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整合与总体性的回归: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93-04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研究”（X14227）。
作者简介：蔡英辉（1981-），男，山东烟台人，对外经贸大学组织部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教育政策;高媛（1978-），女，山东临沂人，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硕士，研究方向：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政策。
研究生教育是继本科教育之后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阶段，多依托高校研究生院（部）、学院或科研院所存在。研究生教育并非超然独立的系统，其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与学科发展唇齿相依：教育改革是研究生教育所处的环境，影响程度不言而喻;学科分化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却也导致各个专业逡巡于学术前沿和自留地，知识被分解切割得支离破碎。近年来，随着各学科不断剥离母体，跨学科交流陷入困局，使得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呈现碎片化态势。
跨学科协同是破解研究生教育碎片化态势的途径：宏观层面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打破学科界限和鼓励新生力量创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袁贵仁，教育部网站）;操作层面让两个以上的专业产生交集，使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在交叉中彼此碰撞，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补充。跨学科协同对于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极具意义。
一、研究生教育碎片化的外在表征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并非朝夕间形成。学科在自立门户后迷失自我，发展导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阻断了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叉增长;学科过度分化的情境下，专业发展在知识边界和行业壁垒前止步;各个学科看似规模宏大，实则专而不精，难以形成系统合力，专业分工之后不会带来天然合作，各学科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无形间树起了壁垒。研究生教育碎片化有多重成因，最终可归因于：学科划分过于琐碎、办学主体单一化、创新意识不足、目标定位不清晰。
1.过于细分的学科设置，形成学科专业壁垒。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已经形成规模，博士生培养数量世界第一，但研究生教育受制于学科划分而难以沟通，培养质量方面有待提升。新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囊括高校的人事任命、机构派驻、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割裂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研究生教育受制于专业设置的窠臼，不同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1]研究生教育过度崇尚学科分类的外表，却很少思考学术方法论、逻辑推理、思维方式的内涵，有舍本逐末之嫌。利益纠纷的交织盘根导致学科交流困难，多重压力下的研究生教育难有施展空间。
过于分散的学科设置产生学术壁垒，不利于新学科门类的建构发展，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不良影响。中国素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学科之间沟通甚少，限制了研究生跨学科交流。专业壁垒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创新发展，学术权威有形无形的掌握了话语霸权。实际上，学科之间原本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为割裂只会导致学科之间产生陌生感和距离度。而学术活动一旦产生垄断，挑战权威则会遭到严厉惩罚，加之学者地位并不独立，或受自身思维局限，导致近亲繁殖或“武大郎开店”现象层出不穷。
2.教育主体相对单一，行政干预弊病显著。当前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主要是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教育主体较为单一。大陆曾有国立、私立、教会大学等多种办学方式，研究生教育内容灵活开放，与社会发展比较契合。国立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绩斐然，西南联大最艰难时期依然培养出李政道等精英，教会大学之燕京大学研究院培养出瞿同祖、谈家桢等知名人士，东吴大学1917年培养出“中国最早的化学硕士”（《科学时报》2010年4月20日）。如今民办或私立学校发展迟滞且弱小，仅有少数学校获得研究生招考资格，影响可忽略不计。中外合作办学如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高校，其规模和影响不大。此种境况下，民众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寄予公立高校身上，公立高校不得不通过扩招、设立独立学院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导致教育质量的降低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行政干预对高校研究生教育影响甚大，行业办学后遗症明显。1952年院系调整后，催生出诸多按照行业划分设置的高校，希冀在各行各业引领潮流;燕京、辅仁、圣约翰等高校不见踪影，政治学等促进国民自省意识的学科被裁撤，尤其是文理分科的后果始料未及，甚至影响到中学生的综合发展。由浅至深分析：学校高层的干预会对研究生教育产生影响，但至多在校内掀起波澜;国家的干预则影响深远，文理分科过早进行、彼此不知所学何物何用。这种缺失的影响不容小觑，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之间缺乏渗透融合，研究生教育受到极大束缚，而困境在可预期的未来难有改观。
