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多样化需求与政策转型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8-0064-05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锐减，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空心村、留守妇女和老人，“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转型的现实问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即要求培育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市场竞争意识，能够经营现代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现实背景和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成为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本研究从终身教育的理论视角出发，以陕西省太白县为例，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多样化需求及政策转型建议作了深入分析。
一、终身教育理论及其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系
终身教育最早由法国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于1965年提出，它是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总和”[2]。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终身教育部部长E?捷尔比进一步丰富了终身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和，它不仅是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人（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现其最大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而构成的以教育政策为中心的要素。”[3]进入21世纪，终身教育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表现在任何需要学习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教育。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均由个人决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4]。可见，终身教育过程中，不同类型学习者在其一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需要，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所、通过向不同教育者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职业技能，获得人力资本提升。这一过程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他们对教育者、教育方式和内容、教育时间和场所等各方面的需求都是多元的。通过这种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终身学习，学习者努力谋求自身的职业进步和人生发展。同时，学习者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其从事职业和产业的相应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和转型。
终身教育理论同样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终身教育的理论视角看，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是成人阶段超越正规教育的继续教育[5]。从本质上来说，其是终身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一，其能克服传统农民固有的教育背景较差、生产技能较低的先天劣势，让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继续教育，获得自主生产、经营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新技能，在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呈现多样化的需求。在培育过程中，农民受到自身职业身份、教育背景、经济水平、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职业培训提出多样化的需求。这不仅是终身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又一重要体现，也是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其政策转型的必要依据。
二、太白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背景
太白县位于陕西西部、宝鸡市东南，地处秦岭腹地，全县总面积2780平方公里，辖7镇66个行政村，总人口5.2万。2014年年底，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71079万元[6]。县内大陆性季风气候与高山气候交汇的特征，使得太白县以蔬菜种植、旅游业为特色产业。2013-2014年，太白县紧紧围绕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结合全县主导产业发展状况，推进“培养职业农民，着力增产增收”的政策实施，举办“千名职业农民” 大培训活动，相继开展了农资经营户培训，农家乐经营户培训班，并开办中式烹饪培训班等培训活动。
然而，太白县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仍存在预期培训对象与实际相差较大、培训内容与培训方式无法满足培训者需求等问题。例如，以种植无公害蔬菜为主导产业的太白县塘口村为例，有相当部分的农户、打工者等群体没有纳入培训主体范围。同时，培训内容也比较单一，仅限于农业技能，缺乏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这导致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户很难做出及时、正确的经营决策。因此，如何根据农户的多样化需求，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转型路径，在现实中显得极为迫切。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中、高的寺院村、塘口村和梅湾村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发放230份问卷，回收213份，回收率为92.6%。调查对象中18岁以下占总样本的1.0%，18～30岁占19.9%，31～55岁占70.0%，55岁以上占8.5%。从职业类型看，农民占70.0%，打工占23.2%，经商占5.8%，村干部占1%。从调查对象的经济背景来看，家庭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为12.3%，5001～15000元为30.3%，15001～30000元占29.7%，30000元以上占27.7%。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多样化特征
（一）培训主体多样化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是一个超越传统农民的更广义概念，其要求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适应新时期城乡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者[7]。因此，基于其广义涵义，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的多样化是必然的，他们在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学历背景、年龄层次、经济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多样性特征。首先，从职业类型来看，愿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比例分别是：务农者占61.6%，打工者占19.7%，经商占4.9%，村干部和教师分别占1%和1.5%，其他职业占2.0%，见图1。其次，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文化样本群体更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占到总样本的41.3%;中职中专或高中样本群体占26.0%;而小学及以下和大学及以上样本群体分别占到19.9%和4.6%，见图2。第三，从年龄来看，18岁以下、18～30岁、31～55岁、55岁以上愿意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比例分别占到总样本的1.00%、17.8%、65.0%和 7.6%，见图3。第四，年收入5000元以下、5001～15000元、15001～30000元和30001元及以上的人群愿意参加培训的分别占到了总样本的9.8%、27.3%、27.9%和27.8%，见图4。可见，总体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其中，务农者、初中学历群体、18～30岁群体、收入较高群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更强。
（二）培训目的多样化
培训目的是培训对象对“培训能产生怎样的结果、具有怎样的效用”这一问题的预期估计。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包括务农者、打工者、经商者、村干部和教师等多元群体，他们在培训目的上也呈现多样化特征。调查表明，各类职业群体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分别占到各自样本群体的44.5%、47.1%、52.9%、50%、33.3%和30.0%。其次是“提高技能”，分别占各自样本的36.0%、34.5%、23.5%、50.0%、33.3%和40.0%。而将“获得政府支持或补贴和获得学历证书”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目的的群体比例很低，见表1。可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目的主要以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为主。
