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
一、高校“文化育人”范式转型的深度时代表征高校“文化育人”紧随时代的变迁，不同的时代特征必将对“文化育人”的范式产生影响甚至推进其转型。因此，我们在考察高校“文化育人”这一理论话题时，有必要对当下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考察。随着博客、微博、微信、BBS等网络社区的流行和普及，我们悄然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对于什么是“自媒体”， 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两人曾提出过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 ’（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1]其实，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就在其名著《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即认为“媒介”的变革将意味着一场讯息传播的革命。无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在而且必将引起一轮新的“讯息革命”，这场“革命”的冲击波将波及文化传播领域，对传统的“文化育人”范式势必会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推进其发生转型。“低门槛的大进军”、“逃避监管的网络道德”以及“草根话语的流行”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一）低门槛的大进军
相对于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纸）的“高标准”、“严要求”、“专业化”特征而言，“自媒体”时代则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即表现为“低门槛”、“零要求”、“平民化”的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详见表1。[2]
中国网民数量的持续增加正预示着一个“大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喻国明教授把这一景象形象地比喻成“全民DIY”（Do It Yourself）。和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具有更多的“诱人”之处，它把传统媒体的受众变成了“信息发布者”，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布”的范式转变，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热情。“低门槛”、“零要求”、“平民化”使“自媒体”迅速演变成一场众多网民参与的“大进军”，而当代大学生则成为这一趋势的“主力军”。当代大学生因其独特的群体地位、空间环境使其在“自媒体”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无疑更容易接触和进入“自媒体”平台，并毫无疑问的成为 “自媒体”发展的“推波助流”者。这种“低门槛”的大进军，成为了自媒体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对大学生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冲击波及到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传统的高校“文化育人”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推动其转型。
（二）逃避监管的网络道德
“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媒介“把关人”的职能在“自媒体”时代已经被消解得支离破碎，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它就像一个“道德的漏斗”，经过“把关人”的处理，违反社会道德的“垃圾信息”基本会被排除。然而，“自媒体”的开放性以及相对的“个体化”特征，使网络监管很难发挥效力。于是，没有经过“漏斗”过滤的大量冗杂的其中不乏包括违反社会公德的一些负面信息也“鱼龙混杂”地出现在各种“自媒体”的平台上。“逃避监管”变成了“自媒体”时代的一种“流行病”，受其侵染，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同时，给大学“文化育人”机制带来新的危机。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压抑的结果”，不受压制地追求快乐的“本我”将会践踏社会文明。“自媒体”时代的开放性及其监管性的缺失为“本我”的放荡不羁孕育了土壤，同时也培植了“道德沦丧”的沃土。于是，被压抑的民众的热情披着“民主”的外衣变成了“匿名发泄”、“集体窥视”的“道德沦丧”。2003年“木子美”在微博上发布《遗情书》，公然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引起轩然大波;“芙蓉姐姐”因上传照片到水木清华论坛而家喻户晓;“凤姐”因其在微博上发布夸张的“征婚广告”而一炮走红;另外，近年来通过“自媒体”平台爆料出来的“兰董姐姐开骂事件”、“伪娘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等像一场场冲击波，一次次把“网络道德”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引起了社会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人们在享受“自媒体”时代带来的饕餮盛宴时，“网络道德”被当作佐料一起被蚕食了。因此，人们不禁要问，缺失监管的自媒体时代能走多远？又将带我们去向何处？ （三）草根话语的流行
