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公司+农户”模式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农户”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受到大力提倡的一种组织创新模式。它主要是指各种企业与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契约相互联结而形成经营联合体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其在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缓解农户与大市场间矛盾，降低农民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以及引导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生产规模化水平，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等各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这一组织模式的具体运行来看，公司或农户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动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屡有发生，导致实践中真正能够得到履行的契约较少，即契约履约率普遍较低。而广东温氏集团“公司+农户”契约在实际运行中履约率颇高，契约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促进了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养户收入的增加，而且带动了当地关联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温氏集团“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是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的一个至今仍然比较成功的典型，它得到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二、温氏案例
“温氏集团”全称“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3年，最初由温北英带领的七户农民集资8000元创办的勒竹鸡场起步，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已发展成一家以畜禽养殖为主跨地区发展的现代大型畜牧企业集团。目前，集团已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建成170多家一体化公司。2014年，集团销售收入达到380亿元，带动农户5.3万户，养殖户全年获养殖效益39.92亿元。温氏集团始终坚持以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为温氏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创造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农户”运行的典范模式。依靠此模式，公司的养殖业务一直保持快速发展。
“公司+农户”模式主要是指公司与养殖户建立合作关系，在畜牧业（养鸡、养鸭、养猪等）的生产过程中，公司对农户严格实施“五统一”管理，即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进苗、统一用料和统一销售，一方面公司可以严格控制种苗、饲料、药物、疫苗等原料物资的成本和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严格监控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从源头和生产销售全过程对公司产品进行有效监控，确保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合作农户则按照公司提供的管理标准进行饲养管理，获得稳定的饲养效益。公司与合作农户紧密合作、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公司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种苗、饲料、药物、管理、规模等优势，农户充分发挥劳动力和场地等优势，有效地将畜禽养殖产业链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高效运转。
经过30多年的创业发展，温氏集团“公司+农户”模式运作越来越成熟，特别是经历了行业数次重大疫病影响和价格低潮的考验，公司与农户合作关系更稳定牢固，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且，这种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复制能力，公司已将此模式从肉鸡养殖复制到肉猪养殖，并从广东地区复制到华南其他省市以及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通过区域化发展，温氏集团经营模式不断得以推广应用，不仅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带动了区域农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了区域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为了应对近两年来合作农户收入增速趋缓、传统养殖业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以及在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温氏集团将原有的“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升级为“公司+家庭农场”的新模式，即通过提高农户的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传统的养殖过程发生质的转变，使小规模农户向环境友好型的家庭农场转变，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养殖效率，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三、社会资本在“公司+农户”模式中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源自于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一本叫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文章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李惠斌，1999）麦克尔?伍考克?彼得?埃文斯和简?弗泰恩等人从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伍考克高度肯定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他在回顾了生产手段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劳动和物质的资本这三个实际增长的要素，6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则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认为受过教育和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天赋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而社会资本理论则进一步发现，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布迪厄和科尔曼以来，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目前这个概念虽然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即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个人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促进物力、人力资本流动组合，提高效率，产生经济上的价值，所以称为社会资本。彼得?埃文斯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通过把规范和网络称为社会资本，“普特南等当代理论家把基本关系具体化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济资本。”
