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共生论”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
导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发布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反分裂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呈现出混合叠加的状态。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巴西，南非等国）践行结伴体系，并不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内就不存在有关结盟选项的讨论，但新兴大国将结伴作为主导型的政策选择，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为首的守成集团内部，也存在合作主义的和平发展思潮，况且，在美欧之间，美国与其非盟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结伴行为。在共生思维中，世界的解决结局并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一直宣扬的那样，最终以善恶力量的大对决表现出来。共生思维给出的答案是，善恶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义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容忍恶与邪较小的生存空间未必是件坏事。
所以中美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共生的国家社会下，以及中国一直奉行着具有共生思维的结伴战略，中美必将能共存在一个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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