“草根话语”的流行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自媒体”时代的“开放性”特征。民众再也不是传统媒介时代的“哑巴”，而变成了一个自我支配的“扬声器”。在“自媒体”时代，“权威话语”的逐渐消解以及“草根话语”的日趋盛行发生了华丽的大变身，“草根话语”日渐取代了“权威话语”的位置，成为“自媒体”时代一种主流的言说方式。但是，“草根≠业余，‘草根’两个字所代表的只是言论来源的非权威性、话语权的民间性，是整个大众参与社会事务意识主动性的提高，这是草根文化一个重要的特征”[3]。“草根话语”的流行，不仅意味着言说方式的转变，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将对传统的以“权威话语”为特征的文化传播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并不可避免的影响到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这样，“草根话语流行”的影响就不仅仅体现在其实现的超越“权威话语”的范式转换上，更重要的是它将推动“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大变革。而问题的关键是，“权威消失”后，“草根话语”能否以及如何成为“文化育人”中的关键因素？“草根话语”介入“文化育人”同样面临着“合法化”问题，在众多的“草根话语”中有无“意见领袖”抑或是众说纷纭的意见综合？“草根话语”的科学性、规范性如何界定？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摆在我们研究“文化育人”范式危机这个课题时必须首先解答的问题。“草根话语的流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其能深度挖掘民众的积极性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伟大进步，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的出现无疑极大消解了“权威话语”的合法化空间，一切都变成了“意见的集合”，其本身也正面临着合法化的消解。
二、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深层危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一次媒介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其直接导致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民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引起了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事实上，在“自媒体”时代， “工具理性”经过乔装打扮之后以一种更加“隐形”的方式潜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育人”的方式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其深刻影响。其一，在“一地碎片”的时代，“文化育人”中潜存着随意粘贴中的“批判意识”危机;其二，逃避压力，“文化育人”中隐藏着道德的“虚无化”危机;其三，权威的消亡，“文化育人”中面临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
（一）一地碎片――随意粘贴中的“批判意识”危机
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文化的传播者，其改变了传统媒介的单项传播的方式，即由“点到面”转向“点对点”。在“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无疑带有更强的“个体”色彩，没有哪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容易促进文化的传播。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当下“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就会发现，这个时代虽与传统媒体时代文化传播的路径有较大不同，但其事实上仍没有摆脱技术时代“工具理性”的窠臼。在“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渗透着更浓的商业气息，“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了“个人生活领域”的每个角落，可谓无孔不入，这种文化传播的氛围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无疑产生重大影响。生活在“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或许应为这个时代喝彩，或许应为这个时代悲伤。值得喝彩的是这个时代更加“自主化”，可以接受更多的新鲜的文化信息;悲伤的是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技术控制”的时代，通过技术传播的“文化信息”深深刻上了“工具理性”的印记。因此，表面上大学生是在利用技术，实质上却越来越受“技术的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变成了依赖机器的“懒汉”，逐渐丧失了“批判”的思维。马尔库塞曾用深邃的目光考察了“技术操控”下的人的生存境况。他认为：“一体化、功能化的语言是一种坚决地反批判、反辩证法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的、行为的合理性吞没了理性的超越性、否定性和对立的要素。”[4]由此，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人们丧失了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逐渐沦为了“单向度的人”。其实，马尔库塞的担忧在“自媒体”时代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在“自媒体”为公众提供的能随意“发声”的通道上，到处布满了开发商、投资商、广告商设置的“玄机”，是一种“技术座架”的悬设，公众却没有或很少意识到，恰恰说明它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潜藏在“自媒体”平台的各个角落。在这个“一地碎片”的年代，当大学生随意粘贴信息并陶醉于“自媒体”平台的“自主性”时，其“批判性意识”正面临着一种被蚕食的深刻危机。
（二）逃避压力――道德的“虚无化”危机
