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多维解读
原生态民族电影就是指受到心灵流亡之苦以及精神民族文化压迫的人，扛起摄影机对少数民族身份的非职业演员进行起用，并通过民族的语言对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文化进行展示。截至目前，我国拍摄的原生态电影已经高达30多部，其涉及的少数民族种类也是非常之多，如藏族、苗族、羌族、土家族等。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不仅探讨了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而且还为少数民族对原生态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知识。
一、“他者”对电影真实性的思考
“他者”就是指相对于我们来说所存在的不同群体，也就相当于研究者对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进行全面的挖掘和研究，对区别于自身的文化进行全方面的阐述和展示。而原生态民族电影的他者就是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民族文化不仅绚丽多姿，而且还具有清新、淳朴的气质。[1]艺术需要真善美的相互辩证统一，艺术中缺少善美，就不会有真，所以必须要先具备真，而原生态民族电影就是真实地反映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得电影中更具备善和美。不知从何时起，电影学家们认为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地存在的。他们认为文化就是一场客观的表演，而文化的内涵则是由人类的行为所展示的，其可以通过演员特定的符码、场景、情节等不断地展示自己，详细地阐述文化。匈牙利的著名电影理论先驱巴拉兹在电影诞生之后说过电影的诞生就标志着人类的文化进入了可视的文化，这句话与人类学家的想法是相一致的，自从摄影技术诞生以来，他们就利用便携的设备以及技术对文化进行记录和保存。
同时，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也深信文化是可以经过客观的描述、记录和保存的。但原生态民族电影是真实的记录吗？虽然，原生态民族电影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秩序、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真实的展示，但由于商业电影对本质的虚构以及原生态文化与真实价值的矛盾，使得少数民族电影真正地脱离了真实的轨道。电影毕竟是大众的艺术，其要想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追捧，就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从而使得电影在文化表现的方面缺乏一定的力度，而电影制作者也只能依靠可视的文化符号，如建筑、仪式、服装、场景等对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阐述，更有些电影甚至胡乱地编造少数民族不具备的习俗、仪式等文化，从而使得电影相对肤浅以及标签化，观众错误地了解和认知原生态民族文化。另外，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还是缺乏人类常用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人类对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人类为了获取宝贵的实地资料。通过大量的观察、走访和体验，对村落人民的生活状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英国学科奠基人马琳罗夫斯基曾经说过：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重要的看家本领，不仅是人类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而且也是获取真实资料最根本的途径。人类学大师费拉哈迪为了详细地阐述萨摩亚人的生活，在其部落生活了将近2年的时间，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不期望相关制作人能够像费拉哈迪一样长期地居住和体验，达到他的境界，将原生态民族文化真实地展现出来，但是最起码要像贾樟柯一样，详细地了解和认知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而为观众展示真实的原生态文化，而不是瞎编乱造的。为了拍摄《三峡好人》，将三峡居民淳朴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贾樟柯与他的制作团队在电影拍摄的前期来来回回了6次，对三峡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察，使得电影详细地阐述和展示了三峡地区城市的原生态文化。所以，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制作人必须要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实地体验和追踪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只有具备丰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才能真实而细腻地展示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是要靠少数民族文化的顾问专家，实地考察走马观花，将导致拍摄的电影只是停留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表面上，并没有更深层次地展现出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而无法实现格尔兹所提出的深描。
现如今，人类学家们已经深刻地明白，并不是所有文化的内涵都是可视的，许多文化更深层次的结构依然隐藏在抽象的概念中。在拍摄的过程中即使有最先进的拍摄设备和技术，摄影师在镜头设置的过程中依然受制于电影制作人的选择性和美学观念，更别说艺术方面的处理。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人类学与人类学电影的制作是相互并列的，电影制作是对美学的实践，而人类学则是对学术的实践。因此，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的，人类学电影要想对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进行表达，需要一种观众可以理解的艺术形式展示文化，而人类学则是需要不同的描写策略。在现如今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制作人虽然打着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旗号，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真实的艺术文化进行阐释，该种说法并不是要否认故事片是人类学的电影，而是原生态民族电影艺术的手法在人类学的价值中无法得到很好的阐述。
二、文化的窥探
