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061-07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了解和把握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阶段和研究现状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个群体的称谓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到“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再到现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各称谓的准确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各称谓的主体人群是基本一致的。“农民工”用得最多，也是官方曾经认可使用的称谓。“农民工”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提出，他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农民工”称谓，随后被大量引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劳动保护，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群体的称谓及其合法权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但由于“农民工”称谓具有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要求。十八大报告用“农业转移人口”代替“农民工”，反映了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趋势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2014年推出的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更是中央政府关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称谓的转变，不但是为了消除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明确的思路，更是为了彻底解决阻碍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城乡二元制度。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不同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称谓统一为农业转移人口。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命名为“过程观”“结果观”和“综合观”。
第一种观点是“过程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以郑杭生、王桂新等人为代表。郑杭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2]。王桂新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迁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环境中逐步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3]。
第二种观点是“结果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种结果，以赵立新、胡杰成等人为代表。赵立新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终结果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地域的转换、产业的转移和思想观念的转化[4]。程建林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但包括身份、地位、权利的市民化，而且包括自身素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市民化[5]。胡杰成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是制度市民化，其次是经济市民化，最后是社会与文化市民化，形成城市的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6]。
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结果，以刘传江、简新华等人为代表。刘传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和现象，最终表现为工作、社会身份、个体素质以及思想行为等层面的市民化，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7]。简新华等在上述基础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生活质量的市民化这一内涵[8]。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判断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所处的阶段，学术界观点不一，最具代表性的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半城市化阶段”，以王春光为代表。王春光认为“半城市化”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取得市民资格的现实状况。“半城市化”包括三个层面：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不衔接和不整合；不同城市人群在工作、生活层面之间的相互排斥；心理上的相互隔阂[9]。
第二种观点是“虚城市化阶段”，以陈丰为代表。陈丰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虚城市化”是由于城市和农村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不统一，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市民化过程中改变农民身份，对流入地城市无法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体系之外特殊群体的状况，无法形成真正的市民化[10]。
第三种观点是“市民化的第二阶段”或“后市民化阶段”，以刘传江、钟水映为代表。刘传江认为我国市民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二阶段是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身份的变化，目前处于艰难转型的第二阶段[11]。钟水映、李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半市民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第二步是“后市民化”（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我国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处于“后市民化”阶段[12]。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
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张延平、熊巍俊应用系统动力学，设计了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理论模型，模型包括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城市人口容量和农业转移人口入城规模四个变量，从理论上解释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13]。卢国显认为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都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14]。周密等从市民需求与市民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方法，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样本地区的市民化程度[15]。 应用研究是对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学者根据理论研究，提出测度指标体系并应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刘传江、程建林构建了一个测度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土地流转程度、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就业市场的统一、社会保障覆盖率）、群体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个体因素（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居住时间、自我认同）等三大类指标[16]。张斐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收入、住房、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语言等8 个二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指标测度体系[17]。
五、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宏观障碍和微观障碍
（一）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宏观障碍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宏观障碍的研究比较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制度政策障碍、资金障碍和环境障碍。
制度政策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因素。李培林认为户籍身份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各种福利待遇和政府的政策性导向[18]。李强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上升渠道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19]。吕柯认为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严重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推进[20]。刘传江、徐建玲认为土地流转和征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负面影响[21]。黄锟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延缓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22]。丁静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与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导致其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23]。
资金也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陈广桂认为城市房价虚高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给城市化带来了负面影响[24]。张国胜认为目前政府难以承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是影响其转移的根本障碍[25]。张波认为由于受市民化成本的约束，农业转移人口虽有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但也无法真正实现[26]。陆成林认为由于目前无法准确计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构成及总体规模，各级各地政府之间还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27]。
环境障碍主要包括舆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障碍。郑月琴认为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28]。吴业苗分析了昆山市塑造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环境对其市民化的积极影响[29]。胡杰成认为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经济环境和舆论态度对这一过程有重要影响[30]。宋万林认为目前的舆论环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31]。
（二）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障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障碍可以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角度进行梳理。
1.人力资本障碍。吕莉敏、马建富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存在文化素质低、就业技能缺失、技能结构不合理等人力资本障碍[32]。李培林、田丰描述了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市民化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33]。林娣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低和积累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市民化进程的重要障碍[34]。徐建军认为农业转移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影响到其市民化进程[35]。
2.社会资本障碍。刘传江、周玲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特殊社会地位直接导致他们社会资本的匮乏和生活质量的下降[36]。汪国华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向外扩张少、增量小，实质性收益有限[37]。梁波、王海英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他们与流入地城市的融合程度越高[38]。刘丽认为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方面的“社会排斥”严重制约了社会资本效力的发挥，阻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39]。袁鹏举、周化明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外信任度不高，缺乏组织型和制度型社会资本[40]。卢小君、孟娜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弱势以及制度限制影响了他们与城市的融合[41]。
3.文化资本障碍。王小红认为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在文化资本分配起点上的不公平导致其在城市的持续性边缘地位[42]。刘辉武认为文化资本缺乏直接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43]。胡洪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资本普遍不足[44]。李振刚、南方发现城市文化资本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5]。
