养大批青年教师与其他工勤人员的高额成本。长期以来，“对于学生，我们知道得太少”是影响教育投资效益的最大因素。新型的海量投资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有能力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真实的微观表现，能够实现全方位的个体化教育，大幅度地提高教育投资的实际成效。
新经济时代优化教育投资结构的绿色途径
（一）低成本建立广域的互链平台
“大数据储存和处理技术可以给移动学习带来不同层次的益处”（吴传坤，2013），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资成本（初等教育迄今尚不具备实现整体化海量储流的客观条件）。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与城镇中学已建立起电算化教学系统，在众多学习管理系统中存储着海量学生信息、教学过程数据与有关课业的其他资料。“加强多个来源的数据库整合”，基于大数据储流状况分析，构建本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互链平台，不仅将改变粗放型教育仅重视纵向数量增长的传统恶习，实现“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教育改革目标，亦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创新能力，较好地衔接人才培养进程与市场需求。
（二）增加特定教育程度的资本投入
“我国各行各业的有序发展需要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教育投资应当向初等、中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倾斜。但实际情况是，近年来国家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流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限制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展，致使初、中、高三级教育中的比例失调。”大数据时代发展迅猛的海量信息挖掘与应用技术的大规模采信在提高高等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质量的同时，亦大幅度地降低了教育投资成本。在财政投入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很多教育投资份额可以依法转向一些急需的特定的教育程度，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初等教育与就业市场庞大的职业技术教育等，合理配置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各种类型的教育差距，实现不同层级的教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当代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最优化。
（三）加强管理监督与绩效评价
大数据挖掘技术在实现教育投入的精细化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相关海量数据收集、储流与信息化处理的科学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经费使用管理的全程监督与全面客观的绩效评价，充分发挥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有效地防止本领域的非法投资与违规牟利，公平、公正、公开地和谐推动我国教育投资结构的最优化进程。
大数据储流与挖掘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共享，大幅度地降低了诸多不同教育程度的投资成本，有利于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最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教育产业绿色有序发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多元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