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
一、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内涵
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指代了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谓“主体”，有人类整体、人类整体之下的群体以及人类个体三个层次，它在哲学上根据语境的不同主要有三种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主体就是本体，是一种实体范畴，表示事物属性的承担者，例如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主体和客体分别代表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和对象，是一种关系。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时的特殊本质表现，主要是指人对自身活动及其对象建立驾驭关系、为我关系、主宰关系，使之服从于自身内在价值尺度的固有本性。
在近代哲学语境中，主体彰显为一种万能无限的理性认知主体。马克思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以有限主体取代传统哲学中的绝对无限主体。这一置换并非一个简单的否定过程。在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构架、实现思维方式根本转换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时间与历史命题并对之加以合理解释，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革命，建构了自己的实践主体性理论。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2]，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基石[3]。
二、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历史发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原理，在人的主体性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上，主体性的真正形成，必然是在以往历史实践活动中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的。而这种实践的主体性一旦形成，便可以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体性所天然包含的能动性及创造性，从而对历史进程施加反作用。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4]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5]。
马克思在书中写到：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6]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它构成主体选择性的前提和条件；社会发展的选择性是主体自觉把握和利用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式，第二位的，它构成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之维。“人们永远需要认识历史规律，人们又在不断地修改已往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当人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某种行为具有自取灭亡的威胁之时，人就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寻求最有利于自己根本利益的历史发展的实现形式”，因之虽然历史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对当前历史任务的完成或推进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内涵”。任何历史规律都“不徒以自行”。就是说，历史规律在历史中的现实化、实践化，必须通过具备主体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历史进程离不开主体性，这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人民群众在参与历史、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社会发展的路径时，其操作的现实的标准，恰恰是以切身利益为基准来进行的。
三、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来审视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与措施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利于实现人类的发展与解放。众所周知，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体系中，个人的地位被淹没无遗。建国以后，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在质底上是指令经济社会资源由政府配置，官员的意志起很大作用。个人因失去许多自主活动的机遇，很难谈得上主体地位与自主能力的构建。在这种情势下，我国如果不经过一个由市场经济对个性价值的补课、重构过程，要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的意蕴展望未来远景，深刻批判“物的依赖性”造成的人的异化商品关系使金钱成为人们交往关系的通项，这种关系通项的普遍有效性，导致了人们对它的盲目崇拜，甚至使它上升到神圣和神秘的地步。似乎人们在金钱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从它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于是，拜金主义应运而生，甚至蔓延为相当数量的人的价值共识。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因此拜物教同商品生产是分不开的。”[7]是一种异化，它说明：人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中获得的尚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新的外在于人的异化关系。拜金主义对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异化、人的生存思维的异化和人的生存手段的异化。依照“人类解放”的历史视野，异化是人类自由本质演进所必然伴有的现象，它内在于人的实践本性。由于实践的本性在于不断地扬弃外在世界对人的给定性，不断创造出属人的新世界，因此，人在自由地、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世界与自身的同时，也必然为自己带来新的问题与新的困境。这就是所谓“人的自我异化”。然而，“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8]。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的意蕴审视当下价值，切实培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个性价值，当今中国在扬弃“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大同”目标之后，应该确立何种文化价值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的道路，应顺理成章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的价值视界中，它甚至还处于“异化的”历史阶段。然而，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市场经济社会却是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由此可见，历史赋予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培育个性的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为更高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市场经济价值精神对个性的培植，相对于我国特殊的文化国情来说，更具有迫在眉睫的深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