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兰德·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与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
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兰德?布罗代尔认为，社会的变革动因根据历史时间的长短可以像电波一样分为“短波”、“中波”“长波”，费兰德?布罗代尔将之称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以社会局势变迁为代表的中时段社会动因对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起到直接和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局势发生重大变革，这一时期国家重点追求两项目标：一是土改消灭农村贫富差距，二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而这两大社会变革的实现都要以农业集体化作为基础。首先，共产党成立以来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土改正是在此目的下进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进程中国家为遏制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的苗头，组织农民积极进行农业合作，建立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公有化程度，以此遏制富农发展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第二，在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施行的政策是以农业支撑工业发展，即提取农业剩余补充工业资本。面对独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国家最困难的问题是政府与个体农户交易成本过高，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规模化提取农村剩余成为新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因此组织农业集体化运动，用集体劳动取代个体劳动，用集体经济取代个体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上是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的中时段社会动因，消灭两极分化和促进国家工业化这两项社会动因都是在当时建国后新的社会局势下发生，以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为代表的中时段理论能够合理解释我国建国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展。
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我国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我国在数千年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上形成的小农经济对农业集体化政策形成了强力的抵制，笔者通过对农业集体化时期考察发现，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个各种方式来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为了有力的对抗集体化政策，农民首先诉诸的是长期固有的习俗和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传统伦理和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也比“服从/对立”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来的更为复杂。在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较为封闭的村落共同体影响下，群众与农村干部的关系主要依靠村社内部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的调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权力对村落全方位的渗透和控制并未完全的侵蚀解放前的村落社会关系和行为习惯，尽管农村政治运动频繁而强烈，但长久以来村落以血缘亲属关系、私人邻里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仍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干部与群众关系起着重要影响，引发了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和抗争，并在实质上促成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国家去集体化政策削弱了国家力量在农村的影响力，而农村固有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关系依然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可以说，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的乡村社会关系深层次结构构成我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这也是费兰德?布罗代尔“长时段”所表明的“历史总体”。
费兰德?布罗代尔对我们社会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段的观点有效的整合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的学科观点，启示我们要研究社会深层结构必须整体上把握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包括社会组缓慢的嬗变过程。对于组织社会学研究，启示我们研究组织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变迁过程，探讨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迁的关系，组织变迁与社会变迁存在一种互动关系，组织变迁需要考虑社会环境中不易察觉的长时段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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