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2-0037-06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颁布后，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结合地方职业教育发展实际，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月31日，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本区域贯彻落实《决定》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或决定。
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重点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以期为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一、理论依据与分析方法
（一）政策工具理论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1]。作为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的中介，政策工具是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解决政策问题而采用的可以控制的手段，其聚焦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政策制定者的价值选择转变为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措施。
政策工具的理论与经验性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欧美公共行政学界的关注，中国在21世纪以来逐渐重视对公共政策领域内政策工具的研究。当前，政策工具的分类主要有四种依据。一是依据政策的强制性程度，把政策工具分为志愿性工具、混合型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二是依据政府资源的类型，将政策工具分为权威、财力、信息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等4种；三是依据政府干预程度，主要有政府直接提供、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政府贩售特定服务3种；四是依据对政策目标人群的影响，将政策工具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符号和规劝工具、学习工具等5类[2]。
本文借鉴麦克唐纳和埃莫尔（L.M. McDonnell & R.F. Elmore）的研究进行分析。麦克唐纳和埃莫尔依据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人群的影响，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诫工具5类。其中命令性工具是强迫性的，政策制定方可以指示目标群体必须服从和遵守，否则会受到惩罚；激励性工具是对目标群体的某些行动进行经费或其他形式的奖励，以产生直接的效果；能力建设工具是政府转移资金用于产生长期的效果；系统变革是在机构或个体中进行权力和责任的重新分配，变革系统内外部环境；劝诫工具是鼓励目标群体优先考虑政策目标和行动，力图改变公民的偏好和行动[3]。由此，5类政策工具的力度和效果呈现从高到低的状态。
（二）样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方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所对应颁布的“意见”或“决定”文本为分析对象（以下简称“地方政策”），不包括以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体颁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规划、职业院校管理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
本文抽取28份地方政策文本的信息，设计分析单元编码表，对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工具进行量化统计。首先，依据国务院《决定》文本，对应不同的政策板块和政策主题定义分析单元，形成的编码表（表1）包括4个政策板块和22个政策主题。其次，依据编码表对各地方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进行逐项分析，对应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诫工具，分别赋值5分、4分、3分、2分、1分，把各地方政策在某项政策主题里的主导政策工具相应分值填入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分值排序等量化分析。频数代表某种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频数越高则对应的政策工具使用越频繁；分值代表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分值越高意味着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越大，分值越低则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越弱。最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地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在政策工具选择、组织与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政策文本对政策工具的运用往往是交织综合的，政策文本的某一主题可能涉及多种政策工具，为便于量化处理与分析，本文把执行力度大的政策工具作为某一政策主题的主导工具纳入量化分析，忽略力度相对较小的政策工具。例如，福建省在健全企业参与制度的政策主题中提出“建立与用人单位对接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制度，支持规模以上企业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逐步建立学生定点实习实训、教师定点实践锻炼制度。学生到企业实习3个月以上的，可享受就业见习补贴3个月，补贴标准每月300～600元”，其中使用的政策工具包含有激励性工具和劝诫工具2类，在本文量化分析中，将政策力度大的激励性工具作为该项政策主题的主导政策工具纳入统计。
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地方政策文本分析
（一）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决定》的政策工具选择
从政策工具视角对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决定》的政策文本进行整理，一方面可获知不同政策板块对政策工具选择的倾向性，另一方面，也可了解不同省份对不同政策板块和政策主题的政策力度。
1.不同政策板块的政策工具选择
对应编码表，分别对4个政策板块的政策工具选择频数、分值进行统计，不同政策板块和政策主题的执行情况存在差异。
（1）体系建设
从分值累加及频数统计结果看，整体而言，地方政府在“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上选择的政策工具力度最大，82.1%的地方政府使用系统变革工具执行该项政策；“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次之，57.1%的地方政府选择系统变革工具；“引导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完善职业而教育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等3项政策主题中，超过50%的省份选择劝诫的政策工具，执行力度相对较弱。 个别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板块的部分政策主题，选择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予以推进。如福建使用激励性政策工具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明确“对按规定获得职业培训结业证书或通过社会化考试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每人350元到2000元补贴”，通过经费补贴的奖励形式促进直接效果的产生；山东提出“从2015年起，用5年左右时间，依托现有各类职业院校认定100所省级规范化社区学院、30所省级示范性社区学院、300个示范性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支持创建20个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通过能力建设工具，推进政府转移资金建设示范点以产生长期的效果。
