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来》看张艺谋艺术电影的回归与创新
在中国电影史上，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历经个性张扬、社会纪实及商业大片的华丽叙事三个时期，[1]表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因早期的艺术片制作而屡获大奖，从而奠定了其在国内外影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自2000年以后，受李安《卧虎藏龙》的影响，张艺谋携《英雄》大举进攻商业电影及国际市场，从而开启了其从艺术片到商业片嬗变的冒险之旅，先后制作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大片，旨在实现其斩获奥斯卡国际大奖的夙愿。
然而，张艺谋10余年的商业片制作，虽然将张氏电影的画面叙事风格及色彩冲击效果演绎到极致，也取得了不错的电影票房。但是，由于其对早期艺术影片叙事风格的迷失，张艺谋在大举进军国际市场的10余年间饱受诟病和质疑。事实上，“自1986年的《红高粱》之后，张艺谋一直就是影视界的焦点人物，每一部作品、每一项举措总能引起媒体轰轰烈烈或褒或贬的评介”[2]，商业电影制作饱受质疑和争论也不足为奇。应该说，按照张艺谋的个性和风格，电影制作的创新和探索招致的褒贬不一，不足以改变其对理想的追求，可关键是，其间的商业大片制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屡次与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擦肩而过。特别是2011年《金陵十三钗》征战奥斯卡的再次失败，给张艺谋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于是，致力商业电影制作多年的张艺谋，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电影创作之路。随后，为了电影创作不再受束缚，张艺谋决然与合作多年的张伟平分道扬镳，从而开启了高调回归艺术电影的旅程。
2014年5月，张艺谋携电影《归来》上演“王者归来”，为全国乃至世界观众奉上了一部回归之作。与乐视影业合作的这部艺术电影，虽然依旧跳脱不了褒贬不一的宿命，但是，相比其近年来的其他作品，《归来》作为艺术片是成功的。据艺恩数据统计，《归来》在院线放映的一个月内，全国总票房达到284亿，从而创下了国产艺术电影票房新纪录，堪称张艺谋高调回归艺术片的标志性作品。总的看来，电影《归来》既蕴涵了张艺谋早期艺术电影的社会纪实风格，又蕴涵了其商业片制作的经验，很好地体现出艺术性与商业性相得益彰的效果。
一、张艺谋从文学到电影的坚持和执著
纵观张艺谋早期的艺术影片，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绝大多数源自于中国当代小说的改编。也可以说，“张艺谋在电影银幕上书写的神话，是建立在高度倚赖于文学创作的基础之上的”[3]。张艺谋也一直认为，第五代电影的辉煌应归功于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反复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不能离开文学这根拐杖……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4]。因此，张艺谋在艺术电影的道路上，始终执著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坚持从中国优秀的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
此次，张艺谋高调回归之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文革”题材的小说《陆犯焉识》，同样暗合了其不能离开中国当代文学这根拐杖的说法。当然，张艺谋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历来都是在尊重文本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文本的基调和题材限制，重在彰显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见解和创新。对于导演来讲，再好的文学作品终归是他人既存的成果，电影若想拍出独立于原作品之外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融入自己的艺术动机和审美追求。正如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所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5]，这也是任何影视人都必须遵循的艺术再造规则。
因此，电影《归来》对于《陆犯焉识》的改编，只是截取了小说最后20页的内容，着重讲述了陆焉识回家后对于家庭的修复和建构。显然，电影《归来》对于原著小说的改编力度是较大的，张艺谋既有效地从小说中汲取营养及素材，同时又绕开小说直面“文革时代”的批判视角，采用淡化创伤、强调重建的方式表现“后文革时代”的故事和话题，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动机。事实证明，电影《归来》对于原著小说的改编是成功的，既尊重了原著的基调及作者的艺术动机，同时又表现出超然小说之外的艺术独立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艺术电影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经典文学的丰沃土壤，同时更离不开导演独特的审美视角。张艺谋在艺术片制作中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其对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倚重，以及电影改编中体现出的影视再造规则，足以引起当下新生代电影人的思考。
二、从直面“文革时代”到
瞄准“后文革时代”的视角转变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展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并不是他们当下影视剧创作的新命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曾创作了一批直面“文革时代”的电影，如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等，曾将中国艺术电影推向了高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史诗。但是，早期影视剧对“文革题材”的表现，曾遭遇到源自政治及体制的苛刻审核，也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折，从而成为第五代导演心中难言的痛。所以，自2000年以后，他们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文革题材”，更少有新视角的探索。
