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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及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激进规划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5-08

墨菲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及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激进规划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87-05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特色政治现代性建构研究”(16BKS026)。

  作者简介:石敦国(1967-),男,重庆酉阳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理论研究。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以此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但是,政治哲学家、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尚塔尔?墨菲(1943-)认为,世界并没有出现普遍价值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到处充斥着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包括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各种新的对抗的出现,以及种族、宗教和国家间冲突的爆发。在墨菲看来,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革命政治学和阶级还原论的式微,西方社会正经历着群体身份的再定义过程。而群体身份的再定义本质上是新的冲突和对抗关系的形成。面对这种新的对抗和冲突,面对新的政治主体和新形式的身份和共同体,面对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反制度运动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和官僚化的斗争,自由主义表现出了根本的局限性,它在把握冲突和应对政治危机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一、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

  在墨菲看来,虽然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集中地暴露出来,但是这种政治思想的缺陷却是内在于其思想本身之中的。自由主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和阐明现代性的本质。墨菲认为现代性应当在政治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政治现代性肇始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民主革命的到来。”[1]13民主革命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发源地。克劳德?赖弗特说:“原本体现在王族身上并与超验的权威相连的权力的不在场现在制止了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和源泉,社会不再被定义为具有有机同一性的实体。”[1]14现代社会的特征被马克斯?韦伯描述为祛魅化、世俗化和合理化,为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威提供终极基础的宗教迷信退出了人们的世界观,社会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由超验的力量所安排的神圣秩序。近代启蒙的自由主义把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超验的上帝转变为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是这方面的代表,康德把实践理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中摆脱出来,赋予实践理性概念以强烈的主体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

  墨菲特别关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罗尔斯力图避免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开辟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范式。为此,桑德尔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为“修正主义的道义论”。[2]罗尔斯继承契约论的传统,论证一种正义原则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是从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中引申出来,而是自由平等的人们在一种公平的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我不要求提出的正义原则一定是必然真理或来自这种真理。一种正义观不可能从原则的自明前提或条件中演绎出来。”[3]罗尔斯要把潜藏在公民文化传统中的直觉理念揭示出来。但是,在墨菲看来,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依然没有摆脱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一方面因为罗尔斯所设定的原初的选择条件依然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依赖于一种选择条件的先验性来获得一种普遍的理性共识;另一方面,罗尔斯依然延续着康德式的理性主体观念,理性主体观念是罗尔斯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核心。

  墨菲认为,代替过去的上帝和自然,把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秩序奠基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中,这种自由主义范式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其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和阐明现代社会的激进和多元状况。自由主义统一的主体观念看不到施密特所强调的敌我关系在政治中的中心地位,看不到人与人的敌对因素这一人类存在的真正的政治维度,不能理解冲突和斗争的永恒性。因此,自由主义不能理解新时代的社会运动,这种新的社会运动恰恰是在冲突和对抗的场所形成身份的多样性。自由主义确信理性的个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追求在人的理性本质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统一性,墨菲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幻觉。

  墨菲认为,尼采提出的上帝之死和人道主义危机,就已经宣布了以主体和理性为原则的人类自我奠基不可避免的失败。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我奠基的启蒙规划是失败的。因此,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几乎构成了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思想的主题。在墨菲看来,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都批判那种普遍人类本性的理想,批判那种借以明察人类本性的普遍理性准则。“批判本质主义的一种通常做法就是不再把主体看成是一个理性的透明实体范畴――这种主体作为其行动的发源地赋予了他整个行为领域以一种同质性的意义。”[1]100反对那种先于身份鉴别过程而存在的普遍的理性主体观念。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心灵主要不是受理性的控制;拉康认为任何主体的空间都是一个缺失的空间,主体不过是身份的鉴别过程,根本不存在那种先验的、固定的和永恒的理性主体;伽达默尔认为思想、语言、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统一性,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败坏了传统的先见;维特根斯坦批判那种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先验设定,认为主体不过是由一套语言游戏以及由语言游戏构建的共同体所塑造的。政治学通过创造新的语言游戏,使得新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是以批判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为出发点的。比如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就认为政治行为是对暗示的追求,政治决策是由产生于传统之中的暗示所决定的,而不是理性主体依据普遍性的原则进行的选择。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罗蒂认为正义和非正义、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分只能存在于传统中,在传统之外没有那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客观的和普遍的标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诸如此类的批判和清算使“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最后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4]   墨菲还就实践理性和伦理知识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作了对比。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和伦理知识是建立在习惯、文化背景和历史的特殊性之上的,是尊重差异的和历史性的理性和知识。与此相反,康德的实践理性和伦理知识则屈从于科学知识的类型,达到了最高的普遍性原则。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而康德则是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墨菲甚至认为从费希特到马克思都盛行这种普遍主义的实践理性和伦理知识。后经验主义者和阿伦特也批判了这种康德式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实践理性与伦理知识观。后经验主义提出了理性多元论,并在合理的和似乎合理的之间作出了区分;阿伦特认为政治不是真理的领域而是意见的领域,从而超越了康德,抛弃了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观。