与经济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中，它不能离开个人而独立存在，但又不完全依赖于个人；经济资本则存在于各个分散而互不相关个人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其次，经济资本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社会资本是无形的，是一种能感觉得到，却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则，经济资本既可为公共物品，也可为私人物品，社会资本则纯粹是公共物品，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这与社会资本的性质有关，它能存储于两个以上的人中间。 简?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还指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关键所在。
总之，社会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规范。这种传统、价值理念和规范等潜在价值形式以网络为载体不断传递、流动，可以促进单位之间的合作，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主义，弥补制度安排的不足，保证契约的自我实现，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创造出显在的资产价值。
1、从信念到制度：社会资本的内生机制
从人的信念和理想入手去研究制度的起因和演变，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制度，韦伯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从托克维尔生动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人性中存在一种追求信念和理想的巨大力量，这种来自于信念的力量超过了人类其他的任何力量。正是依靠这种信念的力量，英裔美国人才在北美大陆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的社会。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推动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力量不是源自人们追求效率本身，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信仰的追求，只是这种信仰恰好鼓励了人们从事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应当说，韦伯的这一结论尚需进一步商榷，但他强调人的信念对行动的重要性，则是社会生活中明显的事实。
如前文所述，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它指的是人们关于公民同仁的集体态度，进而也指公民们相关联的方式。这个论点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那些特征。
保罗?F?怀特利在“社会资本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托克维尔模型中的志愿性组织要繁荣，社会中的相互信任要创造，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显然，最低限的社会资本的产生需要另外一种机制。这里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创造的可供选择的解释有三种：一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出的。二是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的；最后，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成员身份创造的。这里便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用于解释个体价值信念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理论路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理论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行为假设，一为有限理性假设，一为机会主义行为假设，后一假设是跟随前一假设而来，有限理性假设指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人们往往是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诺斯看到有限理性假设的不足之处，在构建制度变迁理论时，将意识形态理论引入制度分析。但是，诺斯坚持以有限理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假设的基础，意识形态的作用无法从行为假设中推导出来，从而没有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制度理论。
新经济社会学承认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前提，即行动是有理性的，除此之外，新经济社会学还有两个基本前提：（1）经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2）行动不能仅用个人的动机来加以解释，而是被社会地定位的，制度不能自动生成，而是被社会地构成的。关于为什么会存在嵌入性问题，格兰诺维特的解释是人存在非经济动机。他认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都离不开他人。
其实，把文化纳入分析框架，反对把理性个人完全理解为经济人的努力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本世纪30、40年代开始，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他们反对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与这一点相联系：即人们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时，互惠和信任概念占有核心地位；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将相互关联的人们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温氏集团创始人温北英年幼时身处乱世，因家境富裕而遭匪徒绑架勒索，其父被匪徒开枪打死。这种特殊的身世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促使温北英萌发了建立一个平等、和睦、安然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信念。这种信念蕴含了一种他本人深深认同的“天下为公”的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感，这种价值理念决定了他所秉持的以“共同富裕”、“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及“温氏食品，人人有份”等为目标的具体经营理念。这种人生价值理念由于具有将他人视为合作同仁的互惠、信任和利他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资本的性质，以温北英的“大同社会”和“以民为本”理想为核心的温氏精神、温氏文化以及“精诚合作、和谐为魂”的经营思想，经营制度便是这种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温氏内部的组织文化、组织制度安排本身也是一种以温氏精神为核心的能够营造团队氛围，促进合作共荣的社会资本，和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战略、经营机制、利益分配、市场竞争等各方面得到体现。2013年4月份起我国发生了人感染H7N9病例，受此影响，上海、南京、杭州、天津等多个城市逐步关闭了活禽交易，家禽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对畜禽养殖行业造成较大影响，然而，在市场相对低迷时，温氏集团为保障合作农户收入水平，主动承担起了部分市场风险，2013年，温氏集团商品肉鸡销售毛利率出现负值，但是支付给合作农户的每只商品肉鸡委托养殖费用平均值仍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每只2.49元，与2012年的每只2.58元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温氏集团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在集团管理阶层、普通员工、股东、养殖农户、客户以及所有的市场合作者中得到认可和弘扬。正如温氏董事长温鹏程所说，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温氏集团的创业之本和灵魂，是企业得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是温氏所有合作者始终保持高涨创业热情的强大精神支柱。 社会资本有助于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便利集体决策。在企业内部，这些作用就表现为管理费用的节约，表现为管理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企业效益。对于职工来说，社会资本提供了经济刺激之外的激励，在经济激励一定时，它提高了职工的满意程度。总之，温北英个人的身世背景、心智人格及其“大同”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温氏“公司+农户”产业化模式的产生、发展，决定了温氏的经营理念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及制度运行方式。