3.学科发展创新不足，研究生教育缺乏变通。研究生教育立基于学科发展，依靠创新精神开拓新领域。学科发展并非系统内部的独立生长，要有充足的阳光雨露，要有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土壤，要形成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整合。“学科整合倡导跨学科研究……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演化成为新的专门化领域，进而产生一门新的学科。”[2]作为高校基础的学科门类，要不断探索创新以契合研究生教育发展。当前科学研究碎片化严重，相关人员宁愿揣摩政策走向也不独立思考;缺乏创新机制和激励因子，跨学科研究多是炒概念的噱头;学科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撑，更遑论新学科的破土而出，研究生跨学科发展前景不明朗。 研究生教育要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秉持学术独立的精神。“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3]1925年清华设立与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并列的研究院，专门招收大学毕业生学习;国学四大导师学贯中西，教学过程融汇中西文化，清华国学一时声名鹊起;学生独立思维意识，亦有驱逐吴南轩等意气风发之举。如今文、理、工科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各归其位，理工科院校的人文气息凋零许多。研究生跨学科教育平台难以建构，协调机构不完备、资源难以共享、思维难以融通，甚至有暮气深深之感。
4.教育目标定位分化，受外界环境影响过大。研究生教育事关社会转型未来，要秉持一以贯之的目标。现代教育体系面临学科过度分化的困境，研究生教育呈现分离状态，诸多大学目标定位分散，缺乏持之以恒的坚持。具体体现在：研究生教育在服务国家、回馈社会、地方政绩、领导颜面、家长期待中摇摆不定;高校和社会在资金联系方面过从甚密，人才交流却并不畅通;社会对研究生教育寄予厚望，高校为筹措资金不得不广开财源，显然目标并不契合。高等教育固然源自社会发展需要，但作为精英化的教育体系，研究生教育仍然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为政绩观和跑课题所左右;亦不能仅靠纲要或规划来限定，要有国家法律、赋予自主权等保障机制，这就要找到阻滞因素和破除不利条件，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外界环境瞬息万变，研究生教育在风险社会中难以坚守本位。任何新生事物都是有风险的，研究生教育开拓创新异常困难。有的主管机关担心变革会引起异动，更乐于看到眼前政绩而不思进取。有学校鱼与熊掌想要兼得，既要求科研水平精进，又要保障日进斗金，总裁班等赚钱的项目比比皆是。研究生教育有陷入名利场之忧，象牙塔中出现了变相兜售学位的权钱交易，衍生出“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8日）的怪诞现象。研究生教育面对各种物质诱惑，为抢项目和课题而四处公关，学术水平反倒处于次要地位，有日益世俗化的趋势。理性地说，研究生教育不能受制于外部环境，要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问题意识驱使学生主动思考，以独立意识保障学术尊严，超越学科情结和实现兼容并蓄，催生跨学科发展的新支点。
二、基于未来的呼唤：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
研究生教育改革要求整合学科资源，与社会发展共生共荣。从学科的联动来讲，政治学的发展必然带来法学、行政学、社会学等的进步，人文底蕴的提高自然促进工科理科的发展。回归到研究生教育本身，涉及到招考方式、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培养机制、科研管理、职业发展等衔接配合，关系到硕士、博士等不同阶段的教育，关系到如何甄选有科研潜质的人才读博士等等，这都是值得商榷和深究的课题。另外，研究生培养要与本科教育遥相呼应，要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要与科研攻关项目结合，这就要求整合教育资源和实现跨学科协同。
1.学科繁荣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学科发展意味着专业设置枝繁叶茂，伴随着学系、学院的增设，研究生招生数量也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弊病是：学院越来越多，研究生跨学科合作起来却愈来愈难，研究生受教育范畴日益狭隘;有学校试图以“学部”统筹跨院系学科，有限度的整合不是学部无权就是学院被架空，徒增层级而无益于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育不应止步于学科边界，而要形成衔接有序的跨学科系统，破除隔阂实现多学科齐头并进;现代工业技术和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的发展，都要求跨学科系统整体协同，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势在必行。第一，国家层面要充分重视，法律源头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实现学科之间的彼此融通，建构起开放兼容的培养体系。第二，学校层面则鼓励跨学科报考研究生，以大门类招生缓解学科隔离;在学业引导方面拓展研究空间和加强研究深度，探寻学科边缘处的增长点。