  对启蒙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诸如此类的批判为墨菲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的和激进的规划提供了理论视野和理论资源。必须抛弃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范式,抛弃那种对人类本性的抽象的和普遍的规定。正如施密特所说:“决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更遑论真假;决不存在什么纲领,更遑论可否值得去效法。”[5]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范式即使曾经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今天已经成为民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无视现代民主社会的冲突、对抗及其不可化约和不可消除性,强调同一性而排斥差异和特殊,把社会的统一性建立在抽象的理性本质和主体观念的基础上。在墨菲看来,只要我们承认对抗和冲突及其不可消除性构成了政治的本质维度,那么任何试图消除冲突和排斥差异的政治理论都是必然要失败的,一切消除冲突和排斥差异的政治实践也都是要失败的。应当提出并论证一种新的政治观念,以便对现代民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进行新的规划。

  二、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主义规划

  1从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到多元主义。在墨菲看来,既然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再有一种实质性的统一体,多元、分化、对抗和冲突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构成性特征,那就应当抛弃自由主义的幻觉,这种幻觉认为政治社会存在一种在人的理性本质基础上的普遍秩序,认为理性的个人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墨菲认为斯图尔特?汉普斯肖尔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康德式的、休谟式的还是功利主义的,当道德哲学暗示在道德理想中应该有基本的一致甚至一点聚合时,它是有害的。它用跨时空的人性神话掩饰了个人之间和社会内部的冲突现实。”[1]200

  但是,除了启蒙的自由主义之外,即使是罗尔斯和拉莫尔的新自由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同质性倾向,从而没有为异议和反驳留下空间。这种新自由主义抛弃了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设定,强调程序的重要性,认为借助于一种理性的程序就能够达成一致和形成道德共识,这种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也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架构赋予了普遍性和理性的特征。墨菲认为这种通过理性程序达成共识的观念与现代民主制的不确定性是矛盾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冲突和对抗拒绝任何普遍性和共识的构想。这种通过程序的设计达成共识很可能是“把一种给定的个别情形认定为普遍性”,[1]197用特殊性冒充普遍性。

  实际上,在墨菲看来,自由主义之所以坚持,自由平等的个人在一定的程序中就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达成理性共识是可能的,是因为自由主义把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主义只局限于哲学、道德和宗教事务之中,并把它们置于私人领域而不加过问,认为在其他方面的冲突可以被消解,理性的协商总能够获得一种普遍的共识。自由主义通过把哲学、宗教和道德悬置起来而寻求一种政治的同一性。在墨菲看来,这显然是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冲突和对抗及其不可化约性的误解。“他们并不理解在政治价值领域中也会有难以解决的冲突。”[1]199现代民主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

  墨菲主张,相信有可能创造一个没有排斥存在的公共领域,在那儿可以达成一种非压制性的理性共识,这是幻想。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再有一种实质性的统一体,必须把分化认定为构成性的。应当“把权力、冲突、排斥和对抗等突出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进入论辩的空间,而不是试图抹去它们的痕迹”。[1]200现代民主社会的普遍性的内涵必然是不确定的,普遍性应当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每一种自称占据了普遍性的地盘,并以理性的名义加以固化和永恒化的做法都必须被拒斥。

