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瓒诗歌艺术风格的成因探析
倪瓒，元末明初人，与黄公望、吴镇、王蒙一起被后人称为“元四家”。但其诗在当时颇负盛名，后画名超越其上，乃至其诗尽为画名所掩，更有甚者其诗全然不为世人知。在倪瓒的著作中，较为著名的是他的《清闷阁全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倪瓒的诗文的评价为“诗文不屑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绳墨”[1]。倪瓒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自身所受的教育，及其性格对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一、特殊的时代背景
元代是一个造就矛盾和创造新意的特殊朝代。汉族知识分子面对外族建立的大统一政权，他们内心深处遭受的打击无疑是巨大和沉痛的。当时元朝的统治者施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且轻视科举取士制度，打破了原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元时兴起的夷夏之辨激化了民族矛盾。这种背景之下，大批文人采取不与元政府合作的态度，其中部分文人甚至不屑于以吏仕进，这种民族意识的作用下，元代大多数文人选择了归隐这条道路。
元代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隐逸方式，并且隐逸良莠不齐。元代隐逸文化的哲学境界可以分为两种，即孔子颜回之乐的境界和庄子之乐的境界，其中第一种境界在元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元代的隐逸文化有隐逸的功利性退减、隐逸的世俗化增强、隐逸与艺术的并行三个特点。元朝晚期的时候政权极为动荡，争夺皇权，阴谋倾轧，以及仇杀这些举动在史书上的记载是不胜枚举的，这一度使得一些文人视仕途为畏途，相对于官宦生活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过安贫乐道的隐居生活，这间接使元代隐逸文化中的功利性有了减退。元代的隐士们不仅仅局限在身体上的隐逸，他们对生活精神上的隐逸追求更是渴望，他们在乡野过着有滋有味的俗世隐逸生活。同时，元代的隐士们立于人与外世的和谐统一，他们寄情于山水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书画的创作中，客观上推动了元代艺术的发展。
二、个人的成长因素
（一）儒、释、道三教的濡染
“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是倪瓒说过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这正好可以用来概括他一生的思想。这与他在《立庵像赞》中所说“逃于禅，游于老，而据于儒”又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以禅为先、为主导的。我们从倪瓒的诗词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具，其中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倪瓒自幼即笃志于儒学，论诗秉承儒家思想，推崇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诗教”，但在他所处的那个动乱艰难的时代，这又只能是他仍然坚持着的一种理想，在实际上是极难实现的。正因为这样，他一方面不放弃儒家“诗教”，赞美有功教化的诗，另一方面又推崇“冲淡萧散”，又习道参禅，但终其一生均坚持儒家思想，没有成为道士或僧人。但是在其思想深处，儒、释、道三家对其个人性格及画风、诗风的影响是巨大的。
倪瓒中年忧伤多病，因此他的思想日渐趋向消极，他既信仰了道教，也信仰了佛教。读他的诗集，看到有很多的诗，都是为和尚道土们写的。如杜真人、元初真士、吕尊师、章炼师、钱羽士等，都是道士；希远首座、礼上人、清上人、简上人等，都是和尚。他同和尚道士们往来很密，研求道学和佛学，这更养成他孤僻狷介的性格，超脱世网逃避现实的思想。“结果他在50岁以后，竟弃家隐遁于太湖之中，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所谓高士”[2]。
（二）“名士”身份的影响
倪瓒自幼家境富裕，其家庭与沈万三、顾德辉等并称之江南首富。良好的家境使他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他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并且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倪瓒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和道家书籍，并且还精于绘画、书法，对于音律方面也颇有造诣。倪瓒诸多方面的才能，后人亦称赞其为 “倪高士”。
倪瓒作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是当时的“名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是元代江南地区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心中有着一腔热血，但却不受重视，内心极度孤独，最后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选择了隐逸山林这条路。倪瓒也有过忧国之心，“忠名”“难收”只能“带愤”“洒泪”。倪瓒心性高傲，不肯从俗，而元朝的制度又不准他一步登天，科举制度的废止基本上断绝了晋阶，他又不愿卑屈做小吏，所以他选择了隐逸终生的生活道路，这必然对倪瓒的诗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遗民心态与思乡情结
