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01-03
在近代社会的中国，有志之士在反思，为什么传统社会强大的中国在近代社会如此不堪一击，晚清的社会状态已是混乱不堪，1840年开始在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之下，中国似乎才在这种外力作用下进入一种不成熟的社会状态中，外受殖民者的侵略，内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当时，开眼看世界，以及力图改革创新求得国家富强逐渐成为趋势，但是势力强大的保守派的阻挠以及思想理论的不成熟，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以当时社会情况观看，人才方面因科举制度的僵化、选才机制的缺失是重要问题。
在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的高度集权，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也愈加严格，科举这一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逐步确认的八股取才考试机制使得读书人读死书考功名，渐与社会脱节，尤其是到了清朝，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清廷对外实行闭关，读书人更是看不到世界急剧的变化。在1840年突然而来的战争惊醒了中国人，有志之士开始接触西学放眼世界，寻求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并反思中国的不足。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而言，意义重要非凡，虽然考试失败远不能证明天资低下――许多中国人对此都大持异议――但对考生的生活前程却有决定性的影响。考试成绩好才有话语权，对待科举制度读书人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科举制度逐步僵化，使得这一长久延续的选才方法开始备受有志之士的质疑。近代社会教育事业的开展，是在中国面临国家存亡之际有志之士所发起的。新的观念应用在新的学识，培养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接受西方理念等方法使得“中体西用”观念开始崭露头角，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压抑了读书人，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外受侵略面临国家存亡的关头，洋务运动下新的教育事业的发起，在长时段看是对中国有帮助的，新的知识和观念开始冲击人民心中传统的意识，要挽救中国，借鉴学习西方的优势之处并为中国所用，已经是一个趋势。军事、教育等方面在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情况下，必须要用新的风气对中国进行转向改造而使中国变得强大，旧科举到新式教育的兴起，新的观念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①
上升一个层面来看，不得不注意到中国政治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的中国政治体制，君主主要通过臣民的汇报上奏来了解社会情况。这当中的弊端便是显而易见的，谎报、瞒报、偷税、漏税、官员与私人勾结等等情况常常存在，地方到中央信息的不通畅，中央到地方决策不明确，在传递的过程当中逐渐“变了味”。以人口统计情况为例，明太祖洪武年间，修订了记录人口详细情况的劳役登记名册，通常称黄册，另编成鱼鳞图册，即土地清丈地图和地税手册。然而之后，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越来越大，这与地方人口登记隐漏情况有关，人口逃亡、儿童不入户籍等情况导致人口数据离事实越来越远，因而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全国的人口统计数只能看作是纳税单位，②“所谓顷亩是纳税单位，并非面积单位”。①从人口统计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中央在与地方的沟通交流上不够通畅，信息一级一级的传递逐渐变味，传统社会的中国政治制度上的问题到了近代社会当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地解决，君主与臣民间的裂缝不断扩大、行政体制效率低下、官员素质低等。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有很多，政治层面上来讲，洋务运动中无论是官营还是官商合办，在其内部充斥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商人不能够自由经营，受到诸多限制，这就是政治层面的另一个显著问题――政治一体化的问题。
政治在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社会三大系统中居高临下，经济和文化都要围绕着政治而运行，为政治服务。这便是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病态且不完全的理由。到了近代社会，政府当中仍带有强烈的传统社会主义，权利的统一，在方方面面都有体现。政治色彩下无法让异端思想存在，政治束缚了经济和文化。政治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也宣告了在此之前中国改革的失败，这次惨败也足够说明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所做的一切改革的努力并未给中国带来实际改变。这一点上，不得不思考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系列问题，民族观念在近代社会的中国甚至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似乎是没有形成一股力量，人民对统治者缺乏信任、血缘地缘业缘等的问题都需要联系中国传统社会来解答。
私有制的产生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国家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中国王朝从夏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子承父业”由此开始。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上至王朝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难发现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时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从上古的宗君合一、封邦建国，到中古的门第郡望、门生故吏，到近世的同乡会、上榜、会馆公所），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②血缘纽带就像小农经济以及传统社会观念一样根深蒂固，无法打破，这可能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病态的一个症结所在，人民与统治者并未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更像是家族主义，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使得中西历史有诸多的差异存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人们就好像是“一盘散沙”，统治者对治民的问题并没有做好。分权与利益应是一致的，人民在一个制度中占有的利益越大，他们对制度的捍卫就越坚决，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浑然成为一体时，他们就会把政府面临的威胁当作自己遭受的威胁。③近代史教材对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这样评价：《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惨败于日本的耻辱感，使得中国将进行根本变革，以发动革命及建立全中国广泛的民主革命成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趋势，民族危机感、共同利益观和民族团结精神才开始有所表现，而在分析国家和人民这一关系问题上，郑观应与1892年写的这段话便可作为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国贫弱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其社会习惯不同，中国是家族主义，而西方是民族主义。” 在以改革作为核心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便是变革是全盘接受西学还是部分接受。其实有志之士所强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西方暴力的入侵带来不断发展的技术，是西方巨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中国要反抗，就得采纳西方技术。提倡西学，宣传改革，改革的外在以西学为主，那么内在便是需要依靠中国自身有价值的东西来作为指引。