2、农户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机制
社区是一个具备相对完整的社会功能，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社会，在这样的地域社会中，由于人们共享同一的生活环境和社区服务，加上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联结，居民形成了共同的社区意识与心理认同感。
农村社区则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里由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构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居民在一定地域中以农业为主，其经济活动比较简单，属于自给自足较强的自然经济。（2）农村社区空间比较开阔，人口密度较低，居住分散，流动性弱，是一个熟人社会。（3）家庭是生产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具有较强的自给性，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比较强。（4）风俗习惯、文化、生活方式在地理上相对独立，社会意识，价值观念比较保守。（5）社区成员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共同的兴趣及情感，因而具有共同的归属感。（6）社会制度比较简单，组织性弱，靠风俗习惯及礼仪维持社会运行，即礼治秩序。
由于农村居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业及养殖业生产，因此，农户是农村社区的基本生产消费单位。在此，本文为研究需要，将农村社区特定为农户社区，它具有农村社区的所有特点。
从经济社会学假设的角度来看，农户社区就是聚集在某一个地理空间，以家庭为单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农业是人们开发使用自然资源，主要是农业资源，以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农业资源是有限的，而社区成员的各种欲望和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资源条件下社区成员总是选择能最大限度满足其经济及社会需求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于农户社区具有地域的封闭性、生产的传统性、经营目标的自给性，人际关系的紧密性等特点，社区成员通常以友爱、互惠、合作作为共同认可的规范，具有共同的社区意识，社区成员对社区人的共同利益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感，成员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因此，这种组织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即以互惠、信任为其主要的规范方式。因此，农户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具有社会资本的内在累积机制。
由于农户社区具有封闭性，血缘、地缘关系性，流动性差的特征，社区成员面对面式的交流互动频繁，社区里通常有一种共识（关于事实，人员，行动等），双方信息分布的对称性较强，而且，联系、惯例和信任等社会资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转移。网络成员的特定互动结果将通过每个个体都拥有的关系网络很快地传遍整个网络，并通过更正式的程序传到作为网络组成部分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因而，任何成员的机会主义性行为都倾向于是高度透明的，而且，一旦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其在农户社区中所导致的损失是极大的，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户社区中存在着许多类型的交易网络，交易者一次或数次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使得其声誉或可信任度下降，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在本网络或其它网络的交易收益。反之，守信、忠诚、互惠、利他等为社会网络所倡导的行为将会给行动者带来现时的或未来可预期的收益。因此，社会网络有利于给不合作者以更严厉的惩罚，给合作者以更大的酬劳，从而社会资本将导致合作解的出现，他们能够使个人自愿地为组织或社区这一局部的公共物品的供应做出贡献，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
科尔曼也曾强调了社会网络中的“闭合”作为创造社会资本的机制的重要性，指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参加者将会在不止一个领域中互动，这有助于为社会资本产生创造条件，在如此众多的网络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互相联系得越多，在一个给定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扩展程度也越高。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资本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就像拥有常规资本的人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也喜欢尽量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道德资源”，即通过使用这种资源，其供给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且如果不使用，它不会像物质资本那样消耗掉。
笔者在温氏车岗分公司调查时了解到，车岗镇农户张治云1985年开始养鸡，其父为教育系统职工，一次因集资分房需钱，温北英先生二话没说就让张治云提前支取基金，另一次其父生病急需钱往广州南方医院治病，温先生又极爽快地积极帮助办理取款事宜。而且，温先生待人接物平等公正，一次张治云领饲料时共领25包，但电脑单上将25包打了两栏，致使工作人员怀疑其领取双份料却只交了一份饲料款，因此出现了纠纷。温董事长得知此事后特别予以重视，专程派其子温鹏程处理此事，并告诫其要查明事实，公正处理，不可冤枉人家。温先生家业产业富足，却极为勤俭，总是穿一双解放鞋，且常常深入农家，与养户直接接触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并给予积极的帮助。张治云在经历几番后深觉董事长甚值信赖，温氏也是极讲信誉的，于是积极发动周遭乡邻好友为温氏养鸡，从而带动了周围养户规模的扩大。
温氏车岗分公司入驻，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富裕及经济富足，而且有效促进了地方文明发展，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区氛围。车岗镇1995年前赌风甚浓，村民不分白天黑夜地赌钱，男女老少都有，坑、蒙、拐、骗皆屡见不鲜，治安环境很糟。自1995年温氏车岗分公司成立后，随着养鸡业的带动，村民有了活干，治安情况也有了极大的改观，就连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也不禁叹言，温氏一来，他们都清闲得无事可做了。
社会资本的内生、累积机制在我国目前农村社区具有广泛的运行空间，特别是在那些封闭性更强，文化传统存量更高的地域尤是如此。温氏“公司+农户”契约有效运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农户社区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正是因了这种机制，“公司+农户”契约内容注定不完全性，强制执行的不易性等特性所导致的履约障碍得到了有效克服，从而有利于“公司+农户”组织的有效运行。 3、“公司+农户”：社会资本的扩展机制