（2）办学活力
“激发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涉及职业教育的多属性治理，需要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进行跨界合作，政策工具选择的量化数据可获知如下信息。
其一，“强化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积累作用”作为《决定》首次提出的主题，60.7%的地方政府政策缺省该项内容，7个省级政府选择劝诫工具进行引导，仅有广西、安徽、黑龙江、吉林4个省份选择能力建设工具，明确建设技术技能积累、民族工艺传承创新基地的数量。
其二，“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2项政策主题在实现中有较强的相关性，地方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也体现出很高相似性，85%以上的地方政府选择劝诫工具执行，亦有部分地方政府选择激励、能力建设等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推进。如江苏提出“到2020年，培育形成200个校企合作示范组合”，安徽提出重点建设“100个省级产学研合作联盟”，福建明确“学生到企业实习3个月以上的，可享受就业见习补贴3个月，补贴标准每月300～600元”等。
其三，“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在该政策板块的6项主题中，是政策工具整体力度最大的主题内容，32.1%的地方政府都使用能力建设工具来执行，通过明确职教集团建设的数量以形成长期效果。表明在激发办学活力领域，地方政府对于职教集团建设的关注度最高。
（3）提升质量
在提升质量板块，“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最大的主题，从政策工具选择的频数统计数据看，近70%省份选择能力建设或系统变革工具推进师资队伍建设。此外，职业精神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内容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文本中单列的主题。其中，10个省级政府政策中单列实训基地建设的主题，1个省份选择激励、5个省份选择能力建设、4个省份选择劝诫的政策工具进行推进；8个地方政府政策中单列职业精神培养的主题，主要选择劝诫的政策工具进行引导。
（4）加大保障
近90%的地方政府都在“完善经费投入机制”主题上选择能力建设、系统变革等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通过明确中职、高职的生均拨款数额、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比例来推进政策执行；在“健全社会力量投入的激励政策”主题上，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选择系统变革的政策工具，提出按照15%～25%的比例提取企业教育培训经费、一线职工的培训不低于60%、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占工资薪金总额不低于25%等具体要求，对企业职工培训的责任进行规划；在“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方面，96.2%的省份选择使用劝诫的政策工具进行引导，力度相对较弱。
（5）不同政策板块的政策力度比较
统计28个省份在体系建设、激发活力、提升质量、加大保障4个政策板块的政策工具分值，每个政策板块的政策主题平均分值越高，代表该领域的政策工具力度越大；反之，政策主题平均分值越小，则该领域政策执行力度相对越弱。
如表2数据显示，在地方政策文本中，《决定》划定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4个重点领域政策执行力度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加大保障、提升质量、体系建设、激发活力。这一排序区别于国务院《决定》及各地方政策文本的框架，但却真实反映了地方政策对4个政策板块所投入的执行力度，量化数据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关注差异和背后的价值表达，也隐含着政策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2.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的差异
通过各地方政策文本使用政策工具的总分值，可获知该省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执行力度，总分值越高，则使用的政策工具力度越大；反之，总分值低则说明该省份所选择的政策工具力度弱。统计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策工具量化分值，总分值排在前9位的省份依次是吉林、福建、安徽、黑龙江、广西、宁夏、辽宁、江苏、海南。典型如吉林，共有5项政策主题选择能力建设工具，9项政策主题选择系统变革工具，8项政策主题选择劝诫工具；福建共有3项政策主题选择激励工具，1项选择能力建设工具，7项选择系统变革工具，10项选择劝诫工具。
（二）地方政策的文种选择及颁布时间
对地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形式、年度与数量分布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可以为政策工具的量化统计提供辅助性背景信息。
1.地方政策的文种选择和文本框架
从文本的标题看，28个地方政策文本的文种主要有2类。第一类是“决定”，如湖南、湖北、上海通过“决定”的政策文种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事项及重大行动作出安排；第二类是“意见”，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意见”的文种，对应国务院《决定》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问题提出本行政区域的见解与处理办法。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决定》的政策文本框架有三种类型。一是创新型。典型如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政策文本，把国务院《决定》中的政策活动要件进行优化组合，或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更新替换，使用执行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推进政策创新。创新型政策框架约占总数的15%。
二是调整型。约75%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决定》的政策文本框架主要包含有体系建设、激发活力、提升质量、加强保障4个政策板块的相关主题，但根据地方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主题排列顺序，或增加地方性政策内容，如河北省把“提升质量”置于“激发活力”之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提高党建和思想教育工作水平”的政策板块内容。 三是复制型。约10%的省份基本简单重复国务院《决定》的政策框架，包括政策要件及其排列顺序。
2.地方政府的颁布时间
从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决定》的政策文本颁布时间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两个省份最先响应国务院号召，于2014年7月明确了加快发展地方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85%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于《决定》颁布1年内制定了本行政区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2015年下半年颁布地方性文件的福建、山东、北京、新疆等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教育部持续出台的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导向，在政策创新方面卓有成效。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一部分呈现的数据，地方政策文本在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执行成效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层级性执行的政策调适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执行，体现了中国的层级性政策体制：中央出台政策文件，省级根据文件精神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实施意见，市、县级根据政策文件和省级实施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4]。本文分析的省级政策是自上而下执行体制中的关键环节，这一层级的政策文本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量化分析数据显示，地方政策调适有积极调适与消极调适之分。