历史即是人的历史，人可以选择王道，也可以选择霸道，这里就指出道德和权力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施行仁政必能为社会提供长久治安，反之霸道则会招致灭顶之灾。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人心观念也讲究道德信念，这是非常重要且有价值的东西，虽不能说靠着道德信念来使得国家强盛，但这是中国社会儒家经典文化当中非常有价值的内涵，是可以用来指导个人或是国家社会前进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在外有侵略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军事力量来免受侵犯，但如果内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变化，等于我们是披着强盛的外衣而内在早已是腐烂不堪，所以在中国社会的内在，应是秉持道德信念来指导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发展。中国文明的本体价值核心，即“道”，是不可磨灭的。
经济方面的考察，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农民并不会依赖市场消费，反而市场的消费则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而有诸多病态的现象。明清时期，国家赋税政策变化，一条鞭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摊丁入亩，这些政策使得赋税货币比重增大，赋税需要缴纳白银，有能力的人也可以“以银代役”，市场消费也以货币为主要流通方式。但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即便是明清时期国家政策有了诸多的变化，农民对市场的消费能力却仍不是很好。农民会为了缴纳赋税而与市场接触以换取货币，这点都可以说是被迫的，这样一来，农民与市场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并不是平衡的，没有达到一致。消费因为皇室或上层社会的人而有了极端的“奢侈消费”，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①这种消费模式为下层民众所模仿，但多是集中在日用品的消费。就以欧洲为例，在16世纪时，糖、可可、烟草和茶等都属于奢侈品，但到了19世纪则成为平常，对这些除了通过市场就无法获得的物品需求，使普通人更迫切地需要现金，因而鼓励人们工作得更多。与欧洲不同，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似乎“内卷化”，即发展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②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即便进入了近代社会，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时候，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还存在着这样的模式，这也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商业发展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商业的发展，是传统社会以收重税压制的状态前进的，到了近代社会，中国商业与工业一直不断在走私有化的道路。以中国汉口市的商业为例，盐贸易是由政府统一管理，在法律规范下，限定运商人数，对各个地区运销的食盐有严格的限额，官盐价格高昂。太平天国前汉口盐商与官府勾结，形成势力上的特权集团，太平天国后的汉口盐商则受到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影响，势力减弱。这个例子能够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逐步进入私有化阶段，而且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业公所会开始对政治感兴趣。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似乎总能联系到政治方面，这也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官商角色的相互渗透，互相勾结，这是一把双刃剑，国家鼓励商人活动，但对商业征收重税又使得官商关系紧张，加之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外来影响的扩大，商人与国家关系逐渐疏远，并影响到了对统治者的忠诚，可以说是成为清政府灭亡的一个隐患所在。③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仍然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色彩因素，并没有因为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商业发展一直被国家压制并不被大众完全接受，单从小农经济与市场消费形态来看，商业与政治总是扯得上关系，在国家规定之下无法自由发展，于是便有了各种私人活动，类如私盐、官商勾结等情况的出现。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便是人的心理的问题，追究深层次便是文化观念的问题。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新东西的认识接触运用，中国在这一方面做的远不能和西方人所做的相比较。早些年，我接触到一句话：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近代社会的中国，却需要从外国购买火器来抵御外国的侵扰。这句话读着带有那么强烈的耻辱感，在对新的东西接触学习时，中国社会并没有给它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反而是“嗤之以鼻”。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带来新的经济模式，却对它征收重税或是抵触，单从这点不难看出明清时期一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商业的发展道路一直是曲折的。另外还有上面几段讲到过的血缘家庭家族的问题，对血缘家庭家族式的发展，也使得商业发展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进步，倒像是洋务运动当中的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内部充斥着浓厚的传统观念色彩、阶级观念等。文化观念不仅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商业的发展，阶级的观念在官场当中很严重，对上级的尊重，有时甚至是阿谀奉承，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官场内部的廉洁作风。文化观念的力量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面，传统社会甚至是近代社会当中，城市的发展也有文化观念因素的影响。中国文明的历史是个例外，中国城市建设的漫长历史，存在着一种古老烦琐的象征主义，对军事性因素和行政政治的重视，是一个城市建立发展的基础，而西方则多是由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发展，中国城市也未能发挥必要的催化剂作用，以促使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想西方曾发生过的那样走出中世纪的转变。在整个中国城市史上，城市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和军事驻防地，政治功能一直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政治控制也伸展到经济领域，使得城市的政治自治从未得到发展。④文化观念体现在每个人心里，表现在行为做事上，观念的陈旧腐朽，不革新不积极进取，人不进步，历史不进步，社会也就会停滞不前。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不能带着极端思想去思考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有太多问题，政府的不作为、政治的不完善，文化观念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等等其实都可以说明，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并解决问题，闭关锁国、骄傲自大是现代中国所应该反思并深刻牢记的历史问题，从地方社会当中的经济发展、民族观念等都可以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良好的教育。近代中国社会通过内的“道”的指引，外在根本的变革使中国变得强大，这也是应该学习到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努力的意义。以此为鉴，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角度审视问题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