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与建议
学者们提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种对策与建议，笔者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改革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胡平建议彻底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办法和规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46]。钱正武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重大作用，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政治参与、城市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政策支持系统[47]。马桂萍认为城市政府部门应取消城乡二元制度，在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农业、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等关键环节构建有利于市民化的制度安排[48]。周小刚等提出各级政府要把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创造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条件，健全涵盖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4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要加快推进就业、义务教育、公共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形成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完全一致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50]。辜胜阻等指出推动城镇化转型需要深化一系列配套改革，重点要处理好人、钱、地、空间四个基本问题[51]。杨云善认为必须构建一套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和制度融合的机制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52]。
（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和能力 刘小年认为应该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素质与市民化能力出发，根据农业转移人口生存现状，选择市民化的路径[53]。韩俊强、孟颖颖认为通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素质可以提升他们对流入地城市的适应能力和融合水平[54]。王竹林、范维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55]。
（三）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范红忠认为市民化需要流入地政府支付庞大的显性成本[56]。唐根年等应用“门槛理论”和动力学模型发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降低入城门槛、增加经济收入并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7]。张国胜等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模型，认为要基于市民化成本和个体特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58]。谌新民、周文良认为赋权还能和成本分担机制设计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顺利进行的关键[59]。苟兴朝认为构建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60]。
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存在的瓶颈与空白
近年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整体研究状况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层次提升、多种方法综合使用、研究难度加大、研究价值提升等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为市民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瓶颈和空白之处。
（一）现有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市民化的基础数据及变化趋势缺乏深入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的存量判断和增量变化趋势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基础，也是相关部门制定决策的依据。虽然目前对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面研究，但对不同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已有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评价大多是基于特定区域的调查样本，开展市民化进程和程度的实证研究，对于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处阶段的指导意义不明显；尽管国家统计局有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项监测，但缺少基于监测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变化趋势的动态跟踪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值得商榷；缺少对农业转移人口大样本数据的分析与跟踪研究以及市民化现实状况的比较研究。
（二）现有文献对于制度改革背后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已有文献对全面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根源的城乡二元制度已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对于制度改革背后的基础性和支撑性问题认识不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但涉及城乡二元制度的全面改革，而且涉及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就业机会、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变化，还涉及到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素质提升以及社会融合等问题。另外，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只有真正解决了制度改革背后的基础性和支撑性问题，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会影响我国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三）已有研究中关于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融合的研究思路脱离现实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全面融合是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的重要保障，但是，现有文献中关于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融合的研究思路与现实脱离，通过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促进其全面融入城市社会难以实施。这种研究思路有两种前提假设：城市文化优于农村文化，城市社会是同质群体。这两种研究假设都是脱离现实的[61]。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二者的发展互为支撑、相互联系。城市社会需要从包括农村文化在内的各类文化中汲取优秀的文化基因，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和提升城市文化品味。作为日益多元化的城市社会，各类社会群体间的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明显，现代化的城市社会需要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包容。如果奢想在短时间内通过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思想、行为、习惯、价值观念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客观承认并积极弘扬农业转移人口在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宝贵精神品质，比如，信念坚定，敢闯敢试；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甘于奉献；爱岗敬业，开拓创新；艰苦创业，回报桑梓[62]。使这些优良的文化基因成为城市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群体的相互调适，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归属感，才能真正促使他们成为城市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的“信息化研究缺失”
信息化是“新五化”同步发展的纽带。但是，现有文献中对如何应用信息化推进市民化的研究并不多见。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诸多问题，都与“信息采集不足、信息流通不畅、信息利用不充分”等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密切相关。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和生活都与信息化密不可分，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就业创业观念和现状，甚至会对市民化的内涵和形式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展望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研究的热点问题，作者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些新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础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便利化，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新规律和新特征将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产生较大的冲击，亟需研究新形势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方向、增量、结构、趋势和效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险、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需要准确把握和科学判断。传统的调查统计、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已无法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据需求，现有的服务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平台需要全面更新，而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全新的契机和平台，可以对一些以前无法明确和深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透彻的研究，也可以对一些传统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领域进行探索，发现新的规律。 （二）市民化过程中和市民化后的就业问题研究
党和政府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而且要解决阻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市民化过程中和市民化后的就业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内容。如何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提升他们的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如何兼顾经济结构转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统筹解决城乡可持续发展，如何统筹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培训失灵”导致的就业问题，如何增加就业机会，如何构建就业创业保障体系、探索新型就业创业模式等都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今后研究的重点内容。
（三）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既是推进我国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市民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来提升市民化水平并消除社会隔阂与矛盾，如何应用新兴信息技术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亚群体并分析亚群体差异及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剖析市民化过程中城市多元文化融合的各种障碍，如何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的融合现状及需求差异，如何构建城市群体间融合交流平台，如何创新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融合的体制机制等是未来市民化研究的重要任务。
（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信息化研究
“信息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它既可以与城镇化相互支撑，又可以将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联互通。如何通过信息化有效突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传统障碍，如何有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化构建切实可行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如何构建产业优化升级信息、技能培训信息和人力资源供需信息的有效对接机制，如何构建不同信息主体共同参与的不同点权和边权的、具有网络结构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问题将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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