（三）培训内容需求全面化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观念也逐步转变，他们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包括文化基础知识、农业新品种、农业技能、农业市场营销技能和经商技能。上述五类需求占各自群体比例分别为13.9%、14.5%、42.1%、10.3%和19.2%。可见，培训内容需求是全面和多样的。同时，不同职业类型人群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42.6%的务农者最愿意接受农业技能培训;28.3%的打工者最希望获得文化基础知识培训;50.0%的经商者希望获得经商技能培训。可见，新型职业农民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全面性，他们逐渐意识到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学习积极性增强，希望通过学习农业技能和经商技能来提高自己，从而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
（四）培训方式需求多样化
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方式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调查显示，样本群体愿意接受定点培训、发放学习资料、观看农民教育专题片、宣传活动和示范园基地参观的比例分别为45.2%、3.5%、9.2%、11.4%和30.7%。此外，在培训方式的选择上，农民、打工者、经商者和村干部更愿意接受以定点培训的方式进行培训，分别占到各自样本总数的51.8%、42.6%、36.4%和50.0%。此外，20.6%的务农者、34.0%的打工者、18.2%的经商人员、50%的村干部希望通过示范园参观的方式进行培训，见表3。可见，由于受学习习惯和兴趣的影响，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定点培训方式。同时，新型职业农民也希望到示范园区进行参观学习，原因在于他们希望通过直接体验、观察来学习新技能和经营管理方式。
（五）培训时间及培训频率需求
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时间以及培训频率的需求是多元的。首先，从培训时间看，调查样本群体更愿意接受一个月以内的培训。数据显示，调查样本愿意接受一周以内、一月以内、一季度以内和一年以内培训比例分别为30.6%、33.0%、26.2%和10.2%。此外，务农者、打工者、经商者和其他职业选择“培训时间为一个月以内”的比例分别占各自样本群体的34.1% 31.3%、41.7%和16.7%。村干部选择培训时间为一周的比例为该样本群体的100%，见图5。另外，从培训频率看，调查群体中40.7%的人群愿意每隔半年接受一次培训，38.1%的人群愿意每隔一季度参加一次培训，而21.1%的人愿意一年参加一次职业培训。务农者、打工者、经商者和村干部选择“培训频率为半年一次”的比值分别占各自样本群体的43.5%、31.1%、50.0%、50.0%，见图6。可见，短期培训可以减少机会成本，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半年一次的短期培训。
（六）培训地点及费用需求多样化
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在经济条件、职业类型、文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对培训地点和费用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首先，从培训地点看，新型职业农民更倾向于将培训地点设在自己村庄。数据显示，务农者、打工者、经商者和村干部选择“培训地点设在自己村庄”的比例，分别占到各自样本群体的67.6%、46.8%、58.3%、100%。与村庄相比，乡镇政府和县市一级政府作为培训地点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见图7。其原因在于，在自己村庄组织培训可以节省食宿、交通等成本，更加便利。其次，从培训费用需求看，愿意接受“100～300元”、“300～500元”和“500元以上”分别占到总样本的65.9%、27.3%和6.8%。可见，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更愿意接受成本较低的培训。从不同职业看，务农者、打工者和村干部愿意接受100～300元培训费用的比例均较高，分别占到各自样本群体的71.7%、62.5%、100%，这说明，上述三类群体对于培训成本更加在意，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另外，在300～500元的培训费用等级中，村干部的选择比例占到100%，说明村干部对培训费用不存在压力，见图8。
五、基于多样化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转型建议
（一）对农民进行筛选分类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主要包括农业劳动力、农村基层干部、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学生等。基于培育主体的多样性，应根据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年龄段、职业背景、培训意愿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培训。相关研究者也指出，合理筛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是进行培训活动的前提，精准瞄准培训对象，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有意愿参与培训的人群能够获得所需培训[8]。因此，在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之前，应该加强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培育对象、并根据其特征和需求进行筛选、分类，以提升培训效果。
（二）培训内容和形式应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
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群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一方面，培训内容应坚持“能用、有用、够用”的原则，突出“易学、实用、度浅、面广”的特色，重视农民科技素质、就业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培训[9];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远程教育应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满足农民终身学习愿望和需求。因此在培育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条件，挖掘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平台，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
（三）培训时间应以短期，半年一次为宜，地点应遵循就近原则
参与新型职业农民的群体多为留守群体，他们同时承担家务劳动。因此，培训直接成本（主要指交通费，食宿费等）和机会成本（因参与培训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从而导致的损失）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短期和地点就近培训，时效性、实用型较强，能最大限度迎合农民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也指出：“对于正在从事耕作而不能上正规学校的成年人来说，农闲期间的短期训练班、传授新耕作法和家庭技术的示范以及不定期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会议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10]。因此，培训时间应以集中短期培训为主，半年培训一次为宜。培训地点设置在村或乡里最佳。
（四）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多元的投资体制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本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应成为主要资金来源。而目前的问题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家并未出台专门政策提供专项补助，这很大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无力承担高额培训成本，从而进一步导致培训资源供给不足，培训形式与内容单一化等。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应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多元投资体制，允许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金融机构参与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来，建立以政府为主，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机制，从而扩大资金来源，改善培训硬件设施，提高培训质量。
（五）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宣传，营造良好的培育氛围
信息不对称仍然是限制农民无法及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要因素。因此各级政府应通过信息技术平台、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工具充分宣传，提高农业从事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用的认识，努力创造一个政府支持、社会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培育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