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的视角思考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73-005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从全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来看，中国这几年来的排名稳步上升，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中国的举手投足都备受关注，围绕中国存在的诸多金融问题更显突出。人民币汇率问题、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外汇储备均衡问题、国内金融改革问题、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问题、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应当从历史的、发展的、人本的角度，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严谨的分析。因为“当代金融问题，首先是战略性、宏观性问题，然后才是战术性、微观性问题。”（1）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先发制人。战略正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选择。事先对国家金融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作出分析与研判，才能作出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1]
一、金融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的金融战略核心要素亟待调整
金融战略的制定与一国的经济战略、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的金融战略设计仅把金融结构观作为核心要素，已经不能安全维护一国的金融、经济利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不再仅仅决定于经济规则。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将加大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因此金融战略的核心要素应该加入对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组合的研究。金融战略核心要素的设计需要现代经济、金融学理论，更需要能够反映大国兴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除了汇率问题、货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监管、国内金融改革、金融人才培养外，金融话语权的把握也是组成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标准制定的参与，如信用评级、资产评估、国际会计准则、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比率的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表面上看是战术性的技术问题，实则是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同样需要高度重视。
（二）“大金融”、“强金融”的金融战略亟待实施
大国金融并不完全在于其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全球金融资源掌控力和核心竞争力。相比较苏联解体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下降了许多。但是伦敦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至今仍被世人敬仰。风雨飘摇了近百年的中国，论规模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国际金融地位。人民币尚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资本账户尚没有完全开放，在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中中国的话语权极为有限，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金融市场上对于海外资金尚不能让其自由进出。学者夏斌于2007年提出“金融弱国”这一概念。因此如何快速地建立起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符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业是我们面向未来亟须解决的问题。[2]
（三）国内金融改革战略中的市场化进程仍需推进
国内金融改革战略中的市场化进程推进是指中国亟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目标。从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老问题”利率市场化和IPO注册制，到市场化进程中新发展的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问题，我国国内金融的市场化进程仍需推进。应该明确国内金融改革中的市场化进程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过程，市场化进程中的各因素此消彼长。从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放开同业间拆借率开始，到2014年周小川行长在“中国金融创新论坛”提出两年内要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逐步加快;IPO注册制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从最新的官方动态来看，注册制改革的方案渐行渐近，但预计在2014年年底出台的改革方案草案至今尚未出台;与此同时，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的民营银行问题和互联网金融问题又成为市场化进程中的新要素。因此国内金融改革战略中的市场化问题仍需推进。
（四）开放环境下金融战略的时机把握仍需斟酌
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对应的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开放环境下金融战略的实施并不能一蹴而就，“金融国门”的过快打开是及其危险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为进一步获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中国也必将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然而，在现行的以美元霸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风险与危机并存。中国在打开“金融国门”之前应该首先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在国内金融战略的推进进程中，逐渐地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国内金融效率，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金融战略实施的进程中把握开放环境下金融战略的时机选择，争取在最大程度上防范国际市场动荡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影响。[3]
二、国内金融改革中的战略规划体现
（一）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渐进性。相比较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商品经济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的资源属性得到确立。然而，政府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加剧，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既要有战略高度、统筹兼顾，又要突出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现有银行体系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框架结构合理、管理体制完善上，健全银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同时加强行业系统性风险控制。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经济体系中大量存在的强位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引导商业性金融体系，逐步创造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适度竞争的环境;对政策性金融的异化回归问题区别对待，原有的政策性金融应当加强确立其政策性地位，确保其实力与责任相对应，已经异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回归本源，或者将其完全商业化再重新建立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其原有的职责。但是，不能存在享有国家政策性优惠待遇的商业性银行存在，这样容易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既不利于商业性银行的发展，也不利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不可放任自流。努力做到不同的金融机构对不同的业务范围、业务对象提供全面、系统、完善的金融服务，通过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维一体”的金融架构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4] （二）金融构造方式的选择
在研究具体的金融构造方式中，总结归纳为：自然初始构造与自然再构造，人为初始构造与人为再构造。当然，我们也发现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组合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当以自然再构造方式为主，有选择、有针对性地运用人为再构造方式。自然再构造的方式有利于原有金融、经济体制作用的发挥，对金融、经济在原有繁荣程度上扩大繁荣具有一定作用，其顺周期性明显，这是其优点。但是其缺点也在这里，泡沫经济在经济深度繁荣的过程中产生，如何避免这一构造方式带来的缺陷，是一个很难被量化的问题。人为再构造的方式有利于对原有不合理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其对于已经处于困难时期的经济体来说尤为明显。人为再构造有利于金融体制迅速地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迅速地调动金融资源（这里主要是金融制度资源），改变人们预期，在短时间内增强经济、金融活力。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增长或发展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在合适的时间必须选择退出，将金融发展回归于以自然再构造方式为主，这里合适时间的选择是最难的。如上所述，我们认为不同的金融构造方式对经济、金融的发展都具有作用。在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构造方式，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区域采取不同的构造方式组合。
（三）市场化原则与中国化原则的协调
注重市场化原则与中国化原则的协调统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梦，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中国化、民族化的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去空谈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梦。中国的市场化不应当理解为完全的市场化，应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在这一背景下，金融研究应当更重视人文、人本金融的研究，处理好商业性金融与人文、人本关怀关爱的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的相互关系，不应当厚此薄彼，如果都在利益面前一哄而上、唯利是图，在困难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一个国家是很难实现科学发展的。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在1987年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或外国化。同时白钦先教授还指出一个民族在吸收和接受别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经验的同时要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不被同化、异化或弱化。白钦先教授提出的观点是针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但同样适用于现阶段中国的市场化问题。国内金融战略的发展要在市场化原则指导下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例如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模式正在市场的作用下逐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但我国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不应该也不能完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进行照搬照抄，在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制度下和混业经营环境尚不成熟的条件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即为金融发展市场化与中国化协调下的产物。[5]
