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工作介入随迁子女教育的探讨
在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城的不断加快，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工进城人数迅速膨胀，而且，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立稳脚跟后，想方设法把家人接到身边来，形成了一种“举家搬迁”的风潮。这种风潮改善了儿童被独自留在家乡的困境，方便父母近身监督与教育他们。截止到2014年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一共是1277万人，占到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9.3%。这些随迁子女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东南沿海地带城市，广东省的随迁子女人数高达267.8万人，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占全国总量的14.6%，随迁子女数量较多的省还有浙江、江苏和福建，这三个省的随迁子女数量都超过100万人。四川和山东两省的随迁子女也比较多，分别达到93万人和80万人。上述这6个省的随迁子女数量超过了全国流动儿童总数的40%。这些随迁子女开始同他们的父母一样，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他们进城接受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一、随迁子女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随迁子女辍学现象严重
前几年，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深、广等9个大城市对12000多名随迁子女的监护人进行了访问。在调查中，3～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儿童还只上小学一或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流动儿童的31%和10%。
（二）学习难以跟上，出现行为偏差
农民工子女之前在农村接受教育时的教材及课程与城市里不一样，且教学质量较差，随迁子女到城市就学后，底子差，学习很吃力，城市学校老师又偏爱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对于这些拖班级后腿的随迁子女，都是选择漠视不理或是一昧批评，根本不会主动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导致学习困难，同时会觉得学习压力很大，会因为适应不了新的教学方法，缺少自主学习，因而成绩完全跟不上，开始产生畏难或逃避心理。
（三）难以融入，产生自卑心理
随迁子女多来自不发达的偏远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差，同时物质与精神生活都相对贫乏。进城后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多数无固定收入，经济拮据，他们也是跟随父母蜗居在廉价的城中村地区，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与同校的城市里学生的家庭情况相比有巨大的反差，极易导致随迁子女产生自卑感。另外，随迁子女在进城就学后，一时无法适应新的教程及教材，他们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学习跟不上，又难以跟同学融入在一起，因而普遍感到孤独、自卑、没有归属感。
二、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
（一）主动失学或被动失学
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一些脏乱差的工作或是经营小卖部等小生意，工作任务繁重且经济困难，需要孩子在身边做生意上的帮手。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坚信“读书无用论”，他们认为如今大学生毕业后很多都没找到工作，辛苦供养孩子那么多年，今后大学毕业未必能在城市里找到合适的岗位，与其这样浪费时间与金钱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出来打工或是学做生意，早点攒钱。因此，往往不愿意送孩子入学，导致子女失学。另一种情况是为政策或是地方规定所迫。比如一些公办学校对随迁子女进城入学设置较高的门槛，包括收取一些借读费，或者要求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老家没有监护人等诸多证明，迫使部分农民工在工作繁忙之余无暇去两地奔波办理这些繁琐的证明而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因此导致流动儿童失学率居高不下。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
调查发现，随迁子女的父母一般文化较低，又从事很辛苦的低收入工作，对孩子的教育关心都很少，甚至部分家长在日常行为中随意说粗话脏话，对于子女的一些错误也是非打即骂，忽略了自身的言行对孩子的无形作用，让孩子在行为上很难适应学校规则，不被接受。在学习上不仅不能给与指导与帮助，还偶尔需要孩子放下作业对其摊贩生意从旁协助，影响了孩子的学习进度，打消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三）学校教育的漏洞
随迁子女突然转到城市学校，他们之前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文化基础较差，城乡之间多采用的教材版本不同，教学进度也是不同的，导致这些儿童们在融入城市后，短时间内都不能适应学习，生活上的改变。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的报告，要使这些家庭经济相对拮据、家长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随迁子女获得与环境背景较好的儿童同样的发展，社会应该给与他们更多的关注，更好地对他们实施体现差异的教育，以便实现实质上的教育公平。但是，实际工作管理中，由于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搬迁的流动性大，数量也不便统一，学校对于随迁子女的教学工作并不那么尽心负责。
三、个案工作对随迁子女教育的介入
个案工作是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人与社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方式为有困难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以帮助个人或家庭降低压力、解决问题、挖掘生命的潜能，从而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从治疗模式的角度，可将个案社会工作分为危机介入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社会心理”模式、行为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等。个案工作作可以帮助我们从学习、心理和行为等方面介入随迁子女的教育
（一）学习方面的介入
针对随迁子女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采取任务中心模式对他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学习辅导。 首先，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随迁子女的父母、学校老师或同学以及他们本人来了解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其次，根据随迁子女的学习情况，与他一起协商制定实际可行的学习汁划，帮助他在一定的时间内跟上城市学校的教学进度;最后，监督随迁子女执行学习计划的情况，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他们的学习行为进行强化。
（二）心理方面的介入
认知心理学派认为，大多数心理问题主要起因于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及对不同生活情境的错误认知或理性思维能力的缺乏。随迁子女经常出现的自卑，逃避等心理都是由于他们对周围生活情景的不良认知造成的。社会工作者可运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帮助他们改变错误认知并进行认知重构，从而解决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社会工作者可通过科学地教导使随迁子女认识到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并主动加以矫正;对于出现的这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心理状况，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帮助随迁子女去认识到这些不良状态会对他们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然后再去探讨生活中造成这些不良状态的原因，最后运用专业的治疗方法对其不良行为进行干预。
（三）行为方面的介入
随迁子女极易出现沉默寡言、自卑自闭或是另一种极端任性妄为、打架闹事等行为问题。在随迁子女的认知得以改变后，需要进一步帮助他们进行行为方面的改变。社会工作者可运用行为治疗模式对随迁子女进行治疗。如采取厌恶疗法，一旦留守儿童出现类似上述的越轨行为时就给予负强化，使随迁子女在出现越轨行为时，产生令人厌恶的心理或生理反应，一旦越轨行为停止则撤销惩罚，如此反复，最终使随迁子女能在这些影响下逐步改变越轨行为。另外，要想有成效地改变随迁子女的某些不良行为，还需要家庭的参与。监护人自身的行为也会影响随迁子女看问题的角度，所以，让监护人参与治疗过程也十分重要。
总体而言，个案工作对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介入，是治疗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并重的过程，不是单纯地注重治疗问题，而是更加注重促进服务对象的进一步发展，要通过充足的信任、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调查、细致的沟通促使随迁子女自身意识的觉醒，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四、结语
农民工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随迁子女是随之而来的附属品，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应该享有教育公平。个案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助人活动中的一种方法，能够运用其专业模式，有效地帮助随迁子女融入城市教育中，解决学习、心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促进其自身的全面发展。在随迁子女的教育和监管中，应该提倡将个案社会工作引入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中，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教育监管体系，从而促进这些随迁子女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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