2.社会发展和经济推动的需求。研究生教育要求学科间的融会贯通，闭门造车只会延误时机。研究生教育一环扣一环，失去了的发展机遇往往难以弥补;各学科要摒弃陋习、推陈出新，彼此学习优点长处，打破矜持尴尬并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其中。当前研究生教育体制僵化，出于不信任和利益纠纷，各行业学者难以形成共同话语平台。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整合要立足高远，基于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行事，促成高精尖学科之间的跨域合作。
3.突破壁垒和地域协调的诉求。研究生教育体制受制于高校行政化、学科壁垒和管理层级，导致资源整合困难重重。从高校管理权限来讲，有教育部属、其他部委属、省属之分，研究生教育彼此争夺资源，打架现象层出不穷，这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无关系。金字塔式的层级制也侵染至研究生教育。从区域分布而言，研究生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术交流便利，而地处偏僻的高校跨区域交流则受到限制，学科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虽然诸多临近高校已经互认学分，对促进研究生资源整合大有裨益，但影响范围只限同区域，跨区域协调依然难以解决。研究生教育全国一盘棋，并不能厚此薄彼，要突破束缚和整合资源，促成跨区域科研机构的协调。
4.体系整合与总体发展的要求。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完善自身培养体系，还要把好入口的本科教育关，做好出口的就业导向，实现一条龙式的上下游系统整合。首先，从研究生教育本身来讲，师资队伍水平至关重要，吉林大学博导下岗事件敲响了警钟，虽然制定标准有待商榷，但毕竟推动了优胜劣汰;其次，没有好的本科基础就不可能有好的研究生教育，夯实本科教学基础和做好衔接成为必要。要在入学考试和面试时认真遴选，挑出合适的人选就读研究生;再次，关注研究生的职业规划和进行职业培训，创造机会让准备就业的研究生熟悉市场环境，引导对学术感兴趣的硕士生攻读博士学位。从学科体系的整合来讲，高校之间乃至跨国交流交换生，对于快速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台湾承认大陆百所高校的学历（《人民日报》2013年3月14日），促成教育资源的互动和推进全面理解信任。从总体发展而言，要比较借鉴西方国家成功院校的经验，梳理出研究生教育跨学科整合的思路，促成学科体系的跨越和教育内容的更新，使之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社会诉求。 三、总体性的回归：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高校作为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愈来愈关系到国家繁荣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子系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期待。研究生教育改革要促成跨学科协同创新，回归整体协调一致的本原，不能陷入专业壁垒，避免沦为工具的仆人。具体路径在于：
1.制度章程的规范，社会环境的宽容。研究生教育要有制度规范，这就要建构法治秩序、保护知识产权和打破旧框框。基于历时态角度追根溯源，梁启超1898年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2年起草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标志着大学宪章的开始;蔡元培组织制定《北京大学章程》，民国时期公立私立大学一般都有章程，以此夯实学校治理的法理依据。改革开放后，高校相当一段时期没有章程规范，研究生发展也无章可循，毕竟《高等教育法》等是宏观概括，对高校办学模式、自主管理权限等并无描述。北大、清华等9所高校发布章程（《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会对高校发展、研究生跨学科教育产生较大影响，此时可趁热打铁，公布公开具体内容和掀起大讨论，确保大学章程在执行中不走样。尊重学术的独立性，认清科研效率的长期性和周期性，为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研究生教育改革要敢于试错和容许失败。当前社会有怕输或输不起的心态。对涉及师德等本应问责的地方处置过轻，对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谬则纠缠不止。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余地不足、任务紧迫，但改革总要有物质基础和资源保障的前提，这样才能营造出“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如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法治周末》2013年7月3日），为浙江大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宽容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要承认研究生创新能力普遍不强的事实，给研究生教育以自由空间和缓冲时间，以炼真金的姿态保障充分的学术自由。科学发展并无捷径，切不可心态急躁，否则容易导致功亏一篑。
2.优化顶层设计水平，促成跨校跨区域协同。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日新月异，研究生接受新思维、新事物能力强，打破学科束缚和跨学科交流是可行思路和有效方法。实际上，厮守在单一学科内很难有长足发展，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就不拘一格，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都有突出贡献。我国要在宏观角度布局谋划，增强国际合作和夯实学科基础，鼓励在前沿领域跨学科交流，激励在交叉处创新和多出成果;在新兴领域要鼓励风险基金的投入，在做好质量监控和适当引导的前提下，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发展;组建引领学科发展导向的项目小组，集中资源优先开发高精尖项目，以科技实力形成研究生教育的拳头产品;一些短期很难见到收益，却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学科，要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夯实基础，不失却本原又形成新的发展平台。