“自媒体”为公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发泄”的“闸门”，进入这个“闸门”之后将是一个别有洞天的“自由”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闸门”后是一个“虚无化”的网络世界，前者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后者则崇尚“自由主义”。这样，为逃避现实的压力，选择潜伏于“虚无世界”并发表“自由言论”似乎日益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支点。随之，虚假的、污秽的、夸张的言论充斥了“自媒体”平台，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网络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人的本性里都有“恶”的一面，“网络道德”问题的涌现是人性的“恶”在“虚无化”的网络中的一种显现。恩格斯曾对人性作出过深刻的解读。他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5]所以，摆脱了“现实世界”中传统道德的束缚，人性中的“恶”通过“自媒体”的“闸门”就可以放荡不羁，“现实社会”不敢企及的话语领域在“虚拟世界”里得到了张扬。事实上，即便在“虚无化”世界中，同样也面临着道德的重要考量。道德本来就是“隐形”的，它隐藏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在“虚无化”的世界即便个体“隐身”，但“心灵”犹在，恶意的“网络话语”即便不“伤身”，也会“伤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存在物。马克思对此曾作出过深刻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6]因此，道德的“虚无化”危机折射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挽救这场危机的良药也只能寄托于人性中的“善”。 （三）“权威”消亡――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
相对于“自媒体”时代草根话语的流行，“权威话语”奏响了日渐消亡的悲歌。然而，随之涌现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草根话语的流行以及随之对“自媒体”平台的垄断，导致了没有“意见领袖”的混乱局面。各种意见你行我素，形成了没有交集的“孤岛”，其结果是在“自媒体”平台上往往会沉淀为各种意见的集合，并最终表现为一堆冗杂的信息符号。因此，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获得信息，而是如何识别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体要依据自己喜好和价值观来选择信息难度加大，难免产生‘无助感’，受众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在哪里看，容易陷入信息的选择困惑中。所以说，自媒体过于丰富的信息反而使其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对于自媒体自身而言，海量信息让其成为垃圾信息、虚假信息的收容站;对于受众而言，容易陷入信息海洋中不可自拔，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同时也容易被网上意见牵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7]伴随这种尴尬的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即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对于“自媒体”而言，不经把关把包含大量商业性、欺诈性、虚假性的信息放在网络上扩散，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无益于文化传播环境的净化;对于草根阶层而言，随意把不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成熟的观点、意见放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信息垃圾”，同时也遭到来自权威阶层甚至是本阶层的普遍质疑。这样，“自媒体”时代欠缺的不是“草根话语”，反而是如何对其评价，对其“去粗取精”、“去伪求真”的“权威话语”。其实，“权威”和“草根”本就是一对“异性兄弟”，彼此相连，“权威”离开了“草根”就可能变成“霸权”，“草根”离开了“权威”则可能变成“杂乱”。“权威话语”的消解和“草根话语”的流行是同一个过程，当“草根话语”面临信任危机之时，也就为新的“权威话语”留下了言说的空间。
三、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一场深刻的“文化传播”变革，受其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由此，高校的传统“文化育人”范式也遭遇了深刻危机，面临着历史的重建。在“自媒体”时代，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要着重塑造三种精神：保持批判意识、辨别真伪的科学精神;严守道德律令的人文精神;博学专业以正视听的话语精神。
（一）科学精神――批判意识的重塑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受这场冲击波的影响，传统高等教育的“文化育人”方式也发生了连锁效应，其路径发生了深刻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批判意识的重塑，并以此推动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转型？其一，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反思性”思维的训练。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精神仍没有逃脱被“物化”的窠臼，思维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因此，高校“文化育人”有必要而且必须重视大学生的“反思性”教育，并以此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其二，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合目的性”关照。在“自媒体”时代，大学“文化育人”仍然面临着深层危机（即仍然无法摆脱“技术的操控”，抑或是“工具理性”在新时代延伸的“异化” 危机），这种危机在诸如“自媒体”的各种平台中变得越来越和大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甚至是无孔不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潜存于他们的周遭。高校“文化育人”要摆脱“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合目的性”去关照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境遇，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三，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表面上看“自媒体”时代多元文化的传播看似更有利于释放“主体性”，而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大繁荣背后是“数字操控”的时代，我们重新变成了“洞穴中的人”（一个由机器操控的人），“主体性”不是复归而是走向了“消亡”。 