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57-004
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成立于1950年，作为当今世界传播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顶尖学术团体，它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超过3500名的成员。2013年11月9―10日，国际传播学会区域性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其成立64年来首次登陆中国召开大会。大会以“传播与社会转型”为主题，集中探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媒体环境与社会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健康传播与环境问题
安峥、Virginia McDermott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和精神病认知对间接自我表露的影响。通过对354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参与者对精神病患者较少偏见，男性、集体文化成员和未与精神病患者接触过的参与者，更偏向在人际交流中谈论这一话题。对精神病偏见越多的参与者，越偏向间接地自我表露。任玉琛、安晓静对国内两个白血病论坛（百度的白血病吧和Bloodbbs）的124名白血病患者采集问卷信息，发现患者的网络参与总体上和他们感知到的信息、情绪和关爱方面的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根据患者的参与度，可显著预测患者感知到的信息和情绪方面的社会支持。Jingyuan Shi等对7215条有关HIV/AIDS的新浪微博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微博内容绝大部分都可归为社会支持，对艾滋的社会支持的信息供给远大于需求。Banerjee Snehasish等通过随机抽样的电话调查，对新加坡1055个成人代表样本进行研究，探讨人际传播、大众媒体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包括态度、社会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提高新加坡人健康生活方式行为意愿的影响，发现传播变量及计划行为，都与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意愿正相关。王帆、郑频频在新浪微博中选取7个拥有超过5000粉丝的烟草微博账号，对其发布的总共12073条微博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微博成为烟草集团网络营销的一种新工具，烟草业通过欺骗性的方法，构建微博内容以推广其品牌和产品，并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赢得消费者好感，这一行为违反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3条内容。
在媒体与环境的相关研究中，曾繁旭、戴佳、Jeffrey Javed聚焦“金光集团毁林事件”以及“怒江建坝”案例中的“框架争夺”，发现中国环境NGOs只要巧妙且策略性地运用媒体框架，即可能对政策制定结果产生影响。邱鸿峰、吴胜涛通过对福建省紫金矿业周边居民水污染风险感知的调查，发现就环境风险议题而言，城乡居民之间的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不应将信任重建作为水污染风险传播的目标，相反，应有序公开环境监测数据，帮助居民理性评估风险。
洪婧茹通过文本的话语分析路径，探讨中国环境议题在国际媒体中以怎样的话语策略得以构建。在外国媒体以互文性、隐喻等手段展示的图景中，中国环境问题在规则缺失的土壤中肆意蔓延，以极端形式爆发，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一边是模糊的受害者群体，另一边是被动应对的政府，两者之间以冲突对抗的极端形式艰难互动。
二、政治、社会变革与全球传播
罗良清研究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总结出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身份具有虚拟性、多重性、流变性和交互性等不同于现实政治参与的特征。网民政治参与的内在诉求是获得身份认同以实现参政议政，以解决现实问题和获得话语权为目的，对中国社会秩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刘娜、张昕之讨论个体对网络重要性的感知度、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以及公民间人际传播，对网上政治讨论的影响，强调了前人研究忽略的两个因素：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互动、媒体重要性的感知度，通过551个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对互联网重要性的感知度和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对网上政治讨论频率有积极影响。Zhang Fan通过文献梳理，探讨框架理论在公共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传播学者需要进一步扩展框架理论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视角及方法，新媒体的出现将为该领域研究带来崭新的契机。
David Nolan等介绍了澳大利亚联邦竞选期间进行的“公民议程”项目，讨论它如何被定位为一种民意对当代澳大利亚媒体化政治局面的绝望态度的回应。他们质疑美国传播学者和社会活动家Jay Rosen最初开发的作为改革机制的“公民议程”，质疑Rosen倾向于将“公民”和“公众”定位为具体的存在，以及将政治、新闻和公民相互联系的领域视为一个必要民主模型的观点。
三、特殊群体与新媒体使用
付晓燕基于30位中国网民生命史的经验性研究，发现个体在童年期，在原生家庭及同伴群体中获得的情感支持，习得的“社交规范”，以及早期ICT使用经验中的正面回馈的多寡，对其成年后的网络社交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网民能否经由网络互动累积社会资本。Joo-Young Jung对日本东京年龄20―39岁、40―59岁及60岁以上的三个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组受众的新旧媒体使用存在极大差距。
