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的生存美学
门罗的《逃离》和契诃夫的《新娘》是两部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短篇小说。《逃离》讲述了主人公卡拉因不堪忍受丈夫粗暴的对待而逃离，但最终又苦涩地回到原点的故事。《新娘》则是关于一位即将出嫁的贵族小姐娜佳，在他人的鼓励和内心的召唤下逃离了平庸生活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中心轴都是“逃离”，不同的是卡拉被生活弹回来了，而娜佳却与过去彻底割裂。在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考量中，门罗有一种悲剧意识，女性无法掌握和拯救自己，在生活复杂的缠绕中，她看到了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意欲挣脱但又力不从心的痛苦。而契诃夫则极具批判性，大肆挞伐游手好闲无所追求的平庸生活，急声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对生活进行革命。虽则如此，但在二者的小说中，仍能感受到他们性别差异中的共同情感指向――对女性生存的终极关怀，尽管这种同一性中又分驰着两种态度，但最终会在拥抱人性的冷暖中汇合。
一、生存困境：理性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冲突
“逃离”一直都是作为文学母题被作家们进行异质书写，各种形式的“逃离”总是在面临生存困境的威胁下谋划行动的。当现有的生活秩序在价值欲望的审判下变得扭曲时，逃离就成了人们对现实刺痛的适当回应。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这种困惑源于身处边缘控制而又无法准确地把脉自己的生活。《逃离》的女主人公卡拉，在丈夫的多次伤害下最终爆发，逃离了她曾经迷恋的丈夫，和被现实笞挞地面目全非的生活。在卡拉的婚姻里，丈夫主宰着她的一切，这很符合男权社会里女性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模式。卡拉的自我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被控制的状态，当她每一次发出自我的声音时，都会被男权更大的声音覆盖。因此，卡拉一直是作为被规训的对象而存在，丈夫每一次的权力运作都是对卡拉恶狠狠的踩踏，所以逃离也就势在必行。而在《新娘》中，虽然没有明显的男权操控痕迹，但是社会环境、风俗观念、价值取向无一不渗透着男权思想。主人公娜佳此生的目的就是出嫁，这种观念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比比皆是，娜佳的母亲、祖母等都是那个时代女性生活状态的投射，她们围绕着嫁人、生养孩子来度过一生。男性的私有财产，社会的助产者……这一系列标签式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对自身价值认知的匮乏。男权把女性囚禁在婚姻家庭中，让她们误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从而在日积月累的损耗中磨灭她们的女性意识和行动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卡拉和娜佳都感受到了现有秩序的不合理性，因此觉醒的种子在心中悄然扎根。卡拉的觉醒，一方面是对委顿的生活的反抗，另一方面是理性意识的萌发，两者经纬交织成卡拉的挣扎过程。作为女性，她被剥夺了拥有自我意识的权利，对现有生活秩序感到愤懑后，卡拉的哭诉是觉醒的象征，在本能冲动的驱使和邻居的帮助下她选择逃离，但逃离了现有的婚姻生活后，她又陷入了前途未卜的恐慌和无根的漂泊感中。想要逃离生活的深渊，却发现上岸后又有新的黑暗需要克服，这种悲哀也是众多底层而渺小的女性都面临的困境。
契诃夫《新娘》中的娜佳虽然衣食无匮，但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命运。高高在上的娜佳每天无所事事，只醉心于无聊的贵族社交活动，生来就置身其中的娜佳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罪恶，只是隐约有些质疑的念头。直到好友萨沙对她耳提面命地进行了劝说，她才郑重地对现有生活进行了思考。萨沙唤醒了她的觉醒意识，让她对自己的不安得到了确认和引导，因此一种想要和平庸生活决裂的想法应运而生。最终娜佳践行了她对自身的追求，完成了重建自己人格的转变。虽然她对未来也有担虑，但是面对废墟一样的过去她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奔赴神秘莫测的将来。
在理性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秩序的冲撞中，卡拉一路跌跌撞撞充满挫败感，理性意识的缺席让她没能逃出生活的怪圈。相比娜佳要幸运很多，她能够在认识到现实后迅速地做出反应，听从内心的召唤，因而在突破传统的创造活动中获得了新生。两人的逃离都是对这种生存困境的本能抗争，但一个用理性启蒙撬开了现实生活秩序的罅隙，一个仍在裂缝中艰难地前进。
二、同途殊归：悲剧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碰撞