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就是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仪式化，如婚丧嫁娶、成人之礼、踏歌远行等。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我们的桑嘎》中，电影的片头就是对侗族传统的满月酒进行展示；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滚拉拉的枪》中，就展示了苗族少年的成人仪式以及树葬的仪式，电影主角滚拉拉在陌生的苗家人住宿，告别的时候苗寨姐妹俩为他唱了苗族最为传统的送别歌；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尔玛的婚礼》的片尾展示了羌族的传统婚礼和习俗。[2]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制作人都喜欢大力地宣传和赞扬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俗，并激发观众对少数民族的好奇心，从而满足电影制作人的追求。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借助仪式、语言展示民族的文化是可行的，但是电影制作人必须要借助仪式对原生态少数民族的社会以及文化世界进行揭示。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格尔兹将巴厘人斗鸡的习俗分为了相对应的斗鸡等级制度，详细地阐述了个人情感与集体无意识的辩证关系。 电影制作者要想对民族文化的形态进行详细的了解，制作者就必须要从最直白的民族语言入手，并通过细微的观察和跟踪，详细地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并避开纯粹的主观臆想和误读。所以，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电影的对白、主题曲、插曲、旁白都必须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少数民族本身的语言对其民族的文化本质进行有效的展示，并表达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特质。但是如果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仅仅通过语言层面强调原生态的文化，就很难在美学的艺术上吸引观众，同时如果也只依靠语言的外壳，忽略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展示，并使用单一的情景模式，没有区别不同的区域和故事，也就无法取悦观众。采用民族语言表达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借助仪式展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一样的，都是可取的，最为主要的是电影制作人能否通过语言和仪式真实地展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和内涵。美国人类语言学者曾经利用非语言的交流方式作为电影制作的素材，即眼神、神态、记号、服饰、口音等，著名的音乐学家、民俗学家阿兰?劳迈克斯也通过人类学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在1961年搜集了全国200种人类学的电影，并对少数民族唱歌跳舞、语言等方面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内涵进行暗示。因此，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制作就可以像人类学电影的拍摄一样，借助学术研究来表现民族的语言方面和能力。
三、身份只是途径
现如今，国内许多的原生态民族电影都得到了评论家的强烈批评，而导致该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电影制作人所拍摄的原生态民族电影充满了官方的意识形态，隐藏着汉人的优越感。[3]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导演，如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宁才的《季风中的马》等。这些原生态民族电影真实地展示了民族的文化吗？其实并不是，有时越是熟悉的东西，越难找到突破口。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为了大力地宣传和赞扬本土的文化，对错误的民族形态进行掩护，使得观众无法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在格尔兹人类学的理论中，主位主要是指文化承担者，代表着内部的世界观，而客位则代表着外来的、客观的。对外来的观念和文化进行剖析，其实无论是主位还是客位，电影制作人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摒弃错误的文化观念，就会拍摄出很好的原生态民族电影。
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制作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就不能受到自身身份的限制，而外来的编剧和导演在介入民族文化时，必须要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在中立的立场上观察和揣摩当地居民的文化和习俗。[4]本族电影的制作人精通自己民族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其也精通民族的文化，因此，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电影制作人必须要将自身从本民族的文化中剥离，保持冷静的态度、中立的立场进行创作。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在这一方面就有着很好的实践，拍摄了两部纯粹的藏族电影，成为原生态民族电影中的翘楚。
四、原生态民族电影的价值
原生态民族电影并不是一无是处的，由于其制作的手法和意义，使得原生态民族电影具备其他电影无法比拟的人类学价值，对人类学的研究视野进行了大力度的开阔。首先，随着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徙，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不断地融合，传统、历史的村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也逐渐消失。[5]而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却将不断消失的文化遗迹，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保存。其次，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探讨也提供了便利，规约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并凸显了表现对象的独特生态价值观。在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这部电影中，奶奶捡回了被丢弃的滚拉拉，滚拉拉希望在15岁的成年礼上获得火枪，但由于家庭的贫穷，他只得上山砍柴来卖钱。为了筹集更多的钱，滚拉拉就用独轮车运送更多的柴变卖，却被老叔公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他告诉滚拉拉，柴是不能用推的，只能用挑的，从而杜绝人们的贪婪，对森林进行保护。在这部原生态民族电影中，导演对苗族人的生命观和自然观进行了独特的描述，并展现出苗族人的生态智慧和性格。
原生态民族电影的价值观就是呵护世代栖息的精神家园，并探讨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对少数民族的认同意识进行强化。不同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为探讨民族的交流提供了范本，无论是在藏族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通过光碟爱上了《西游记》，还是在侗族电影《我们的桑嘎》中，主角黄正宇喜欢周杰伦，或者在《季风中的马》这部电影中，由于沙漠吞噬草原，主人公将心爱的大白马送走，最后到城市居住的故事，都是通过不同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少数民族在面对文化冲击时的迷茫和彷徨，一直到最后接受外来的文化。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原生态少数民族电影的制作是对人类学的文化进行阐述，但在制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商业电影本质的限制，无法全面地展示不同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使电影缺乏真实性。因此，在原生态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制作人必须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详细地跟踪和观察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借助仪式和语言全面地展示出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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