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初探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42-04
作者简介：叶松（1989-），男，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流文化研究。
一、研究缘起
1.建设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成为时代命题。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频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科技、军事和经济为核心的硬实力的竞争，更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影响等软实力的一种博弈与较量。”[2]我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建国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政治会议是研究政治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主要线索，也是研究国家顶层设计与政治实践的中介。会议政治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当前我国政治会议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三大会议既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基本载体，也是制定和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主渠道，关乎国家的命运走向。研究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既是探寻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视窗，也是了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有效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构建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新中国建立至今，其间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政治会议来决定的，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即会议政治文化。目前学术界对于会议政治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统数据库中，以“会议政治文化”为关键词查询（截止2014年10月30日），显示0条记录，关于政治文化、会议文化的研究则较为丰富，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众多的资料加以归纳总结，建构会议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3]构建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体系基本范畴包括起点范畴、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结果范畴和终点范畴，其逻辑结构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立体动态结构。
3.总结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积淀了深厚的会议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党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等等，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政治目标和斗争任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这些施政纲领基本都是通过政治会议来实现的，对于建国后的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治发展进入新时期，改革释放了新的经济活力，上层建筑得以推动，民主化进程加快，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国家保障人民行使权利的制度日益规范，会风文风问题得到改善，会议政治文化体系日渐形成。建设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探讨如何开好会、如何科学决策、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也是应对现实发展的需要。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议载体日益丰富、信息传播更加快捷、监督渠道日益多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议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二、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及相关概念辨析
1.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主要是韦伯―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及心理学理论。[4]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首次明确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进程所形成”。[5]60年代之后，以鲁安西?派伊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对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形成了阿尔蒙德学派。在我国，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张康之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心理的积淀，是从政治思想体系到政治意识形态，再到政治心理的演化过程的终极结果和精神升华”。[6]学者王波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缺乏一种理论统摄，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至少包括政治文化的认识途径、政治文化的含义特点和政治文化提供的研究方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7]我国2010年出版的《辞海》对其这样定义：政治文化是社会继承和历史传递下来的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模式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念、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8]2437政治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历史进程来看，政治文化包括奴隶社会的政治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从政治文化的内涵来看，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等。政治文化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主体不同可划分为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根据体系功能的层次不同可划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根据亚文化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对政治认同的程度不同可划分为冲突型政治文化、协调型政治文化和混合型政治文化等。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文化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观点和情感，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与政治实践相联系，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 2.会议文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会议文化”作出明确的界定，相关研究较零散，欠深入。周旭洲、欧阳斌在《会议文化透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课题》一文中指出，会议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交流方式、现代社会新兴的经济产业、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9]张传禄在《关住会海的“闸门”――从我们党的会议文化谈起》一文中讲述了当前为开会而开会、为跟会而开会、为推责而开会、为吃而开会的不良会风。[10]在著作方面，美国学者埃克里?M?艾森伯格在《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和约束》一书中明确提到“会议文化”这个概念，并引用了海伦?舒茨曼（Helen Schwartzman）在《组织人种志》中的观点：“在组织中没有什么比会议更平常，但是关于组织文化的大多数研究都没有仔细研究会议中的谈话交流。这种谈话交流的仔细解读能够告诉我们许多组织文化的不同方面：权力，控制，对控制的抵制，性别、种族、阶级的划分，时间和金钱的概念，地区差异及其他。”[11]在《开会就要学三星》一书中，韩国学者金咏韩、金咏安开篇就提出“会议文化造就一流企业”[12]的观点。据此，我们认为，会议文化是凝结会议价值理念、会议内容、会议目的以及会议绩效的文化现象。
3.会议政治文化的论域。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8]1975我们这里研究的会议政治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制度与组织机构相适应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会议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会议文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不同。会议政治文化的研究载体是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典型的政治性，它与国家政治系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对社会所采用的政治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二，研究范畴不同。会议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其研究范畴包括起点范畴、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结果范畴和终点范畴;其三，推进形式不同。在我国，党的执政方略、执政目标主要是通过会议的制度形式和会议工作形式来实现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产物。会议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新范畴。据此，我们将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作如下定义：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共产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研究载体，围绕会议的制度形式和工作方式展开，凝结会议理念、会议内容、会议目的以及会议绩效的文化现象。
三、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的内涵结构
