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
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首先要做到预算公开透明
预算制度是财政制度的基础，这是勿容置疑的一点。而预算制度的核心从理论上讲，应该是预算必须具有刚性约束力，及预算法制。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想使预算能够民主、法制、规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公开透明，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监督。
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现在，财政收入总量由1994年的5218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29142亿元，增长了23倍多。与此同时，财政支出也水涨船高，与财政收入一样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到2013年，财政总支出规模已达到139744亿元，超过财政收入10000亿。
然而，在财政收支都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级政府财政困难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足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化解。相反，随着地方债务的不断积聚，财政运行更加困难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有限，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方式来减轻压力。最终，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却全部转嫁到居民的身上。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则是预算不够透明公开。也许单纯从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来看，看不出什么所以然，特别是将财政收支结果公布以来的这几年，似乎更加无可挑剔。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财政部门公开的账目中，公众根本没有办法判别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属于公共财政范畴，哪些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
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哪些公共领域，有关方面没有办法给公众作出合理的解释。相反，“三公”经费等严重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支出，却在不断地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预算不公开、不透明，没有能够象发达国家那样将预算置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中。
正因为如此，要打造现代财政制度、构建现代预算体制，就必须将公开透明作为改革的最核心问题，围绕如何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加强预算监督，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改革，对《预算法》进行改革，对预算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完善税收体系，建立现代化税收制度。现代化税制首先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合理调节分配社会财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其次要能够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再次，要做到税费联动，以税代费，保持宏观税负的稳定；最后，要加快税收立法，推行依法治税。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现行消费税制度征收范围较窄、课税环节单一、税率结构欠合理，对消费行为调控作用越来越弱，急需进行改革。应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加快资源税改革，现行资源税税制难以发挥促进资源节约和想环境保护的作用，重点推进矿产资源行业的立法。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全面实行营改增，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税收优惠政策泛滥，遍布各地方、各行业，影响公平竞争和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清理规范税收政策也是《决定》关于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明确提出的要求。
三、明确事权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首要前提
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个重要前提是明确事权。正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所说，“明确事权是深化分税制改革中制度设计和全程优化的始发环节，只有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化，支出责任才可能合理化”。
现行的财税体制，没有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范围，导致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承担，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同时，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的事项较多。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地方承担了一些不适合承担的事务，而中央不得不通过设立大量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对地方给予补助。这种格局不仅容易造成资金分配“跑部钱进”现象，而且容易造成中央部门通过资金安排不适当干预地方事权，影响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还会造成地方承担中央事权与地方的积极性不一致，导致执政行为不当，影响市场统一公正。
明确了事权划分的几个重点：一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确保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以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将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但对其他区域影响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三是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将地域信息性强、外部性弱并主要与当地居民有关的事务放给地方，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区域公共服务的需要。
中央政府将事权适当上收，可以说是对以往事权过度下移的一种校正，有助于缓解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促进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