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构:制度与文化的契合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4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方民主输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14XKS015）；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方民主输出背景下中国民主价值观的当代建构研究”（2014G6115055）。
作者简介：王立洲（1972-），男，西安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制度文明研究。
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政治价值理念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复合系统。民主制度作为民主的“硬件”，必须有民主文化这个“软件”与之配合。民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民主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一方面维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范着日常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如果缺少民主文化的支撑，再完美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很难真正得到落实。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也达成了民主共识。但民主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民主制度的建立只是民主建构的开始，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才是民主建构的真正主题，在此过程中，民主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成为决定民主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联结来看，“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一些重要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甚至“主要是文化影响民主，而不是相反”。[1]尤其在中国，民主文化的相对缺失，已成为民主建构的短板和瓶颈。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民主建构更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民主文化的条件，从文化视角来反思民主的建构问题，使当代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能正视其政治文化现状，确立正确的民主文化导向，使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一、对民主建构问题的文化自觉
民主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内蕴，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民主就是建构一种民主的文化生活方式。因此，研究民主和民主建构应该具有一种文化的自觉。自觉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是人的基本人格。而文化自觉，是以一定的文化为对象的自觉认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文化主体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并对其文化的起源、历程、特色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2]文化自觉说到底就是人对自身的文化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觉解，体现出对自己所处的生活关系、生存命运、生命追求的理性审视和自主选择。[3]文化自觉首先是对文化自身的自觉，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文化现象密切相关，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就指出，“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4]
因此，19世纪中叶后，人们开始把理性探寻的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从文化层面思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文化自觉也逐渐凸现为时代主题，成为人们反思各种问题的关键热词。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同时，民主制度建立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即民主的质量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说民主的建构和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战略和精英博弈问题，那么民主体制的巩固和良性运转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这一现象使人们从文化自觉视角对民主建构的民主文化根基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一方面，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民主转型国家的民主文化建构问题，研究人们的民主观念、民主态度和民主信念，分析其广度、深度和强度及其与民主质量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民主的文化基础和大众支持问题，研究民主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对民主建构问题的文化自觉，首先要搞清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民主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范畴，但二者关系十分紧密，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里，可以借鉴日本学者猪口孝对文化与民主的定义来进一步理解文化与民主的内在关系。文化是在相似的社会化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具有相对融合性的一系列价值和规范、原则和习惯，以及制度化了的互动模式。而民主是一系列的政治原则，它在强调多数裁决原则的同时也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强调自由强健之公共精神，强调权力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以及自由、公平和责任等，也就是说，民主既是一系列价值和规范，同时也是一套规则和程序。[5]可见民主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二者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在谈到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时，文化这个概念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棘手，因为就文化本身而言，由于其内涵和活动方式的丰富性，由于不同学科研究文化问题的范式和视角的差异，对文化的理解上也存在诸多差异，文化至今也没有形成普遍的、公认的定义，人们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常常有着不同的所指。但在研究民主的历史发展和国家间的差异时，文化概念就显得很有价值，因为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民主与文化是内在契合、不可分割的。
民主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化更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所以它既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从广义的文化概念理解民主时，民主既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价值体系；而从广义的民主视角看，民主建构包括民主制度的建构和民主文化的建构两个方面，从狭义的民主看，民主建构则主要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因此，对民主建构问题的文化自觉，既要从广义上理解民主建构与文化建构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也要从狭义上理解民主制度建构与民主文化建构的互动关系。当然，有人提出文化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建构的，但与民主制度紧密相关的民主文化的发生则需要人主动地建构和培育，没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启蒙，适合民主制度的民主文化难以自动生成。所以说，民主建构是民主制度建构与民主文化培育双向互动的结果。相对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容易，而民主制度的运行和巩固难，因为民主制度的建构需要民主文化的支撑，而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建构相对较难。 二、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内在契合
民主建构包括制度建构和文化建构两个层面，正确理解和把握民主文化和民主制度的辩证关系，全面剖析实践基础上二者的逻辑关联与互动机制，是理解民主建构问题，尤其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视角之一。纵观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建构的历史进程，各国都是把民主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民主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放在适度优先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把握民主政治进程和民主制度建设的时机和步伐，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实现了民主文化发展与民主制度建构的有机统一。
（一）民主制度建构：民主的硬件建设
制度是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是共同生活质量的保证。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6]关于社会制度的产生问题，一直存在着“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两种截然不同的论争。“自然演化说”认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它同特定地域中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价值准则密切相关；这些制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大多数是属于“本源的制度”，其他许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都是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而“人为设计说”则认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们运用理性能力和知识经验来进行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体现了人们对社会进行的理念创设、规则安排和价值选择；这些制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大多数是属于“派生的制度”，是从本源制度中逐步生长、演化和发展出来的制度。[7]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任何制度实际上多少都带有一定的“人为设计”的取向，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据一定的经验和传统，以某种理想的价值目标为取向而进行的理性规划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因此现代制度一般是建构出来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现代制度文明，当然也是人为建构的结果。