1.会议政治文化的制度形式。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在经历了封建贵族主政的专制君主国的压迫和与之抗衡的阶段后，最终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取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13]学者郭强认为，代议民主是现代国家的制度形式。[14]代议民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即偏重内容与实质而非形式与程序的民主。”[15]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和国家管理地方的主要载体。中国政治结构的集权需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会议的控制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法。[16]党的代表大会分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分别由中央委员会和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职能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各级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纵向会议群与横向会议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会议政治文化。
2.会议政治文化的工作方式。中国政治会议群构成了金字塔型的权力体系。从横向上看，这个体系包括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从纵向上看，这个体系包括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会议、省级会议、地市级会议、县级会议和乡镇级会议，这五个层级的会议群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会议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遵照人民的意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主导着政治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配，履行着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功能，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发展重任。[17]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并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8]这些理论是对我国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理论探索，其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以实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实践参与。”[19]在我国政治运行中，自上而下的会议传递机制与科层制相匹配形成了金字塔的会议网络，在层层传递上级任务的过程中，上级完成了对下级的权力确认，将中央决策逐步推进和落实。“由最高决策层建构的关于现实的叙述，通过自上而下的开会被参与者认同并不断操演，最终成为社会主导的话语。”[20]这种政治会议体系加强了层级权威，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3.会议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从初步确立到不断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1921年7月23日到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十八届;自1954年9月到2014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十二届;自1949年10月到2014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十二届。这些政治会议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的，通过这些政治会议，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了集体的智慧的决策。会议政治文化的内容贯穿于大会的全过程。首先，大会主题是会议政治文化的灵魂。党代会的主题是党代会的核心内容，宣示了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21]人代会的主题主要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监督政府的工作实施情况，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主题是团结和民主，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其次，大政方略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是会议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基于对世情、国情的科学判断，大会根据会议主题制定施政方略，通过自上而下的会议体系贯彻落实。其三，大会的筹备和组织集中体现了会议政治文化特征。党代会、人代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都来自各行各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大会报告的形成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审议，由大会审议通过。会议时间、投票方式和会议决策等形成了规范的运作机制，有利于会议政治文化的积淀与发展。
四、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1.政治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论断。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时代烙印。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从为“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从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到理论体系的日渐完善，会议政治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科学决策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会议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丰富源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建国后的政治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建国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暂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中共八大明确了国内矛盾，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些会议筹备充分、代表广泛、决策民主，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八届二中全会确定反右运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由于这些会议缺乏民主、议题不充分、决策专断，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一系列会议制度的确立，丰富了会议政治文化理论，形成了稳健的会议政治文化。
2.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会议政治文化的最基本特征。在我国，政治会议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载体。首先，会议制度保证了人民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丰富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制度从顶层设计层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自上而下的代表选举制度保证了人民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其次，会议筹备听取各界意见、凝聚各方智慧，会议的主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如十八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同志用五天半时间听取了32家单位的38个课题组11个重点课题的调研成果汇报，其后习近平同志又用了两个半天听取了4个重点课题的调研成果汇报，报告稿成形后，征求意见人数超过4500人，最终由2000多名党代表审议通过。其三，会议提案审议通过后一以贯之。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心声，可以通过提案或者批评建议的形式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行使权力。代表的提案一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就会成为全国或全党的意志，成为党和国家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
3.激励性与竞争性的统一。激励性与竞争性是当代中国会议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政治会议的重要内容是审议各级党和政府工作报告，监督其工作计划的实施情况，同时与会代表可以对党和政府工作给予批评和建议。会议报告能否得到与会代表的通过是评判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关键。其一，会议报告的完成需要各级党政机关目标明确，形成合力。会议报告既有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也有今后工作的发展规划。这就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开会前必须深入调研，摸清地方发展的真实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同时，各级党政机关也必须集中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完成上一年度的工作任务。其二，会议报告的审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检察督促各部门工作，对其正面激励与负面鞭策。会议的检察督促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检察;二是本级机关的自我监督;三是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监督。能否完成任务，关系到各地政府间的评比、政府各部门间的评比以及群众的满意度，会议报告在肯定成绩与总结教训的同时实际上是对相关职能部门工作的激励与鞭挞。其三，会议报告的审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反复调研，征求民意。会议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群众行使权力，群众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评判标准。为此，各级党政机关努力查找不足，总结经验教训，作出科学规划，提高执政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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