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独创性的三维解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040-0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也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本文拟从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理论渊源入手，对其独创性进行分析。
一
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军队的政治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主张。列宁在领导苏联红军建设的过程中，率先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为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据考证，政治委员制度最早是在18世纪意大利共和国雇佣军队中实行，其主要职能是作为政府的全权代表负责监督军队的活动。随后，这一做法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几乎被欧洲各国政府所采用。列宁在领导创建苏联红军初期，由于大量吸收了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担任红军指挥员和负责专业技术岗位，需要有坚定的共产党员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为此，列宁决定在苏联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并在1918年7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一制度最终确定下来。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不仅规定苏联红军的党支部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而且政治委员还负责军队的行政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参与决定一切作战行动问题；并特别强调，一切命令未经政治委员签署均不得执行。这一制度，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此，列宁曾明确指出：凡是红军中“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一般来讲，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他们实现自己的图谋的机会就最少，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2]但从总体上来看，当时苏联红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只是作为应急性的措施。1925年以后，随着“一长制”的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被取消。虽然在此后的1937年和1941年，政治委员制度曾先后两次被恢复，但是随后也还是被取消。1942年以后，苏联军队就再没有实行过政治委员制度。
在苏联红军建设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列宁肯定了东方战线红军建立政治部，并由政治部负责军事行政工作和领导军队党组织建设的先进经验，于1919年4月，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作出了建立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后来改名为政治部）的决定。以此为标志，苏联红军的政治机关体系正式形成。政治机关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苏联红军的战斗力，保证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领导苏联红军创建政治工作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在创建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军情，主张机械地照搬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1928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明确要求：红四军应“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制度。”[3]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中亦要求，“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前提。”[4]很明显，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为了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而取消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做法，不仅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而且给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列宁领导苏联红军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与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创建了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1940年10月，开国中将萧向荣明确指出：“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建立的榜样与模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其制度、工作方法方式、政治组织系统，是灵活的采用了苏联工农红军的经验。”[5]
具体言之，这种创新，不仅表现在政治委员制度在苏联红军中只是作为一种应急性的措施，是在短时间内存在的；而中国人民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政治委员制度，虽然因受到各种干扰也曾被迫中断，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毛泽东本人对于建立和实行这一制度的思想并未曾有过实质性的改变。并且，至今为止，政治委员制度仍然是中国人民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制度。更重要的是，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军队中创建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内涵上也有很大不同。根据规定，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军队的全权代表，当政治委员与同级的军事长官意见不一致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命令的权力，即拥有一票否决权或最后决定权；而根据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规定，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代表，当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长官发生争执时，必须按规定提交党委会（支部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请示共同的上级解决。同样，苏联红军的政治机关制度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军队中创建的政治机关制度也具有明显的区别。苏联的政治机关制度，是作为实现苏联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而设立的，苏联红军的政治机关不仅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且还直接行使党领导军队的职能；换言之，苏联红军的党务委员会要接受政治机关的领导，党务委员会负责向政治部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而中国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则是由党委和政治委员来领导，而且党委才直接行使对军队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来讲，这是由中国人民军队的根本领导制度所决定的。中国人民军队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中的各级党委才是部队的领导核心，各级政治机关都必须服从同级党的委员会的领导，并在其领导下进行工作。 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军队创建的政治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理论与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制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军队制度。
二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有救民众于水火的强烈愿望，但在现实中却屡遭挫折。他深刻认识到旧军队是靠不住的，要想使革命事业得到发展，必须在建军问题上另谋出路。而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发：“俄国革命六年成功，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6]他深刻认识到：“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7]
为了学习苏联红军先进的建军经验，孙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代表团回国后，将三个多月的考察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此后，孙中山即仿效苏联红军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以求达到“以党治军”的目的。在建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与开展思想宣传工作，还建立了政治部系统。规定总政治部隶属于军人部及宣传部，下设组织、宣传、党务、训练等特种委员会。政治部的职责主要是：“专任革命精神教育，如主义的灌输、革命思想的涵养，并协助党务。”[8] 192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统一改为国民革命军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仿效苏联军队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即被推广到东征军和国民革命军之中。
由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在国民革命军所辖的8个军内，有很多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职务，专门从事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具体统计如下：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内，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共产党员），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共产党员），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共产党员）；第二师第五团党代表严凤仪（共产党员），第二师第六团党代表胡公冕（共产党员），第二师第八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第三师党代表鲁易（共产党员），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共产党员），第三师第九团党代表王逸常（共产党员）。除此之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李富春，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汉，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等也均为共产党员。
