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万历年间“国本之争”中言官的政治作用
“国本之争”是指明朝万历年间因册立太子而引起的朝臣和神宗皇帝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君臣斗争。在中国古代社会，册立太子是关系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大计，太子亦别称“国本”，故此次太子册立之争又称“国本之争”。言官，明代又称为科道官，主要由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组成，其位卑而权重。
一、“国本之争”事件概述
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皇后未生嫡子。万历十年宫女出身的恭妃生皇长子朱常洛，十四年深受神宗宠爱的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随即神宗进封其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此举立即在朝臣中引起强烈的争论。根据明朝祖制“立嫡以长”的皇位继承原则，皇长子常洛拥有无可动摇的继承地位，对于恭妃生长子却未得任何加封，神宗偏宠贵妃的行为，使朝臣们纷纷猜测皇帝想“废长立幼”。皇帝企图凭借个人喜恶违背祖制，是恪守正统观念的朝臣们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纷纷上疏要求册立常洛为太子，神宗却百般拖延，多次出尔反尔，双方由此开始了万历年间影响深远的“国本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常洛举行出阁讲学典礼，标志着朝臣取得了“国本之争”的阶段胜利。此后，以言官为代表的朝臣继续上疏催促神宗册立东宫，在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下，神宗在万历二十九年册立常洛为太子。以言官为首的朝臣取得了“国本之争”的完全胜利。
二、“国本之争”中言官的政治作用
“土木之变”后，言官力量迅速发展，并日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加之神宗利用言官清除张居正执政时期政治影响的行为，更使言官势力急剧膨胀，言官成为“国本之争”中与神宗对抗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1、言官在“国本之争”朝臣和皇帝的对抗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言官基本上都是科举进士出身，他们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具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言官虽品位低下，多为七品左右的小官，但权责十分重要，因而在明朝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可以看到言官群体是对抗皇权，维护正统皇位继承原则最坚定、作用最大的政治力量，是“国本之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最重要政治因素。正是在言官的强大舆论攻势下，神宗不得不在争论之初就发谕旨明确表示不可违背长幼之序，早早失去了“废长立幼”的礼法依据，无法名正言顺的否认常洛的继承地位，只能靠拖延册立来寻找机会。在常洛出阁豫教和“三王并封”的斗争中，尽管神宗严厉处罚进谏言官，随之而来的却是言官们毫不妥协的上疏抗争和对首辅王锡爵的弹劾，面对言官们的上疏，神宗只得同意常洛出阁豫教。“国本之争”中，作为斗争主力军的言官，以自身特有的舆论号召力持续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步步打破神宗“废长立幼”的企图，使之不断妥协，最终取得了“国本之争”的完全胜利，成功地维护了皇长子的太子之位。
2、以言官为代表的朝臣在“国本之争”中的胜利，维护了封建正统皇位继承秩序
“立嫡以长”是明太祖制定的皇位继承的基本原则，此制对于保证皇位的平稳过渡，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统治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言官群体坚守正统的皇位继承原则，并始终以传统礼法和祖制为理论武器，不断地向皇帝施加压力，捍卫了“立嫡以长”的祖宗之制，稳定了封建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正常秩序，避免了因神宗个人私心而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和纷争。
“立嫡以长”这一传统祖制对现实皇权的制约是“国本之争”中言官胜利的理论依据。神宗企图“废长立幼”，缺乏基本的礼法依据，将自己放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对立面，因而在“国本之争”中陷于孤立境地。“国本之争”虽持续长达十五年，但长子常洛的继承地位始终未尝动摇。万历十四年神宗发谕旨：“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耶！”①万历十八年神宗再次表明态度：“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②从这些神宗不断发出的谕旨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神宗本人有私心欲“废长立幼”，但他也始终承认常洛的继承权利，承认长幼有序不可违背，只能通过不断拖延来寻求机会。
3、言官在“国本之争”的君臣对抗中制约和规范了皇权，抑制了君主专制的发展
“国本之争”中，言官群体以“立嫡以长”的祖制和传统的长幼尊卑伦理秩序为依据，通过群体性的行动，成功地制止了神宗企图“废长立幼”的荒唐行为，对皇权形成规范和制约。
在此次对抗皇权的斗争中，言官虽因抗争受到专制皇权的严厉打击，但始终没有妥协。“国本之争”开始之初，虽然最早疏请立储的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以及其后大批上疏为姜应麟辩解的言官均遭到贬谪，但在言官群体强大的舆论攻势下，神宗也只能发出谕旨承认长幼有序。最早处罚姜应麟时，神宗为自己辩解“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③此后言官上疏均以“立储自有长幼”为依据，迫使神宗失去在舆论上的主导权。万历二十九年常洛得以被册立为太子，标志着神宗在“国本之争”中的失败，其利用专制皇权变更太子之位的企图宣告破产。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言官群体始终坚守祖宗之法，以不可逾越的传统礼法对现实的皇权进行规谏，约束看似不受限制的皇权，使在专制皇权日益强化的明代中后期，拥有至高权力的神宗也不能完全凭借个人意志肆意妄行。
4、“国本之争”中，言官通过群体性毫不妥协、视死如归的抗争在朝臣中培植了不畏强权的正气
言官的群体行动以及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是言官能在“国本之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长期的“国本之争”中，言官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一致，相互支援，以群体性的行动进行抗争。无论万历十四年的申救姜应麟，还是二十年申救李献可的行动，言官始终以群体力量来对抗皇权的打压，并充分利用舆论来对神宗施加压力，皇帝则因缺乏礼法依据始终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无法对抗言官们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只能不断退让妥协。
在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中，言官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言官们以群体性行动和毫不妥协的持续斗争迫使神宗遵守“立嫡以长”的祖宗之法和传统礼法，成功守护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维护了明朝正统的皇位继承秩序。“国本之争”最后以言官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这对于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保证了明朝统治秩序的稳定，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动乱；另一方面又因君臣间长期的对抗，导致明中后期政治局面陷入更为纷繁复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