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视角下的外语教育刍议
中图分类号：G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190-02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主要形式，世界各族人民在劳动中创造了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欲“达其志，通其欲”必借助于翻译。因此，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换言之，翻译是伴随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需要而产生的。从史料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翻译从它诞生时起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领域的翻译活动促进了人类社会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从翻译活动的历史影响分析，外语教育意义重大。外语教育不仅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要求。
一、翻译活动的主要影响
人类社会若无翻译的存在，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将是难以想象的[1]，也就是说翻译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中西方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翻译活动来看，翻译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对语言文字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系。不同语系有着相对独立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系统要素，这给不同民族人民的沟通交流带来了障碍，翻译作为消解语言障碍的媒介，在不同语言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翻译活动的深入进行，也对不同语言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从中国翻译史来看，东汉至北宋的佛经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而长时间的、大量的佛典翻译对汉语语言产生的影响是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由此引起的汉语本体的变化渗透到了各个层面，成为汉语有机的组成部分[2]。具体来讲，“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0个词；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传进声明论学理，导致古代音韵学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如梁启超所论，‘有倒装句增多，提挈句增多十大变化’”[3]。在西方翻译史上，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意愿，采用民族的语言翻译刊行了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3]。翻译史上大量的实例都凸显了翻译活动对民族语言文字的重大影响。
（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翻译肇始于语言交流，但语言天然上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语言翻译交流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翻译在本质上就是一项跨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历史上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翻译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倘若拿河流来做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事实上，佛典汉译对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清末西学翻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潮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彼时的翻译活动旨在改变民众思想，提高民智，是在救亡图存背景下以“强国为第一要义”而进行的翻译活动。近代西学翻译使得西方大量政治法律、哲学经济、文学艺术书籍传入我国，西方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民众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改良的作用。在西方翻译史上，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奴隶社会瓦解，罗马开启了大规模翻译希腊文学的行动，这对罗马以后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更是欧洲历史上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对欧洲各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虽然翻译涉及的是语言文化的沟通交流，但翻译活动不仅限于文学艺术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翻译活动也关系政治，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
在中国翻译史上，老一辈革命家对翻译工作也有着独到见解，中国共产党也一贯重视翻译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的领袖都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把翻译工作提到了政治理论工作的高度，对革命时期翻译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刘伯承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翻译、校译和编译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他的翻译著作，不是一般读者用来娱乐消遣的读物，而是为“阵中读者”提供的一种特殊武装[4]，事关国家安全。在西方翻译史上，兴盛于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高潮，使《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这对维护教会在社会文化上的垄断统治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二、对外语教育的启示
翻译活动对语言文字、社会文化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凸显了翻译在人类历史进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方面彰显了翻译工作者以及翻译活动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对我国译才培养，尤其是外语教育有着积极启示。
（一）外语教育的战略意义
中西方翻译史上对翻译工作在军队建设、治国理政等方面的影响，启示我们应该将外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战略来实施，高度重视外语教育在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国家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外语教育事关一个国家民众的外语水平，而外语水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语战略不仅着眼于国家安全，而且从全球化视野出发服务于商业竞争的需要，政府制定和推进各项外语教育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语言战略武器”实现“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和“美国英语的全球化”[5]。我们目前《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以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虽然对不同学段英语教育目标提出了要求，但是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的衔接存在问题，并且缺乏从国家安全高度对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目标及公民外语能力进行整体规划。我们认为外语教育事关国家安全，外语水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宣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二）外语教育的工具意义
中西方翻译史上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译才培养的讨论，启示我们在外语教育中必须重视学生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外语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双语或多语使用能力，其最初级的意义就是通过外语课程发展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初步形成用外语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奠定学生在未来继续学习和工作中使用外语的基础。但是目前外语教育的主流导向过分强调外语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导向，其影响就是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轻视学生语言基本功培养的趋向。有研究者在区别了外语教育、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和大学外语教学、外语专业和非外语专业的差异后，指出不同阶段的外语教学有其固有的特点，应该在外语教学的工具与素质之间有所偏重[6]。我们认为外语教育的最基本意义体现在其工具性上，我们不能摒弃或者忽视外语教育的工具意义，要把学生基本语言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的基础来抓，强调学生的实际语言使用能力。
（三）外语教育的文化意义
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活动对促进人类文化交流的史实，启示我们要重视外语教育在消解文化障碍，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外语教育要重视学生基本语言技能的训练，但更要通过外语教育加强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首先，要重视通过外语教育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西方文化有助于我们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其次，要重视通过外语教育加强学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传播。201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特别强调“抓紧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我们需要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传播到世界去，加强其他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消除西方历来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误解，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第三，要重视通过外语教育加强学生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而外语教育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
从中西方翻译史角度来讲，翻译活动对促进人类文明交往，消解语言文化交流障碍，起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和贡献来看，外语教育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增强公民个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我们应从战略上规划好大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重视公民外语基本能力培养的同时，提升外语教育在素质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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