大批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为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积累了经验。中国共产党从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伊始，就沿用了国民革命军时期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力图借此在红军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红军“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9]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中又明确指出：“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制度。”[9]（120）同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现在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再次强调：“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10]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在人民军队中沿袭的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不但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且还造成了与军事长官的重重矛盾，旧军队的陋习依然存在，军官们生活待遇特殊，并且任意打骂士兵，官兵关系十分紧张；而政治部制度，由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设到团一级，且为同级司令部的下属机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毛泽东率先意识到这些问题如不彻底解决，部队就有溃散的可能。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逐渐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工作。
1927年9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率先改革了从国民革命军沿袭下来的党代表制度。改革后的党代表制度，规定党代表在担任同级党组织书记的同时，与同级军事长官亦具有同等权力，分工负责官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协助军事长官管理部队，并负责党务工作；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与其同级军事长官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是改革后的党代表与其同级军事长官之间则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突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总的来讲，改革后的新的党代表制度，突出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这就使中国人民军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加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军队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进一步规范新的党代表制度，毛泽东等同志在认真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28年五六月间在制定的红四军《党代表工作大纲》中，对党代表的性质和地位、党代表的职责和任务、党代表的工作原则和基本方法等，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这对于规范和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后来当国民党看到这一大纲对党代表制度的规定时，感到十分吃惊：“匪军党代表之职权甚大，连长须受连党代表之监督，同时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11]从中亦可以印证，毛泽东在红四军中建立的新的党代表制度，确实不同于国民革命军时期的党代表制度。
1928年5月，根据新的建军实践，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建立新的党代表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对从国民革命军中沿袭下来的政治部制度进行改革。根据规定，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少数人负责。实践证明，这样在广大官兵中较易产生单纯军事观点。为了避免这种不良影响，毛泽东在改革中采用过渡性措施，决定暂时不设立政治部，而是在军党委和团党委（无师建制）设立机关，由其行使政治部的职能，领导官兵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在长汀整编，团改为纵队。此时，毛泽东和红军前委决定将纵队以上的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改革后的红军政治部，虽然在职能上仍然与国民革命军时期的政治部大致相同，即二者都是既负责军队内部官兵的政治训练，又负责对外做群众工作，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根据规定，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设到师以上各级，且是同级司令部的下属机构，这就使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而改革以后的红四军的政治部要设到团一级，不仅与同级司令部并行，而且还具有同级党委机关的职能，负责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红军政治部的地位和红军政治工作的威信。 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实践，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经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37年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在1924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了新制度的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2]
三
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中国古代兵家大都主张“严刑峻法”，通过严酷刑罚的威慑来达到从严治军的目的，同时，中国古代兵家也十分重视对士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德教为先”。
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可不用。故令之以文……是谓必取。”[13]意即将帅在士卒尚未心悦诚服之时就贸然处罚士卒，军心必定不服；军心不服，就难以指挥；如果士卒对将帅心悦诚服，可将帅仍不严行军法军纪，惩罚有罪之人，就无法指挥军队。所以，在政治上要施以宽仁之道进行教化。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教育士兵，士兵就会服从。这就表明孙子在军队管理方面是主张爱先威后、爱威结合，以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和顺从，使之不怀二心。吴子云：“用兵之法，教戒为先。”[13]（40）意即用兵的方法，关键在于加强教育。诸葛亮曰：“故为君之道，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14]意即作为国君，应教育在先，惩罚在后面，不经过教育训练使士卒参战，这等于抛弃他们。司马穰苴曰： “凡战，三军一心，胜。”[13]（51）意即只要使三军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做到三军一心，才可以取得胜利。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兵家还有许多关于“德教为先”的论述不再一一列举。
毛泽东一直十分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军队建设上强调从中国传统建军思想中吸取养分，并发扬光大。1913年他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就在他的《讲堂录》中留下学习《孙子兵法》的记载。1936年，他请人从国统区购买了一批军事著作，其中特意嘱咐：“买一部《孙子兵法》来。”[15]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多次引用孙子观点，还列举了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九个古代著名战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这部“兵学圣典”是专门进行了精心研究的。除此之外，他本人还说过：“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16]所以，中国古代兵家的“德教为先”的思想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强调要批判地继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2]（533）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创建中国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弃其糟粕，借鉴我国古代兵家“德教为先”的思想，创建了中国人民军队政治工作。
中国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借鉴和吸取古代兵家“德教为先”的思想，就是通过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遵守军纪的自觉性，进而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1931年2月17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与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军委第六号通令，着重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的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执行这些任务的，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 [17]1934年，毛泽东在《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文中，又明确指出：“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为此，“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与游击队里面去。”[18]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使他们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明确了自己的神圣责任，因此他们必然会自觉遵守军队纪律，英勇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对于个别士兵违反纪律或者犯了错误，则是耐心说服教育，毛泽东对部队中随意打骂惩罚士兵的军阀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些习气还是很严重。”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军阀主义习气的具体表现是“打人，骂人……，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说服教育，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 毛泽东认为，部队中这些军阀主义习气，应该从根本上去掉；而去掉的方法就是“军事整训和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由此可见，无论对于犯一般错误的士兵，还是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士兵，毛泽东认为首先都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耐心说服教育，使其知错就改，而不是残酷斗争或一棍子打死。综上所述，在中国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中，体现了“德教为先”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根据新的建军实践对中国传统“德教为先”思想做出创造性的新的发展。
总之，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列宁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仿效苏联创建的政治工作为其产生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传统“德教为先”的思想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对之做出了创新发展，具有独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