就民主制度而言，这种制度的建构，是从国家层面建构的民主的制度形式。这是民主硬件部分的建构。以民主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制度建构，是国家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设施”，夯实这个“硬件”是民主建构的根本。早在两千多年前，德谟克利特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民主制的价值，他说：“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之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8]在建立和发展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体制的价值，并努力克服民主实践中暴露出的制度设计的局限与偏差，使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不断完善。而在当代社会，人们之所以推崇和追求民主制度，是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社会成员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平等和尊严，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主人；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使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全社会真正形成共同意志，使大多数人的智慧得以集中和提升。对后发展国家而言，有目的、理性地建构民主制度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制与非民主制都属于制度范畴，到底选择哪种制度则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成为制度选择的直接原因，也是民主制与非民主制及其从可能到现实转化以及巩固的直接原因。这种文化就是民主文化。
（二）民主文化建构：民主的软件建设
民主包含了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只是民主的“硬件”，但要操作这些制度性硬件还要民主文化这个“软件”与之配合。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主文化对民主政治制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功能。民主制度的生成和发育，离不开民主文化的舆论启蒙和精神引领；而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持久稳固，则必须借助于民主文化的力量不断地为其累积政治合法性资源。同样，一种民主制度如果缺乏与其相适应的、为更多社会成员所掌握的民主文化，这种民主制度不仅难以得到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而且会由于长期失去民主文化的滋养而遭遇挫折。
哈贝马斯认为，价值要求与制度规范保障了一个社会作为同一性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要求与制度规范本身出现落差，那么，这个社会同一性的存在就岌岌可危。[9]尤其对缺少民主传统的后发展国家，民主不应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制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内化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否则民主在建构中就会出现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的落差，出现应然性与实然性的背离。从民主实践的现实看，人们确实更关注民主的制度性意义，将实现民主的重心放在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忽视了制度当中人的因素，而人又是需要文化来塑造的，没有民主文化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就不会有具备现代意识的民主主体，而缺乏高素质的民主主体，一个社会的民主只能是徒有其形式。再从民主的发生逻辑看，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有序化的需要，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能够理性参与的公民，这也规定了民主必然要具有文化启蒙和价值导向的意义。如果说民主在制度层面的意蕴是权力和权利的平衡，那么在文化价值的层面，民主的宗旨就是确立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使民主本身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至上的道德法则和行为习惯。如果处于民主制度当中的人的内心没有民主的法则，缺少对民主本身的内在信仰，没有对民主法治的敬畏，没有民主的习惯，任何形式的民主建构都是一句空话。因而，通过民主文化建构，筑牢民主制度的文化根基，民主建构才能落到实处。
而即使是民主制度自身的理性设计与建构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体现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一种主观合理性，是关于不同的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在社会行动上，价值理性表现为行动者的行动是由纯粹的信仰所决定，与能否成功无关；工具理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行动者只考虑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10]在民主制度建构上，工具理性确保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能够遵循严格的程序性价值标准，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秩序进行；而价值理性涉及以何种价值观来安排制度，使制度在制定时所选择的价值标准、所追求的目的能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正因为制度是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和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属人的存在，是社会关系规范化的产物，因而每一种制度都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可以说，价值理性是民主制度建构的根基，价值理性的存在，能够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性的引导。而民主制度建构中的价值理性正是来源于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建构。同时，在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民主文化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战略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当前与未来的软实力均让人担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妨碍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彰显，而中国在世界的民主进程中也向来缺乏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设置了重重困境，其中民主文化问题是关键症结所在。 （三）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内在关系
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民主既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文化化，作为民主政治的两翼，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又相互区别、相互制约。民主文化以引领、保障和促进的价值功能，以精神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价值蕴涵，体现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和文明程度，规定着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进程，规定着政治民主的质量、范围和界限；民主制度建构和民主政治实践又为民主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实践依据、问题意识和理论生发点。二者统一于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建构实践中。这种内在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看，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具有内在耦合性。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以不同的形式体现着共同的民主价值取向和目标内容，具有内在契合性。从文化的角度看制度，制度是普遍的价值规范和文化认同的操作化，制度的规范无不体现着文化的内涵和要求，而且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的制度只有在参与其中的个人信念系统趋同时才能够实现。因此，制度具有无可辩驳的文化特征。从制度的角度看文化，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隐性的制度规范。诺斯将制度看做是一种由社会承认的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实施机构组成的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和社会博弈规则。从非正式规则的角度看，一些本源性制度是“自生自发”的，它同特定地域中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价值准则密切相关。另外，“制度文化”概念的产生，也是制度与文化耦合的结果。关于制度文化概念的内涵，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把制度文化看做是一种与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相并列的文化形式。认为制度文化不仅包含着强制性较高的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也包含着强制性较弱的如风俗、习惯、道德等一般社会规范，其核心是作为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念。[11]本文主要从狭义上来理解制度文化，认为制度文化包含着制定制度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社会思想基础以及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环境等内容。可见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制度文化，都体现着制度与文化的耦合。
