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军梦”视域下结合哲学思想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一、“强军梦”的提出成为“纲要”教学的新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梦”“强国梦”“强军梦”等重大命题，他在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特别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故当前军队院校无不应当紧紧围绕“强军梦”的实现，以新思维、新视角和新方法积极开展日常教学训练，这对于军校政治理论教育而言，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纲要”作为传播思想政治理论的一门主干课程，自2007年在全部军队院校推广开展以来，在培养军校学员的军政素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然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种推动作用还未得以全部发挥。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课时数目相对不足、军校学员日常学习和训练任务繁重、人文社科学习氛围没有形成等因素外，缺乏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挖掘和深度反思是一个尤其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授课过程中，教员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课堂气氛的活跃度，常常降低唯物史观在历史课中的引导地位，转而青睐于历史材料的叙述，甚至热衷于“揭秘”教材内容背后的故事。其造成的结果是，学员对历史课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员讲故事技巧的高低和历史趣闻的储备量，课堂上“听故事”成了学员在学习训练之余休息大脑和身体的普遍方式。
实际上，如果不能在课堂上坚持帮助学员透过历史现象发掘其本质和必然性，学员对这门课程的认同感便不能真正地、长久地形成，学员的军政素质也难以通过这门课程得到有效的提高。可见，要发挥“纲要”对实现“强军梦”的贡献作用，教员必须在历史事实的介绍和思想意识的启发之间，运用一种合适的媒介，在这种媒介的帮助和过渡下，让课堂上展示的每一段历史都能激发起学员的深层次认知，从而达到一种持续的思想推动效果，更好地应对摆在军队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前的“新命题”。
二、哲学思想的运用是“纲要”教学中“活的灵魂”
要发挥哲学思想在“纲要”教学过程中的指导地位，首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众多的分支理论中，针对授课内容的特点选择出最贴切的哲学理论。例如，《矛盾论》作为毛泽东辩证法哲学思想的精髓，可以说是中国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形态。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有层次地展开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的基本经验[1]，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而必须学会的方法，在今天同样是军校大学生强化自身军政素质的必修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一章内容，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社会变革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这和领导集体对《矛盾论》的发挥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如果分别从《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和“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三个论点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进行引导性阐述，就可能将这种辩证法中的精髓思想融入学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中，为实现“强军梦”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军事人才。
1.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毛泽东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看作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尤其是在哲学上十分重视矛盾特殊性学说，他在《矛盾论》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分别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存在形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得出了与列宁相同的结论：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一思想曾鲜明地反映在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键道路的选择上。例如，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然条件，体现着生产力提升中矛盾的普遍性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实现工业化，究竟是选择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矛盾的特殊性。综合当时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等方面，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参照前苏联经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客观上更有利于处理好工业化面临的特殊困难。而且中国没有照搬前苏联只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和农业的老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就是考虑到了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存在特殊性这一点，没有片面地看问题，从而避免了国内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问题，保证了重工业发展的稳定良好态势。
2.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毛泽东继承了和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思想，并在列宁的有关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精辟概述。他在《矛盾论》中这样强调转化的意义：“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想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3]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诸多重大政策。例如在对农业的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农民土改后存在个体经济与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因而并没有强制所有农民都加入互助小组或合作社，而是强调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逐步地向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方向进行转化。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化的农户达1.17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事实证明我党的决策为促进合作化的转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故具有较高的学习价值。 3.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过渡时期里，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但毛泽东认为，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着领导的作用，“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4]
同时，“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5]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中，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设的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居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这一时期的国家性质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6]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可以互相转化着。社会主义制度中处于矛盾劣势一方的资本家经过改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优势又可以服务于合营企业，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待资本家的态度不同于对待敌人，我们把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给资本家安排适当的工作、保留其选举权并教育和改造他们的思想。这些政策的实行，大大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保护并发展了生产力。
三、将哲学思想贯穿于“纲要”第二课堂的开展
如前所述，在“纲要”的教学过程中融入哲学思想固然能够有效增强军校学员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与反思力度，促进其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然而，不仅是极其有限的教学计划使得教员难以在课堂上直接给学员渗透唯物史观，哲学的博大精深与历史的纷繁复杂也让许多学员在这条道路上望而却步，故“纲要”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发挥不可避免地打了较多的折扣。对此，发动学员在课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纲要”第二课堂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员在教员的指导下开展“纲要”第二课堂，其途径是多元化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纲要”第二课堂的开展同样有必要将哲学思想贯穿于历史学习的始终。例如，教员在布置给参与第二课堂的学习小组相关任务和命题后，可以附上一份“参考书目推荐清单”，在清单所列举的书籍中选择一至两本必读的哲学类书籍，指导学员根据任务和命题的需要挑选相关的章节内容进行阅读，并结合参考书籍上的某些观点进行思考和研究，最终教员对第二课堂小组的成果做直接的点评、建议与修改。总之，将哲学思想融入“纲要”课堂内外的教学中，需要授课教员发挥更多的引导作用，对其理论水平和育人水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相信最终对“强军梦”的实现必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