两位女性都想试图颠覆二元对立的主客体模式，摆脱男权的控制，渴望消解主体性，消解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发现生命的可能性和自由。无论是门罗还是契诃夫，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的监禁模式，卡拉生活在丈夫的监视下，他无视卡拉的人格，戳伤她的心灵，并且限制她的交往自由；而娜佳则被家庭的体制观念规训，将她拴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庸碌的家庭生活中，扼杀了对自身人格的构建。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就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无奈和痛苦。
但是在这种近似于恶的痛苦中，娜佳通过逃离成功地解放了自己，同传统彻底决裂。而卡拉因自身的局限性半途而废，逃离没能让她获得救赎，反而囚禁了自己的真实欲望，限制了生命的可能性。同样的行动，不一样的结果，不仅体现了阶层的差异性，也外化了两位作家异质的人生观。
很显然，门罗的《逃离》中带有命定的宿命感和深沉的悲剧意识。她关注女性的生活细节，更洞烛细节背后的复杂情绪和生活体验。卡拉是一个胆汁质型的人，她未曾理性地思忖过人生，一切行为都是冲动使然。第一次逃离父母是因为厌倦和性迷恋，意欲追求更真实的生活。但婚后才意识到更真实的生活只不过是年轻时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沉重繁琐的婚姻生活逐步还原了丈夫自私冷漠的本质，不堪重负的她选择了第二次逃离，但最终还是在强硬的现实面前折戟。她难以面对逃离衍生而来的恐惧，生活的磨难早已透支了她的精气和意志，弱化了她的自主行动能力。她的生存状态只是一种对绝望的耐受，她的反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目的性，因此注定失败。物质基础惨淡、精神意志松懈、对自我没有认识规划，每一次的离开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逃避生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何况她还行动延宕。所以最后回到当初离开的地方，再一次成为规训的对象也是必然。生活的可抗力和不可抗力在卡拉的逃离中拉扯着她，她没能对生活的质疑进行转化和创造，因而无法重建自身也无法真正实现逃离，只能靠压抑和断绝诱惑来寻求现世安稳。 但娜佳的逃离充满了彻底性，她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充满了惊声尖叫。在萨沙的导引下，她意识到了错误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秩序，以至于人们不能发现这种错误。但生活就意味着善于犯错误以便进步。在外出求学的过程中，她嗅到了身后世界的靡腐之气，看到故乡游手好闲的亲人毫无罪恶感地继续过着令人嗤鄙的生活时，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也确凿了逃离的意义。而这时曾经鼓励她的萨沙则在病中失去了以往的前瞻性，消退了对生活积极追求的矍铄精神，朽败之气同样也在羸弱的萨沙身上泛起，最后撒手人寰。萨沙的死亡给了娜佳更多的力量而非感伤，这种力量源于对平庸生活的恶心，对自身人格构建的希望，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求。逃离唤醒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她拥有了生命的尊严。娜佳的逃离充满了批判意识，她批判自己，批判既定的一切，对自身也有着清楚的认识，信念笃定。而卡拉的逃离则布满了悲哀，她想要挣脱生活的软禁，但又因没有目标而无处可逃。卡拉的生存困境是自己的冲动造成的，而娜佳的生存困境是环境形成的，两人都本能性地选择逃离，但同途殊归，彰显了两位作家对女性生存的关怀和取向。
三、终极关怀：拯救自身
生活中最大的“恶”就是痛苦，源于求不得。无论是卡拉还是娜佳，她们都否定了现有的生活秩序，想要追寻心之所向的新生活。但是卡拉的信念没有娜佳那么强烈，虽然她意识到了自己身处的威胁，但她没有进行关于“自身文化”的思考，缺少明确的指向，所以行动充满了障碍和延宕，乃至后来处境越发艰难。而娜佳的生存态度很坚决，她在厌恶平庸的生活后选择了另一种有意义可循的生活，这从侧面来说是基于她对自身的相应认识，与卡拉的不知所措截然不同。同样是具有救赎的想法，娜佳在思想上的考量比卡拉要清醒得多，因而娜佳思考的对象最终能够得到澄清和确认，而卡拉只能继续浑噩地生活下去。这也就是作为像卡拉一样的女性悲哀的地方，她们对生活意义的迷茫、对自身的认识缺席酿就了这种悲剧形态。
契诃夫和门罗对女性的生存困境的斟酌、拿捏和思考都非常精准深刻，他们将人生中的二元对立困境呈现在人物眼前，虽然一个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悲剧意识，一个充满着强力反抗的批判情绪，但是都践行着生存美学的基本原则，践行着对女性生命权力的捍卫和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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