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人类精神的功能作出过经典评述，他们认为：“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于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神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8]因此，高校“文化育人”要引导大学生回到一种人的“自然本真”状态，一种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境遇，即重拾被技术“绑架”了的批判意识，在纷繁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回归“主体性”。
（二）人文精神――道德意识的回归
“自媒体”时代的“虚无化”释放了人性中“恶”的种子，酿成了严重的“网络道德”问题，这是高校“文化育人”范式重建中必须正视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回归？其一，高校“文化育人”要塑造道德的“闸门”。自媒体的“虚无化”摧毁了传统时代的道德“闸门”，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其中无疑包括违反道德底线的思想）在没有“过滤”的情况下出现在“自媒体”平台，对大学生的道德观造成了极大冲击。高校“文化育人”有必要而且必须塑造道德的“闸门”，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其二，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善念”的培养。道德教育一直是“文化育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的就在于“扬善抑恶”，这也构成了不同时代“文化育人”的共同主题。不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自媒体时代，变化的是文化传播的形式，而不变的是道德育人的终极目的。康德认为道德教育才是教育核心和灵魂，“一个人可能身体训练极佳，心智教化亦好，然而如缺乏道德的陶冶，他仍是一个坏人”[9]。其三，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对“恶念”的抑制。康德的教育思想无疑为开解当下中国“网络道德”问题提供一种哲学解读，其实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无化”的网络世界，一个受过道德陶冶的人更能抑制“恶”念，发扬“善”念。从根本上讲，当下中国的“网络道德”危机事实上是教育危机的一种真实写照，因为即便是“虚无化”的人也是教育的产物。“人性”就像一颗种子，其内在潜在着孕育“善”、“恶”的胚胎，“文化育人”的功能就在于能培植 “善”的萌芽，遏制“恶”的萌芽。因此，“人类必须接受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一方面约束自己的非人性成分，防止人性蜕化为动物性;另一方面发展人‘向善’的潜在倾向和能力，从而形成善良意志”[10]。 （三）话语精神――权威意识的复苏
在“自媒体”时代“草根话语”面临着深刻的话语危机，重塑权威话语并以此整合各种杂多的意见，树立话语新风的标杆显得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权威意识的复苏？其一，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塑造大学生核心专业能力素养。大学生要以“深刻性”、“专业性”的“专家话语”去消解以“无深度性”、“非专业性”为特征的各种“草根化”的话语，积极引导“自媒体”言论的风向标。其二，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权威意识”的灌输。在“自媒体”时代，缺失的并不是“流行话语”，而恰恰是受其影响正在消解的“权威话语”。“由于自媒体事实上的弱管理，自媒体的虚拟化程度比较‘老’的新媒体更甚。这往往使意见的内容和意见的主体分离。我们从自媒体上看到一条意见，意见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但意见来自何方何人经常是搞不清楚的。”[11]正是由于“意见”和“主体”相分离，滋生了“逃避监管”的心理，使许多发声者抛去了“严谨的态度”和“求证的过程”，肆无忌惮地发布所谓的“自由话语”。 因此，塑造大学生的“权威意识”并以此整合各种意见，引导“自媒体”言论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其三，高校“文化育人”要树立话语新风。草根话语打着“自由”的口号充斥在“自媒体”的各个角落，各种“草根话语”犹如一根根平行线，大家并行不悖，很少或者没有话语的“交集”，这样各种话语就变成了“语言孤岛”，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样的话语从发声到结语就像一缕孤烟，留下的仅仅是话语残片或话语垃圾。因此，高校“文化育人”要注重以博学专业净化文化传播环境，以权威话语树立言论新风。
四、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文化育人”既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没有一种经久不变的普遍的“文化育人”的范式，环境的改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学生生活、学习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此相关，“文化育人”的范式也必将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可以说，“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大变革，但是技术时代的 “工具理性”的本质并没有终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这次传播革命中无疑再次充当了“被异化”的角色。因此，这个时代和以前任何时代一样仍然面临着一个“教化育人”，即培养人的批判意识、人文情怀，孕育和发展人的潜力的艰巨历史使命，就像康德所言，“人有许多种子不能发展。我们的责任便是设法使这些种子生长，平均的发展他的各种自然禀赋，无过无不及，使之实现其究竟”[12]。这便是高校“文化育人”范式重建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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