此次，张艺谋再次选择“文革”题材，足以表现其回归艺术片的决心。当然，在把小说《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的过程中，张艺谋还是根据当下社会的实际需要及时代审美诉求，积极尝试了新的叙事视角和表现模式。正如70后专栏作家潘采夫所言，张艺谋选择“文革题材”并不是要与体制死磕，而是精明地绕开了直面“文革时代”，而瞄准了“后文革时代”，着重表现“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疗伤故事”。相对于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直面的批判视角，张艺谋采用了第三方客观冷静的叙述视角，仅仅引导观众去想象和体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遭遇。电影对陆焉识的入狱、越狱、出狱，丹丹的告密、退出芭蕾舞团以及冯琬瑜遭受的折磨等“文革”情节，采用掠过式的弱化表现，甚至连对冯婉瑜造成直接伤害的“方师傅”都少有表现。面对社会及历史问题，电影显然避开了早期艺术片沉重的批判视角，转而选择了搁置的表现方法，淡化集体化的历史及社会责任，而重在表现知识分子回归后的情感修复。 事实上，电影《归来》从“文革时代”到“后文革时代”的视角转变，不仅仅体现在张艺谋在“文革”题材表现上的“精明”，实际上也是对当下观众观影诉求的迎合。毕竟对于新生代的影视人及80后、90后的观众来讲，“文革时代”的故事终究是要慢慢淡去的，他们对于老一代人的“文革情结”也慢慢成了一种“想象”。而对于50后、60后以及70后的观众来讲，经过新时代的“疗养”，曾经的伤痛虽不能忘却，但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回味和愤懑中，总要关注“后文革时代”的家庭、爱情、亲情的修复和延续。
因此，相对于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归来》立足“后文革时代”的表现，重在彰显知识分子对家庭、亲情及爱情的执著和坚守。而且，电影所彰显的“后文革时代”的爱情和亲情故事，既能勾起老一代人的怀旧情结，又能诱发新生代对老辈人生活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在“文革题材”上的视角转变，既彰显了其对“文革”次生灾难的反思，又强调了纯真的爱情和至诚的亲情，更是折中地满足了新老观众的观影诉求，本应收到舆论的赞赏和肯定。
三、必要的商业因素增添了
电影《归来》成功的砝码
张艺谋的成功源自于其对传统文化的演绎，更得益于其对艺术电影的执著和坚守。事实上，在电影界摸爬滚打二三十年的张艺谋，必然明白艺术电影之于他的意义。其实，谈到对艺术电影的回归，张艺谋早在2010年就已经做过一次尝试，那就是以一个纯真质朴的爱情故事为选题而创作的《山楂树之恋》。在这部电影的制作上，张艺谋依照惯例大胆起用新人，极力打造淳朴自然、清新纯洁的风格，最大限度地体现张氏电影的美学特质。如果从艺术性的角度讲，《山楂树之恋》是唯美的，少有商业因素的介入，堪称一部最纯真的艺术电影。但是，《山楂树之恋》公映之后，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映平平，最终，张艺谋这次或有意或无意的回归尝试以失败收场。
究其原因，《山楂树之恋》败北一方面可能源自于选材，电影所表现的纯真质朴的爱情，对于新生代观众来讲几乎就是“虚幻的童话”;而对老一代观众来讲，既没有精准地表现出他们的青春生活，又没能有效地勾起他们的怀旧情愫。而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部艺术电影缺少了必要的商业运作。当下，多数影视剧创作，不管剧本好不好，选取当红影视明星组建强大阵容是首选，影视高科技的采用也逐渐成了卖座的噱头。显然，由于张艺谋过度执著于电影的艺术性，《山楂树之恋》的创作忽视了这些商业因素，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鉴于此，张艺谋再次高调回归，认真吸取了《山楂树之恋》的教训，并大胆尝试艺术片的革新。电影《归来》一方面依托“文革”题材主打怀旧主题，另一方面在艺术片的制作中渗入必要的商业因素，这才有了名利双收的成果。应该说，《归来》的故事显得老套、节奏舒缓，也缺少轰轰烈烈的情节场面。但是，正是电影舒缓的叙事风格、细腻的情感表达，精准地触动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观众的情感，再加上极具时代气息的房舍、街道、服装、歌声等，更是有效地激起了他们的无限怀旧和高度认可。
与《山楂树之恋》相比，张艺谋在《归来》的制作上，还大胆渗入了必要的商业因素。比如在演员的选择上，张艺谋不但拉拢陈道明、巩俐等实力派大牌加盟，同时也将郭涛、闫妮等当红影视明星拉来助阵，围绕一个新星组建起了“众星捧月”的豪华阵容。除此之外，张艺谋此次与乐视影业的合作，还以4K新技术为支撑，极力为观众打造纯正的高清艺术电影，这些都助推了《归来》的成功。很明显，张艺谋在《归来》的创作上是与时俱进的，不但延续了其早期艺术电影的独特风格，而且也吸纳了其制作商业片10余年的经验，合理地利用商业因素为艺术片的成功保驾护航。
四、《归来》是回归，也是张艺谋的又一次探索
在电影史上，第五代电影人被誉为中国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一代，他们曾以新奇的思想和敏锐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一部部经典电影，并在20世纪90年代将中国电影推向国际市场。时隔10余年，电影《归来》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张艺谋，看到了他身上的倔强和个性，看到了他对艺术电影的坚持和不懈探索。当然，我们应该明白，影视艺术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张艺谋回归艺术电影之路，不是要演绎《红高粱》时代的个性张扬，也不可能重现《活着》时代厚重的社会纪实，更不可能一味地抛弃10余年商业大片制作的成功经验，而是要从新的视角实现艺术性和商业性在影视艺术上的高度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归来》不只是张艺谋归来的宣言，更应该是其对艺术电影的又一次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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