“公司+农户”作为一种网络型资源配置方式，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与一定的亲缘、地缘、文化习俗、惯例等相联结的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特指内生于农村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公司或企业及其领导者是内生于农村社区内部的，与农户社区有着原始的、相对紧密的联系，二者共生于一个具有特定文化、行动共识的社会网络中，这种网络是有利于交易双方彼此信任的。主要原因是，它有一种保障机制，保证交易双方彼此合作.正是这种保障机制的存在，维护着交易的进行与完成，造成了市场交换与网络交换在交易双方信任程度上的差别。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交换的双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依赖关系，是一种不认脸面的交易。今天他可以卖给甲，明天他可以卖给乙，一次交易的完成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终结。网络交换则不同，由于网络交换的双方往往具有相对同一的文化共识，共享多种利益，他们之间在交换发生前就已经存在某种预定的社会关系，交换建立的不但是物上的量与量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关系，即使他们完成了一次交换，它们之间依然存在持续的互动。所以网络交换是延时结清的，而市场交换则是即时结清的，延时结清延长了交易双方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稳定、持久的性质，从而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交换都是交换链中的一个环节，交换则由此变成了一种重复的“博弈”。有关实验发现，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之后，博弈双方就能找到合作解。不但如此，对于互动双方来说，一方的一次不合作即使不能宣告彼此间关系的结束，也将引起另一方的报复，结果有可能两败俱伤，这就要求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去寻找合作的办法，以实现较好的收益。因此，社会网络有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协议谈判、拟订和执行的时间、精力与费用，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很多经济交换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为经济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管道，因此，社会网络对交易成本的节约还表现在它可以节约信息费用。在信息获取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同时是一张信息网，网络内的成员身份是一个人可以接近大量的具较高可信度的伙伴关系的机会。在这个网上，人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相互了解，较易于发现买主和卖主，故交易搜索的成本少，甚至接近于零。但在市场交易中，每一次交易完成之后，双方都得去重新寻找新的买主或卖主，在买主和卖主见面做成买卖之前，都要有一个寻找的过程。因此，信息搜寻费用较高。总之，网络型交易较之市场交易更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违约惩罚的预期，从而更容易减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助于交易费用节约。
现假定公司与农户签订合约时，所规定的合同价格为p0，；市场行情具有不确定性，分好或坏两种情况，市场行情好时的市场价格为p1，市场行情差时的价格为p2，合同价格依据p1和p2的期望值而定，则有p1>p0>p2；违约赔偿金额为d。假定交易双方在做出决策（合作或不合作）前各自发生的成本为沉淀成本，这样最大化决策行为主要受价格与违约赔偿金的约束。两种市场行情下公司和农户博弈的报酬矩阵见表1和表2。
在矩阵中，前者表示农户的报酬函数，后者表示公司的报酬函数。表1中报酬函数表明，在市场行情好时，公司的占优策略是合作，农户采取什么策略取决于不同策略下的报酬的大小。如果（p1-p0）>d，农户采取不合作策略。反之，如果（p1-p0） 实质上，温氏“公司+农户”契约的自我有效履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社区网络中具有潜在的、较高的违约成本这样的特性紧密相连。这是由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具有社会规则的涵义。即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它虽然没有明确写出来，但人人都知道，它决定了预期的行动模式，对什么行为是合理的，受到社会赞同的进行界定。波提斯曾指出对惩罚的预期有利于信任自增强。即指信任随着双方对社区进行惩罚以及声誉等社会资本丧失等的预期而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内生于农村社区网络中契约主体双方的违约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生成与维护。同时，社会资本具有长期互惠性的特点。即社会资本不是暗指一种即期的，正式的法律或商业契约的经济交换，而是短期利他与长期自利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行动者为他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一般来说，行动者期望这种牺牲能够在将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就能得到回报。再则，社会资本具有信任的特点。即信任包含着一种承担风险的意愿，这种意愿是基于一种自信，自信他人会像所期望的那样做出反映，能够以相互支持的方式采取行动，或者至少其他人不会故意实施伤害。正是由于农村社会网络中具有社会规则、互惠、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内在特点，有利于温氏“公司+农户”契约的有效履行。 同时，信任、网络、规则、互惠等社会资本会创造出很强的社区。由于大的正式组织具有财力、物力、人力、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社会资本容易得到培育和维持，而且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直接表现为社会资本的扩展潜力。如温氏的“共同富裕”经营理念导向使它特别重视同区域内社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通过“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公司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等社会资本形式得以在农户社区中传递，从而更加密切了农户社区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使得社区成为更加安全、更加清洁、更加富有、更有文化、管理更好以及总体上福利更高的地方，如农户社区邻里间在为鸡打疫苗，进出栏时相互帮助的互惠、信任等行为以及温氏车岗分公司入驻该镇后，使得该镇一改往日男女老少日夜无聊赌风甚浓的不良风气，使社区治安环境大大好转即是这种社会资本在社区中渗透、扩展的直观体现。因此，“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使得温氏社会资本存量及其所带来的公司与农户间的合作、信任的资本在社区网络中进行流动增值，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资本在不同类型网络中的扩展。 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温氏跨省区规模发展是社会资本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亦即这种社会资本在更多区域，更多网络中不断得以强化和增值，不仅表现在通过与农户社区网络的互动，增加了公司本身的社会资本累积量和农户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而且最根本的是社会资本的扩展有效地推动了公司发展和社区经济的增长。如温氏车岗分公司带动周遭饮食、印刷、交通运输、印刷等产业的发展以及温氏入驻外省区对当地经济地极大带动等皆是这种社会资本扩展的直接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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