研究生教育不能固守本位，要打破隔膜实现多元互动。“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它为自己构造的语言、它为自己制订的或使用的技术和最后特别是它所特有的理论，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4]独立取向并不可怕，树枝分叉后也并不一定总是合作，却时常有竞争资源之忧，这在学科分类后的研究生教育中表现明显。要深究阻滞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原因，实现跨校跨区域的精诚合作。从高校角度来讲，陷入资源争夺和级别较量是误入歧途，大量内耗会导致错失良机。跨区域层面，要鼓励高校之间跨界互动交流，通过联合项目、师资共享、交换学生等形式促进沟通。国务院系统内部要重视协调，打破教育部、工信部等中央部委所属与地方所属的范畴，分配资源时要凭专业水平和科研实力说话，避免因亲疏之分而挫伤研究生跨学科交流的积极性。
3.赋予高校自主权限，研究生教育主体多元化。“研究生教育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5]现实中高校往往缺乏独立发展空间，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并不少见，研究生教育处于畏首畏尾的境况，有些行政官员染指高校学科建设，甚至将大学视作某级政府或个别人员的后花园。实际上，将高校发展与政府政绩捆绑在一起并不科学，缘于行政官员有任期限制，为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高校发展难以避免，权力统摄适用于政府管理却不适合高校治理。大学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仅按照国家机关的政策指挥棒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大框架，不能既做标准制定者，又做裁判员，这样容易导致学术行政化。既然制定了大学章程，就要按照章程办事，否则章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培养机制来讲，要从思维机制上突破束缚、推陈出新，鼓励人文社会科学与理工科教育的融合，促进学生了解跨学科知识和发表不同见解。
研究生教育要实现培养主体的多元化，鼓励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实际上，很多学校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已经采取书院、实验班等形式融合贯通，研究生教育亦可突破传统思维，在入学之初就鼓励学生跨专业报考，入校后突破专业划分实现综合性教育。研究生教育方式上不能局限于一校或一地，要创新办学体制和实现多方融通，依托学部或研究院实现联合办学，适当赋予研发中心以资源分配权限，解除束缚在教师身上的思维枷锁，促成学校员工的觉醒和民智的开启。进而言之，“推进培养主体多元协同，为整合碎片提供强大合力”，[6]营造私立高校健康成长环境，为国际知名高校入驻创造条件，援引优势学科进入我国，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乃至融入。
4.整合资源协同一致，契合社会发展诉求。研究生跨学科协同要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开放姿态，促成相关学科、资源和人员协同一致，实现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的融合统一，提升研究生教学的质量。“无论在每一个学科内部还是在学科之间，正在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7]研究生跨学科教育环环相扣、关键在人，当前懒人政治现象在政府部门并不鲜见，高校高层也普遍存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喜欢选择方便快捷的途径，或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或满足于现状而止步不前，这是逃避责任和避免承担风险的表现。研究生教育要打破单个学科的闭合体系，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活力，鼓励多方围绕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要厘清思路反思改革教育方式，推动跨学科跨区域合作。
迈入信息化时代的研究生跨学科培养要回应社会诉求，契合未来发展趋势。“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处于一个时代，科学家、思想家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和思想交流，却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8]这是各个学科通过不同途径研究开拓，却最终殊途同归的验证。实际上，教育体系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独立存在。研究生跨学科协同要有研究方法的介入、信息的融通与资源的互换，实现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学校交流发展。政府部门对高校要放松管制与监控，促进NGO与高校合作，促进研究生教育衍生关注社会公益的产品，促进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递进发展。
四、小结
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要从宏观国策、教育体制、学科交流、培养机制等方面查找原因，破除因循守旧思维生存的土壤。回归总体的途径在于：顶层设计方面重视研究生教育改革，形成政府、社会、科研院所之间的有序沟通渠道;建构系统衔接的教育体系，促成多方联动、跨区域跨校的协同配合，公平合理的入学甄选和明确合理的就业方向;鼓励跨越学科界限系统剖析问题，教授学生以“渔”之方法;依托大学章程完善培养机制，大胆放手让高校有所作为，促成研究生教育彰显自身特色，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推动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