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政治学第二次大辩论引发的中美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6-0108-01
一、国际政治学第二次大辩论
第二次大辩论论战的双方是科学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一般说来是由布尔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古典方法辩护》和卡普兰的《新的大辩论：国际关系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学派》这两篇文章引发。论战的核心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论。科学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以“数据、计量、实证、精确”为特征，不断开拓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广度，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层次分析、体系分析等应运而生。
此次论战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是“双赢”的。两个学派相互补充并加以融会贯通，使两派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得以取得进一步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第二次大辩论的“滞后性”产物，新现实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对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源泉。总之，这场大辩论有助于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历史主义学派和科学主义学派在辩论中实现了“双赢”，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思考：现如今，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博弈能不能实现“双赢”甚至是“共赢”的局面？
二、国际政治学第二次大辩论之延伸――中美博弈能否实现“双赢”？
就现代国际关系来看，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几乎不存在，即便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下，双方剑拔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还是会做出一定的让步，以避免正面、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导致“冷战”升级为“热战”，产生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现如今，多极化趋势愈加明显，在复杂的多极格局中国际关系设计的问题变得愈加棘手，出现最多的还是国家的非零和博弈。在非零和博弈中，参与者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也是一种竞争关系。这是国家部分主权的让渡和利益的共享，更是国家间“共赢”模式的完善。
以中美为例，有人将2014年的中美关系与100年前1914年的英德关系进行对比，然后发现惊人的相似：当时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就好比今天“一超多强”格局下“一超”的美国；美国现在所处的境地同上世纪初的英国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显著成果跟19世纪的德国完成统一后40年的发展情形相雷同；而今天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对美国产生的冲击绝不亚于当时德国的迅速崛起在英国引起的强烈恐慌……而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2012年在亚洲安全峰会上高调宣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针对的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现如今的迅速崛起。
修昔底德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而现今中美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定义为“使冲突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美国的恐惧”，中国迅速崛起，却被美国解读为中国是在对自己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这或许才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不乏大战略家，从华盛顿时期的“孤立主义”到“门罗主义”，从“十四点原则”到“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从“尼克松主义”到“里根主义”，从“单边主义”再到现如今的“亚太再平衡”，无一不说明美国全球范围内的运筹帷幄。奥巴马政府强化美国的亚太安全秩序的同时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海上空间被压缩，周边环境更加恶化。
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中国该怎么应对以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首先，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访美时概括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更大范围内，中国都无意与美国展开竞争，以此来维系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其次，中国还应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积极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将“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惠及沿线各国，使其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最后，中国要发挥地区性大国身份，主动去塑造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本质其实是霸道参与亚太事务，由此造成的亚太地区动荡直接威胁到了中国周边安全，对此，中国要以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姿态，积极平衡美国在亚太的影响，特别是在道义上占领优势，让亚太国家认识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不会带来更加安全和繁荣的地区秩序。
在中美博弈中，无论是美国“亚太再平衡”还是中国的“亲诚惠容”，两国都是基于本国最根本利益来制定的国家战略，鉴于中美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及作为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和世界头号强国，不管是在亚太经济、安全秩序还是在“台湾、南海问题”博弈中，双方虽互有妥协但也各有所得，可以说两国都在最大程度地想要实现双方大国形象和国家利益的“双赢”。以此为基点再去看待中美两国现如今的态势便可做到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