朱秀凌通过对576名未成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的准社会交往比较理性，他们的准社会交往没有性别的差异，但年龄越大的未成年人，准社会交往程度越低，现实中人际交往困扰程度越高的未成年人，越可能利用电视来排遣内心的孤独寂寞，准社会交往程度也越高。 索格飞通过对上海青年恋爱文化的定性研究，提出一种从恋爱关系发展到婚姻关系，“感情”与“条件”、“父母要求”，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相互妥协并取得平衡的现代恋爱关系模式理论。Huang Lei针对国内男同性恋用户如何利用相亲网络来寻找恋爱对象的研究，发现那些重视短期或长期目标达成的男同性恋者在自我展现上更具选择性。李琪以2013年1月“撑同志反歧视”线上运动为个案，对线上行动者进行线上访谈，并采用影像民族志方法，对行动者传播的图像进行深描分析，认为图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反污名、反标签、表达个人价值观的一种抗争表演形态。
四、新媒体与受众及效果研究
有关社交媒体与微博的研究中，钟智锦探讨了SNS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公民参与的影响，发现使用SNS结识新朋友，有益于虚拟世界中社会资本，使用SNS维系旧的社会关系，则有利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资本，SNS对公民参与既有直接影响，又通过社会资本施展其间接影响。崔迪以微信应用为例，探索多媒体移动通讯工具在跨地域关系维持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认为微信有助于促进跨地域关系的连结管理，降低沟通成本，制造灵活的“同步性”，融合不同的沟通谱系。郑兴、喻慧娟借鉴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对微博依赖性加以解释，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受益感知与微博依赖度、时间耗费量正相关，但与传统的媒介依赖理论相悖，资讯需求、社交需求与受益感知、微博依赖度不相关。安珊珊对新浪微博社区88个颇具影响力的“微博名人”账户中的14819条微博样本，进行互动特征及效果分析，发现这一群体在互动特征上，存在着基于名人类属的显著差异;名人类属、信息构成方式、互动指向性、来源评论量等变量，能有效影响微博的转发量及评论量，微博中表情符号的使用，仅能对微博的转发量构成影响，而议题的属性，仅能影响微博获得的评论量。杨桃莲关注微博空间中“现实自我”的构建问题，发现微博实名制限定自我现实身份，博主通过“自我叙事”和“与他者闲聊寒暄”建构“现实我”，并着重阐述了博主如何建构“现实我”。
在手机媒体研究领域，陈忆宁、罗文辉、张国良等探讨了上海和台北大学生手机使用动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从1923份问卷中，发现两岸大学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上海受访者在使用手机时有较高的娱乐和守望动机。卞梦炜、梁永炽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心理性格因素、成瘾症状、使用情况和人际交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414份大陆大学生样本的因子分析，确定了五种智能手机成瘾症状：无视有害后果、过于投入、无法控制渴求、效率下降以及感到焦虑和迷失。
巢乃鹏、薛莹区分新媒体使用中的功能满足和心理满足，构建新媒体用户持续使用意向的整合模型，归纳出“功能满足”、“心理满足”和“主观规范”（包括人际影响和外部影响）等要素。RyoheiNakatsu、ChamariEdirisnghe以新加坡年轻人的新媒体传播为研究对象，认为新媒体不仅创造了传播手段的新浪潮，而且也大幅度地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模式。Jennifer Ihm、Yeran KIM认为，目前有关电子书的阅读研究，已将焦点转向文化实践，他们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读者们复兴了旧的纸媒，将其与电子书新媒介连结在一起。
五、国际媒体、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
Lars Willnat等基于2012年初在中美两国进行的两次随机抽样调查问卷，考察中美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发现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印象主要由他们对该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看法决定。此外，年龄、政治倾向、对对方国家的兴趣，以及和对方国家或民众的直接接触等人口学因素，也对他们的观感有重要影响。张梵?等基于词汇联想法，发现香港常住居民对大陆的联想记忆，以负面为主，“贪污、发展、人多、造假、大、不文明”为香港居民对大陆的主要记忆，据此，绘制出香港居民对大陆的认知激活扩散模型。易妍以1993年至2012年间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这一“媒介事件”为例，讨论中国语境下记者如何处理此类新闻的消息来源，发现中国媒体更倾向于直接引用记者会上的消息源，较少引用记者会以外的消息源;而外国媒体更倾向于在报道中关注非中国籍人物，引用更多记者会以外的声音。确实，媒介在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
非洲学者April Raphiou以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世界媒体对加纳总统John Atta Mills死亡新闻的报道，发现这一享有盛名的领导人本应获得正面报道，但国际媒体对非洲的负面导向建构依然存在于报道中。Shusuke Murai分析了日本保守党和网络右翼扮演的赛博国家主义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使日本与邻国的矛盾冲突在近年来趋向紧张。Chamari Edirisinghe基于扎根理论，对新加坡的社会政治博客及其与读者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缺乏政治信任，影响了对话双方的投入与合作，导致了对话陷入失望僵局。
六、危机公关与品牌传播