倪瓒一生从未入仕元朝，如果将此当作是他高尚民族气节的体现那就错了。元朝灭亡后，新建的明王朝更加不能让倪瓒接收。明朝建立后，倪瓒在明代生活了七年，但是在这七年时间里，他的所有诗画落款无一不是用甲子落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没有一次用到。倪瓒身上这种遗民的心态使他成为了身上充满洒脱气质，内心充满矛盾的画家兼文人，同时他以明哲观望的气对时代气息保持着敏感的态度，也保持着他的那种清高，那种超逸。
倪瓒在30岁以前过的是庄园地主的闲适生活，30岁以后，由于抚养他的嫡兄去世，加上元末社会的动荡，政局变换，改朝换代，迫使倪瓒不得不毁业弃家，隐逸于五湖三泖间，开始其漫游于山水，寄情于书画的生活。通过倪瓒的诗词，我们不难看出其隐逸态度，他曾多次写诗给王蒙，规劝其山林归隐、安贫乐道，不要再混迹于官场。倪瓒逃名与天地之间，宁愿过漂泊的动荡生活，就为争取那人格的真正独立。他要消去世俗的价值观念，抛弃伦理的道德自律，而要达到一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境界，不论是从他的诗词还是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表达的就是真正的隐逸和归隐。
倪瓒诗歌中除了隐逸情结的表达流露外，还充满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比如《风雨》一诗：“风雨萧条歌慨慷，忽思往事已微茫。山人劝酒花间月，秦女筝弹《陌上桑》。 灯影半窗千里梦，泥途一日九回肠。此生传舍无非寓， 谩认他乡是故乡。”[3]在这首诗中，倪瓒将他乡认作自己的故乡，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他的孤寂、超脱之情。 还有他的《江城子?感旧》：“窗前翠影湿芭蕉。雨潇潇。思无聊。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依旧当年行乐地，香径杳，绿苔饶。沈香火底坐吹箫。忆妖娆。想风标。同步芙蓉，花畔赤阑桥。渔唱一声惊梦觉，无觅处，不堪招。”[4]在这首诗中他思念着曾被他遗弃的故乡和世俗生活，在梦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园，重温着往日与家人在花亭廊榭下同步行走和灯下吹箫的那份温馨，那份快乐。然而在现实中的他，却是过着坐听雨打芭蕉叶，渔唱三更晚的隐居生活，或许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无聊寂寞和难奈之情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三、淡淡的入世思想
（一）身形未脱名利场
倪瓒一生交友甚多，有画家，诗人，僧侣，但也不乏政客，就其结交人物中，官场身份的还是比较多的。在清代顾嗣立的《元诗选》中，所选的倪瓒162首倪瓒诗词中，有九十多首诗是赠答诗，几乎占了所选倪瓒诗词的十分之六，由此可见倪瓒一生交往的广泛。而且在他的酬赠对象中，有许多是当时朝廷的官员，这些人中有参谋，有总管也有秘监、外史、佥事等人，对于与这些人的交往倪瓒都乐于写诗相赠可见他还是把政治和政客进行了区分。
曾与多位达官贵人密切交往的倪瓒，在他的《送杭州谢总管》诗中便带有明显的谄媚意味，有时他还乐此不疲。倪瓒73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漫浪之迹胥于江湖之上，时往还苕?，出入城府，遨游?|绅。”[5]这使我们对倪瓒所谓的高士形象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当时倪瓒与这些人的交往并不仅局限于神交，有时丰厚的物质利益也是他们交往的基础。
（二）关心百姓疾苦
倪瓒品性高洁，平时轻财好施，喜欢周人之急，接收他的恩施的人里面有他的老师、邻居、故交，还有许多宦游客死他乡不能归葬故里的人。即便是他买卖田产所得的收入，他也全数相赠与他的知己。同样，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黎庶，倪瓒对他们也是满怀着关爱和同情
之心。
倪瓒十分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在他所写的《素衣》、《苦雨行》等诗中就深刻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同情之情。倪瓒生逢乱世，又值封建王朝更替之际。元末明初之际，他所生活的三吴地区先后经历了：蒙元政权、张士诚政权和大明朝。政权的频繁更替客观上造成了他所生活的三吴地区文人生存环境的恶化。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惩罚曾今支持过张士诚政权的三吴百姓，下令浙江西部地区每亩税额征收田赋额二三石，倪瓒生活、漂泊的苏州、松江地区尤为严重。作为一名诗画家，倪瓒除了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困苦百姓外，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写作诗词，绘画来表达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关心之情。
四、结语
倪瓒诗歌风格在元代后期众多诗歌风格特点中中别具一格。元代中期以来，“元四家”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风，而到元代末年，杨铁崖创铁崖体，诗歌崇尚李贺诗风，一改元中期的诗风。倪瓒则坚持自己的冲淡萧散的诗风，在元代末年独占一尊。张端《云林倪先生墓表》说：“所作诗画，自成一家，潇洒颖脱，若非出于人为者。”[6]在倪瓒身上，体现了儒、道、禅思想的交融，既有超凡出世的道、禅心境，又有儒家真挚仁爱之心。表现在诗画中，则成为萧瑟孤寂的意绪，其底蕴乃是倪瓒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验和忧患感，透露出倪瓒内心深处的入世意识，这或许就是倪瓒所谓的“逸气”。倪瓒的题画诗表现内容丰富，与画作相得益彰。同时代的很多画家寻倪瓒作诗题画，而且倪瓒追求的“逸气”对后代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