（四）金融人才培养问题
“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资财之源，是稀缺资源，当前全球都是短缺的，供给不足的，求之不得的”（白钦先，1999）。一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该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类现代文明是漫长人类历史的真实映射，一个迷失传统文化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更谈不上民族梦想的实现。具体到金融人才的培养，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校长指出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要培养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这是对中华文明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更深认识，是新时代、新背景下的“中学为体、中西合璧”。
大学应当成为金融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实施基地。现代金融发展的多功能型与传统金融中介模式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近百年的多次经济危机中表现充分。无论是以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院教学模式，还是以公司财务、金融工程以及现代统计方法为基础的商学院教学模式，都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既需要具有统筹兼顾、掌控全局的金融将才，也需要能够精通处理微观金融业务、产品创新的金融人员，两者缺一不可。同时，现代化的金融学人才培养，也需要“走出去、引进来”，增加校内校外、国内国际的交流来往。在可预见的将来，金融仍将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6]
三、开放环境下的金融战略规划
（一）汇率问题。在战略视角下分析汇率问题，首先面对的就是对汇率本质的认识，汇率是什么？汇率是一国战略性的调节工具，尤其是在大国的转型发展、深化开放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夏斌2011）。而这一有管理的依据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规模、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应当选择不同的汇率战略。不论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都曾发生过金融危机。（2）危机不是某种汇率制的“专利”，但是突出的特点就是危机的爆发都体现了汇率政策的调整滞后性。相对来说经济大国的汇率政策选择自由度更大，也更能体现独立自主。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在这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依附性较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要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要本着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经济转型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而引发的短期利益相结合，动态调整、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发展的稳定。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不论是经济转型，还是金融开放、货币国际化，都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7]
（二）资本开放问题。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在这一大的目标指向之下，资本账户的开放不可避免。资本账户管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夏斌2011），与汇率制度共同影响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在按照西方理论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中，危机频发且出现过倒退。从这些危机的国家来看，汇率政策、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与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不协调，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资本账户开放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金融危机爆发。在确定了资本账户的开放不可避免这一目标之下，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资本账户开放的原则。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自主、开放、渐进、可控，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金融的发展、资本账户的开放。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适度较高的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它可以缓冲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带来的风险冲击。近些年，人民币的区域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为我国资本账户的有节奏开放创造了有利因素。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相适应，推进宏观调控手段向以价格、间接工具为主。对因政治因素的资本流出入，以特殊的资本流动管理方式解决应对。[8] （三）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无论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还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2009）宣布到2020年，将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大国两个金融中心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大国的崛起需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心，从古代的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到现在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又一个的大国经历中心的转移。在一国两制的国情下，双金融中心应当能够更好地推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在双金融中心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在不久之后的共同发展问题，而不是争论于二者的定位问题。在香港不远处的新加坡，在上海不远处的东京，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才是沪港需要联合应对的竞争对象。在现阶段，对香港来说，要将其发展战略积极纳入国家有序开放的金融战略之中，要帮助上海加速适应自身的新定位;对于上海来说，要尽快适应自身的新定位，在转型成功之后与香港共同协调发展，共同应对国际间的竞争。两地应共发展、共进退。[9]
（四）货币国际化问题。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白钦先在其金融资源论中指出，金融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其特殊性在于可以用它配置其他的资源。如果将这一思想放在开放性的环境之下，并结合基辛格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货币国际化对一个世界大国的异常重要性。金融资源（包括货币）不但可以用来发展本国经济，还可以用来作为侵略、破坏他国的工具，而且更加“文明”、隐蔽，这对于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意义非凡。从世界货币金融发展史看，一国货币最后能否成功国际化，最终由该国的综合国力决定。一国对货币国际化问题认识的越早越透彻，其就越有主动权。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现实的紧迫性，但是尽管如此，还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追求稳定的区域化目标，再逐步推进应当作为可行的选项。[10]
（五）提升金融话语权问题。金融话语权的把握也是组成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标准制定的参与，如信用评级、资产评估、国际会计准则、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比率的标准等。在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格局中，存在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其功能包括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稳定的积极作用和制造发展幻觉、用假象替代真实、安排等级、树立国际权威等四个方面的消极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的国际金融话语霸权现在受到多方挑战。中国应该抓紧这一时机强化自身的国际话语权。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强本土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积极参与国际性金融议题研究，加快完善本土的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体系，鼓励支持其走出去。
四、总 结
金融发展战略是一个体现金融体制演变历程的载体。总结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有：1.金融发展要做到以人为本，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正确对待金融创新，通过创新可以分散个体风险，但会累积系统风险，单纯的金融逐利性会加剧这种金融负功能;3.重视金融功能在金融体制演变、金融效率提升中的作用，合理金融架构要有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协调发展;4.注重金融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不能厚此薄彼;5.注意金融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协调进行;6.注重金融开放与经济改革的协调统一;7.注重本国金融理论的建设与发展;8.注重国家金融安全的保障建设;9.注重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维护;10.注重国家金融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调。
在金融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应当以金融本质演进基础上的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为核心，充分考虑金融资源的多层次性，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研究基础，以金融效率为研究归宿。处理好本国金融战略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即如何在发展中突破零和博弈，如何在推动世界金融、经济发展中实现本国金融、经济的大发展，实现互利共赢。[11]
注释：
（1）引自白钦先《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挑战与启示》，《世界经济》1999第6期。
（2）历史上对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始终难有定论。西方学者分别以弗里德曼和金德尔伯格为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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