积极的调适体现为政策创新，包括增加政策板块或政策主题，调整政策文本框架，创造性地执行和完善政策以最大限度实现政策目标。如新疆等少数民族省份增加“提高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的政策板块，通过劝诫工具将规则、权威运用到政策过程当中，促进职业院校中的党建、思政、安全稳定等政策主题的执行；福建、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增加“职业精神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就业创业促进”等政策主题，并通过激励、能力建设等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将资金、规则等资源运用到政策过程中。
消极的调适则体现为政策规避，包括对政策板块或政策主题的忽略、政策执行滞后，以及消极不作为地照搬政策等。如17个地方政策缺省“强化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积累作用”的政策主题，3个地方政策文本基本简单重复国务院《决定》的政策框架及要件。
地方政策调适的产生具有一定客观性。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政策来说，地方政府面对的执行环境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有雄厚的产业经济支持以及持续旺盛的人才需求，在本区域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基础上，仍需要吸纳其他省份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因此能够选择激励、能力建设等力度较大的政策工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相比较而言，部分经济落后的省份，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循环，而区域教育体系本身的有效政策执行资源有限，加大职业教育的资源投入力度意味着挤占本地区其他教育类型资源，同时还不可阻止职业教育资源随着毕业生流入经济发达省份。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具有自由裁量度，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地方地方政府结合国家政策目标与区域需求所作出的调适与平衡，也是层级性执行在省级政府这一环节对于政策有效性、重要性、有用性、创新性和可行性的技术性处理[5]。
在地方贯彻落实《决定》的进程中，各地在财政资源上的禀赋各有差异，职业教育政策环境基础薄弱的省份在政策执行效力上呈现弱势，需要中央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地方政策执行者获得充足的工作经费，支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重要政策要件的执行，并保障职业教育资源流出省份的公共教育资源。
（二）多属性目标的支撑力度不足
从统计数据看，整体而言，地方政策在涉及多部门合作的政策板块或政策主题上，政策工具力度不大，难以推进部门之间的合作并达至公共政策的理想绩效。如在体系建设、激发活力、提升质量、加大保障4个领域中，相比较而言，“激发活力”涉及多部门合作的频率最高，是现代职业教育优势与特色的生发点，但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策在“激发活力”领域所选择的政策工具分值最低，政策执行力度最弱；“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的政策主题是现代职业教育在保就业、惠民生，促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重点内容，需要财政、扶贫、人社等相关部门的参与合作，但28份省级地方政策的政策工具累加分值仅为29，有93%的省份选择用劝诫的政策工具来执行该项政策主题，缺乏资金激励、资金转移支付支持能力建设等有力政策工具的支撑。
地方政策工具对多属性目标的支撑力度不足，使得需要多部门合作的公共教育政策难以实现多部门的充分整合。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一个多属性目标的政策场域，其承载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创造更大人才红利、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等多项任务。多属性目标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不同政府部门在利益、资源、职能、信息等方面难以实现充分整合的困境，出现部门之间目标不一致，或某一个部门不愿意与其它部门合作的现象。在组织社会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孤岛现象”[6]。如果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地方政策没有充分利用政策工具推进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合作，教育部门执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则可能面临合作的困境。因此，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决定》及相关地方政策的政策主体，有益于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教育部门在执行教育政策时可能面临的“孤岛现象”。但地方政策在涉及多部门合作的政策板块方面，政策工具力度未能体现对多部门合作的充分重视与支撑。因此，长期以来存在于实践一线的“学校热、企业冷”、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群众对职业教育认同度不高等遗留问题仍将是现代职业教育政策执行需要面对的系列难题。
应对多属性目标带来的合作困境，需要促进横向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形成横向部门之间以信任、协调、合作与整合为基础的多属性治理。客观而言，教育部门在政府部门和权力序列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公共教育政策如果仅仅靠教育部门来实施，力量不足。因此，有必要运用“以党领政”的高位推动方式，促进多部门的积极合作共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7]。如《决定》颁布后，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是多部门积极合作共同支持现代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典型。《决定》颁布后，体系建设规划、创新发展规划、管理能力提升规划相关配套文件的出台，都体现出多属性治理的特征。 综上所述，通过对2014年以来地方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的共时性经验检视发现，在“层级性”与“多属性”中运行的职业教育政策，可能带来政策消极调适与部门合作困境的问题。对应于问题，可通过转移支付、加强部门交流合作等策略减少政策规避以及合作困境带来的教育“孤岛现象”，达到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和绩效。未来，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更需要在公平和效率，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作出多属性的政策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