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依赖性的幻象:价值客观性的一种解释
在知识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极为不安的气息，它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学科和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令人不安的对立最初是起源于哲学，然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它的用法日益多元化，也许更极端地将事实同样断定为客观的或主观的。当代许多争论仍然是处于这种对立结构中被建构，因此体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最后分析中，对我们而言惟一可行的选择要么是某种形式的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知识、科学、哲学和语言的最终根据确立；要么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会导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
然而，从原本那种对于基础主义的追求看来，这一主张只会让人找到让人哀叹的卑微扶持，所有原本意义上寻求客观基础的理论自信则趋向于分崩瓦解，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相对主义的泥沼。一方面从哲学的进展看来，揭露那些原本以为坚实可靠基础似乎已经取代那些寻求安全完备基础的大胆尝试，后者在方法学意义上的没落早已盖棺定论。突然之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享受众人效忠。另一方面，当思路转向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之时，对于历史研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越来越收到反对者的挑战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经验上是虚假的，而恰恰是因为反对者相信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自我宣称的客观性事实。此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可能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科学观点的起源说明是正确的，那么任何社会科学的说明必然不是客观的。也许某些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只能回到寻求客观性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无奈的结论。因此，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最后都达到了同一种结论：寻求客观性是不可能的。
也许，那些我们曾经渴求的永恒性标准都是自我的幻觉，我们总是被所在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实践所限制，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客观性的追求总是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对于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质疑以及相关批判可能与社会科学同样长久，但是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对于客观性持反对意见的大部分哲学家提出的论点的实质在于他们对于客观性的指责根本不是针对客观性的可能性本身进行批判，而是往往停留在一种道德意义上缺失的担忧。当代真正具有活力的辩论则来自当代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知觉哲学所提供的要点分析。如果在认识论意义上谈论客观性，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在形成会持有一些观点、判断之时，如果对在认识论意义上与真理性或正确性相关的事实适当敏感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做出应有的反应的话，他们就是客观的。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人们在形成观点的过程当中，完全建立在其掌握的材料的基础上，而且对于材料的运用本身并没有被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所诱发任何不适当的歪曲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就是客观的。其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被构建则是具有客观性的。一般情况下，对于“客观”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并不如何严格，例如偏好现象学的哲学家以及社会理论家则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与客体相关”，而不是“与主体相关”。在威廉斯看来，知识必须独立于任何思想和经验，从而以其本来面目而存在。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有时候知识的客体必然会依赖于代表人物的先前的思想和经验，倘若坚持他的这一主张，似乎会摧毁其客观性的可能条件，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思想的客观性是需要依赖于他人的经验或思想。
如果再次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认识结果总是被社会实践和历史所局限的。但是，对于社会事实或社会实践的依赖本身也许并不能否定客观性，也就是说其存在会依赖于社会事实的问题本身也许是客观的。这里当然也可能遭到另一种可能的攻击，其原因同样就在于其对社会事实的依赖性。问题在于假如价值命题可能存在正误，它们的真实价值就要依赖于社会事实，那么规范性就不能是客观的。假设我们试图考察一系列支持规范命题的原因，那么主要存在于对不易理解的概念的解释。所谓的不易理解的概念的掌握却一定意义上必然是依赖于理解和判断的通约性主张，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分享其形式才使其得以可能。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不易理解的概念就要依赖于共享的理解和判断，或者就是依赖于社会事实。
假如上述的依赖关系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就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价值发生的社会依赖性以及通向价值的社会依赖性。但是如果仅仅认为虽然对社会事实的依赖会影响其价值的客观性，无疑只是一种幻象。就像一直在强调的一样，社会依赖性并不会影响客观性本身。也许大多数的质疑主要来自与那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被社会所创造的善的客观性，以及不是由社会创造却依赖于社会实践才能理解的善的客观性。这种质疑所蕴含的逻辑在于：善或价值的存在不管是否依赖于偶然性的社会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而是如果一种善或价值的认知过程需要依靠分享理解和判断才能达成，那么这种善或价值就缺乏客观性。还有一种更有趣的论断在于，如果善或价值是有社会形成或者由社会事实所支持，那么其意义的获得则是取决于人们对其评价的偶然性因素的综合。虽然不可否认这种偶然性因素的综合也许可以通过主体间性来达成，但是其总是与客观性存在一定的隔阂。但是这种质疑仅仅只是一种自我认识的幻觉。善或价值的客观性绝不是因为大家的一致性意见，而是取决于其客观的存在本身。
社会实践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善或价值是由社会创造或是由社会所支撑的，仅此而已，但是确定什么是好的却不同于解释什么使得它正确或者其他。也许可能存在的一个反例就在于地方性或习俗性的善。对于一种习俗而言，什么是善的确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一行为。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存在一种单一性质的习俗性标准，而后其他的部分则严格依据与这种规范性的标准进行对比来确定。也许有些是依据一致性，而有些则是依据偏离性。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善当中，什么是善的确与创造善的社会实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其实，价值固有的可理解性本身也会导致它们稍稍独立于社会实践。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即便所有的善都是社会创造的，也不能说明，解释它们为什么是善的、什么让它们是善的原因取决于对社会实践或社会事实的依赖。
当然也有可能导致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创造的善也根本就不是社会所创造的，而是来自于一种永恒性质的善的实例化。但是这种观点本身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却不具有推广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善是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行为规范所抽象出来的具有一般性质，只有将其存在的具体的历史性因素所完全抽离，而抽象成为一种具有可实例化的普遍价值才有机会得到理解，当然我们绝不是需要预设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绝对价值主体，从而将一些抽象的价值附着于这一主体之上，我们更一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理解的可能性而付出的一种必要尝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