夏德元总结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传播的若干规律，指出微博传播的情绪化、群体极化、反体制化特征明显;因其参与面广，传播及时快速，关注度高，更加难以控制。刘瑛、王雅博通过对2012年及2013年上半年与公共突发事件相关的网络谣言的文本分析，发现：与不同类型的公共突发事件密切相关的网络谣言，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特点，但对事件自身细节主题的关注，则是所有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谣言的共同特征。邓元兵、薛可、王舒瑶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产品伤害事件引发品牌危机过程中，受众面临不同类型产品伤害事件引发的品牌危机时，产品伤害事件类型、受众的产品涉入度和感知风险水平三个变量，对受众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于婷婷、窦光华基于在线互动与感知价值，研究网络购物行为，指出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是影响消费者网络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在线互动对消费者建立信任态度的作用非常有限，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提升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的价值感知，进而促成购买意愿。
Terry Flew对2011年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昆士兰东南部的洪灾和2011年2月新西兰基督城的地震进行个案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社区传递信息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其在重大灾难等危机现场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更加重要，并可通过更普遍的电脑网络和移动设备平台，实现多对多的信息传播。杨霜运用“互媒体性”视角，考察破坏力和影响范围都非同寻常的东日本大地震中各类主题的灾害信息传播行为，包括传统媒体的渠道复合化运用，民众参与的自觉性，第三方机构的系统化行为等，探讨传播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对于提升灾害传播效果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七、文化产业、媒介政策与社会变革
陈靖霖藉由文献分析、二手资料分析及多重个案研究方法，指出东亚电影产业若想挣脱NICL（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转换成PNICL（后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可努力的方向在于以中国为核心，巩固“地缘文化市场”的发展。张潇潇通过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发现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模仿和改变，形成一条日趋繁荣的产业链，其中包括研发、模式分销和本土化改编三个主要环节。邵国松在占有原始文献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考察美国电视节目管制模式的改革过程，为中国电视节目规制提供比较框架。李晓蔚从全球趋势与台湾反垄断法草案，检视“把关人”理论在自媒体“云和端”模式中的回溯与嬗变，认为当今自媒体“云和端”的信息模式已消解“把关人”理论存在的逻辑基础，而对信息传播者的研究，也正经历着“个体心理―社会控制―个人心理”的回溯。刘嘉滨、王晓玲通过分析“三网融合”背景下在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改造中主要采用的PON技术和方案，阐明“三网融合”如何促进新老媒介的融合发展。面对制约我国文化科技发展的诸多问题，加强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非常必要。[2]
八、区域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
乐媛、刘君琳尝试勾勒关于台湾问题的网络协商境况，包括对“独统”、“武力攻台”、“民主”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议题进行描述。党东耀认为，西南多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行业，应立足国家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开放战略，以“三网融合”为载体，做好与东盟的对接，同时实现自身的跳跃式发展。要通过并购、参股、重组等方式整合上下游相关企业，做大做强中国传媒产业。[3]李红、彭慧丽、裴春梅结合中国与越南教育合作的案例，探讨地理邻近的中越两国，如何通过跨境教育合作，影响相邻区域人员所拥有知识的共通性与异质性结构，揭示跨境文化合作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微观动力机制。龚恬通过南欧华文报刊的现状分析、采访报刊编辑及了解南欧华人社群发展历史，展示当地华文媒体的形成与发展，另外，通过对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实地调查，分析当地华人华侨媒体使用习惯及信息接收状况，提出当地华人社群及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转型方向。吴敏、Patrice M.Buzzanell运用身份建构的场域理论和传播韧性理论，对在美中国职业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过程，进行叙事学研究，发现在美中国职业移民对美国职场专业精神表现出强烈认同，同时，对中国职场“关系”文化强烈不认同，对美国职场“任人唯才”文化理念的认同，与自身因缺乏纯熟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而难以充分发挥潜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他们尴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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