第二，从民主建构的时空维度上看，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首先，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看，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建构主要在国家层面，注重顶层设计，然后逐级落实，属于民主建构的纵向之维度；民主文化的建构则主要是从社会层面，注重基层培养，然后全民普及，属于民主制度的横向之维度；那么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统一就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统一和良性互动，是民主建构维度的经纬交织。其次，从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互动关系看，二者也是相伴而生，互为依托。民主文化的建构是确立价值原则，具有价值性；民主制度建构是保证民主价值的实行，具有工具性，因而民主建构是价值性和工具性的综合体现。价值性总是要诉诸于一定的工具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而工具性从目标设定到手段选择都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单纯地强调工具性会使得民主制度建构迷失方向，缺失灵魂和生机；而单纯地强调价值性也会使民主文化建构缺乏现实性，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无法真正实现。因此，民主的建构应该是文化与制度的内在统一。其中民主文化的建构是价值先导，以充分体现民主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民主制度的建构是保障，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把民主价值最终落到实处。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要由人去制定、执行和维护，制度对人也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人又需要文化养成，因而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必须重视民主文化建设、发挥民主文化的力量。由于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基础薄弱，民主文化发育不够成熟，因而民主制度的建构要与其国情、社会性质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采取渐进的方式，同时要优先建构民主文化，使民主本身成为人们内心至上的道德法则和内在信仰，表现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和习惯。只有形成制度与文化的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建构关系，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而如果缺少民主文化的支撑，离开日常生活中民主意识、情感和技能的培养，再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很难得到真正实施，即或实施起来也可能出现扭曲、变形现象。[12]对中国来讲，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包括全社会民主理念的确立、民主思想的弘扬、民主氛围的形成，也包括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知识的普及、民主素养的提高等等。[13]
三、促进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匹配
在民主建构中民主制度建构与民主文化发展应该是一个良性互动、相互适应的统一过程。但在现实的民主建构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二者实际上难以达到良性互动的状态。相对来讲，民主建构过程中民主文化的建构应具有优先性，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也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14]所以，没有民主文化的支撑，民主制度即使建立了，也难以有效地运行。许多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就是由于没有形成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文化。从当代的民主实践看，许多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建构和转型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新生民主政权的稳定性问题，传统政权仍然具有较大的权力资源阻碍民主政权的运行，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权的不适应和冷漠，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着威权主义的控制模式等，而以上种种问题又会使民众失去对民主的信心，从而进入新一轮恶性循环。从表面看，这些问题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而实际上影响民主建构的主要因素并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因为民主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但许多人却忽视了民主化的条件，或者把民主化的门槛看得太低。经过对人类民主实践历史的不断反思和研究后，人们发现，民主政体不可能一下子降临，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西方的民主，民主的建构和变革应该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因素。至于具体的条件是什么，则因国情而定。正如亨廷顿所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者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不可少的；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15]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还都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民主巩固与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民族国家实质上涉及到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因为“当代民族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在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形成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16] 可见，在一些国家民主建构和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不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制度建构并不适合其具体国情，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往往遭到异化扭曲和破坏，因而民主制度不能有效运转，无法体现出其应有的功能。研究表明，在民主建构中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经济发展并非民主发展的先决条件。民主的巩固与发展更为直接的条件是在文化和心理的层面获得认可与支持，特别是民主文化自觉程度的提升。也就是说，构成民主文化的民众的民主观念、价值、信仰、态度等应当是民主获得成功的基础。因为民主文化决定了民主社会交往和行动的规则和准则，民主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全社会自觉遵守，这比制度强制和利益诱惑要有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良性互动，必须在建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化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建构，通过民主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促进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如果民主政治的建构仅仅满足于基本民主制度这种外在规范的建立，而不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展，建设与民主制度适应的、为更多社会成员所掌握的民主文化，甚至把自己（主要是指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民主文化对立起来，视社会对民主的文化探索和舆论渲染为异己力量，否定甚至压抑民主文化的正常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也就要名存实亡了。因此，民主制度向民主文化拓展，并且借助于民主文化的舆论力量和探索精神不断地提升和强固自己，这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更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生长点。[17]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尤其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中，中国的情况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特殊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民主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民主制度在巩固和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从当代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看，民主建构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如何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并使之转化为“民主文化”，或者说是建构一种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较短，而民主建构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民主实践基础上，因而要把民主实践作为民主制度建构与民主文化建构的结合点，在实践中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培育和发展民主文化。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主要取决于公民参与的深度、广度和范围。在中国，民主制度建构是国家主导的，而民主文化的培育则应该在国家引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为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民主生活提供较大的空间和较好的环境，使公民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学习民主思想、提高民主意识、捍卫民主理念，坚定对民主的信心。梁启超认为，“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奏效。”[18]实践也证明，基层的民主实践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为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民主文化的发展又将推动民主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其不断完善落实。只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从身边的事做起，认真负责地行使每一项民主权利，参加每一次民主生活，就会有助于形成民主的舆论与氛围，优化微观民主环境，从而为完善宏观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建设打下基础。当代中国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因而中国的民主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民主建构的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发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充满活力，巩固发展，也必须借助于民主文化来不断反思自己，提升自己，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不断健全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