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财政调节
十八大报告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要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增收，既是关乎农民能否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前提，也是我国内需能否真正扩大、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否持续的大问题。
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与地区差异
（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
1990～2013年间，依据主要年份1990年、1995年、2000年、2012年、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总体情况，如表1可知：
一是无论低收入地区还是高收入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均在不断提高，从1990到2103年间，增长幅度均在10倍左右。全国均值从747.487元/人提高到9539.426元/人，增长约11.76倍，说明整体情况向好。国家的财政支农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民增收，蛋糕越做越大。
二是极大极小差距由1476.3元/人剧增到14487.2元/人，而且逐年增长，说明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加，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在恶化，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增收的同时，没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标准差由299.6869元/人增长到3659.5863元/人，说明不止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与最高地区差距在拉大，所有省份之间的都在逐年拉大，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不是偶然现象，政府以收入平等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二）地区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spss软件进行运行，以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为基础分析，结果如（图1）。
对应的5类聚类表格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各省之间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很大，北京上海最高，为第一类，广东单独为第二类，天津、浙江、江苏为第三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为第四类，其余为第五类。从图1可知，第五类诸多对象又可以进行进一步细分：辽宁、山东、福建为一类，其余省份次之，为最末类。
二、各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环境与区位差异
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家庭经营性收入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受自然环境和区位因素影响巨大。我国三大区域的自然环境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气候条件良好，农作物一年成熟两季或三季，农产品产量高；中部地区自然条件次之，地形多为丘陵，降水量不均衡，旱错灾害较多，农作物产量较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多为高原和丘陵地形，降水量少，常年干旱，沙漠化和石漠化严重，农作物产量低。从区位因素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有天然的港口，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城镇化水平低比较，交通不便，吸引投资能力有限，农村居民提就业机会偏少。
（二）人口素质不平衡
有专家测算，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每增长1%，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0.265%。据《光明日报》的统计，我国东部地区100人中，平均拥有科技人员18人，西部地区仅为2人；东部农村乡镇干部学历为大专毕业及其以上毕业者占其总数的64%，而西部仅为20%；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9个月，而西部仅有3年零6个月，这说明西部农村教育和东部之间教育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211、985高效也大多分布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这些恰恰是聚类结果中排在最前面的省份。
（三）公共服务不均等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根据2013统计年鉴，国家用于各地农林水事务的人均财政支出，北京、上海和西部省份最靠前，河南、河北、广西最次，北京为人均10262.72759元，河南为1190.650851，差距近9倍。公共财政各项支出直接导致了各地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的巨大差别，进一步拉大的各地的发展条件。
三、农村居民收入的财政调节对策
（一）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政府用财政支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科教文卫、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各方面，进而创造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便利环境。我国目前各省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不均等，直接导致各省农村经济财力支持不平衡。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为了提高农民素质，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政府应在着力在科技兴农、教育培训、网络通讯增长支出，确保各省在这些关键服务方面得到均等对待。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素质，如果效果卓著，甚至会使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优化财政转移支付
现阶段转移支付制度由于缺少合理的事前论证、事中监督、事后评价，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素质较低、监督机制薄弱、人情网络复杂，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应该严格支农转移支付的预算约束，健全民主制度、上访制度及评估标准。做到事前有商有量，事中全村监督，事后群众评价。这样既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质，也保证了财政转移支付效果。
（三）规范财政补贴
目前的财政补贴目的性不强，类型多样，一方面显得混乱，另一方面又没有覆盖到所有应该覆盖的农村居民。以后应该加强财政补贴与政策的联系，把补贴主要运用在科技兴农、粮食产量、耕地保护、生态环保、信息网络等方面，制定专门法律，并根据实施效果的不同细化补贴细则，进行激励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