  2多元主义的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是被社群主义或共同体主义集中批判的原则。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强调一种市民共和主义。查尔斯?泰勒批评自由主义的主体是原子论的,他推崇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政治动物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缺乏共同体这个重要维度,从而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解体。麦金泰尔认为罗尔斯和诺齐克的个人主义没有为德性留下空间,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正是源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抛弃了共同善的理念。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是一种无牵绊的自我,这种个人主义没有为构成性的共同体留下余地,个人主义最多能够提供一种工具性的共同体。桑德尔认为共同体优先于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身份才能建构起来。

  在墨菲看来,虽然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及其权利优先性原则曾经捍卫了多元主义,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却排除了把人们联合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在民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成了障碍。个人主义使民主革命向着社会关系的整体推进变得不可能了。应当捍卫自由、权利和多元主义,保留和巩固自由主义曾经取得的成就,但是又要寻求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和激进性质相适合的共同体。需要借鉴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又要拒斥社群主义那种以实质性的善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观念。需要建构一种政治联合体,它通过一种普遍认同的政治理念把参与者联合起来。不过,这样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是最弱意义上的共同体,完全不同于以实质性的共同善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

  在墨菲看来,必须抛弃自由主义的工具性的共同体观念,提倡一种构成性的共同体观念。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之所以是工具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因为这种“共同体只是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合作”,[1]38个体是带着先前的利益进入共同体以便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构成性的共同体则是自然地把公民联合起来,在共同善观念下共同行动的联合体。这种构成性的共同体应当是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性相适合的共同体。墨菲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共同体不能围绕一个单一的实质性的共同善的理念建立起来。在私人领域,现代民主社会不存在实质性的共同善观念基础上的共同体,但是在公共领域,人们却应当在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基础上联合为一个构成性的政治共同体。   同时,政治共同体应当是基于人们对行动条件的关心和对行为规则的认同和遵守而形成的相互关系。墨菲借鉴欧克肖特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点,欧克肖特认为政治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人们投身于一个实体并在其中追求一种共同的实质性的目的,或者促进一种共同利益。相反,政治共同体指的是一种依据规则而构成的形式关系,而不是一种依据共同行动而构成的实质性关系,是参与者因对某种行动条件的认同而达成的一种相互关系。欧克肖特说:“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据说在其中联合起来的人明确地依据对某种行为规则,即法律的承认而联系在一起的联合模式。”[6]那些规则是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行动时所应当遵循的。正是对那些规则的认同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政治同一性。在墨菲看来,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并非缘于一种实质性的共同善的理念,而是缘于一个共同的纽带和一种公共关怀。“这个联合体没有确切的外观或者确定的同一性,而只是不断制定规则的过程。”[1]89它既不同于前现代的实体性的和目的性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工具主义的联合体。

  3多元主义的公民身份。在墨菲看来,阶级政治学的危机使得公民身份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和各种反制度运动,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和官僚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和新形式的身份和共同体。这就需要新的政治观念来反应和表达。应当超越自由主义和市民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解构本质主义的主体观念,塑造新的主体地位,构建一种去主体的、去中心的公民身份观念。自由主义的主体独立于各种社会关系而存在,是先验地构造出来并永恒在场的,这种主体观念没有看到任何主体都是通过行动者参与其中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随机地产生出来的,某种特定的公民身份是给定的实践、对话及制度的产物。“人们是在民主社会中被建构为主体的。”[1]68主体的历史就是他的身份鉴别过程,那种本质性的身份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能退回到一种前现代的公民身份观念中去,不能为了公民身份而牺牲个人。现代民主社会的新的公民身份观念应当尊重多元主义和个人自由,不能通过某种实质性的共同善观念来鉴别公民身份。公民身份以对自由平等这样一种政治原则的认同为基础。“这是多元民主条件下人们共同的政治身份,虽然人们会投身其他的实体之中并有着各自不同的观念。”[1]111公民身份并不是与其他身份相并列的一种,也不是凌驾于其他身份之上的支配性的身份。“公民身份是关于社会行动者的不同主体地位的一种连接原则,而同时他又承认善观念的多元性并保留对个体自由的尊重。”[1]112这种公民身份可以被看做是私人与公共的相遇以及个人自由与公共条件的连接。公民不是先于社会且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无牵绊的单子自我,它由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的总和构成。

  三、现代民主社会的激进主义规划

  1从自由主义民主到激进多元民主。墨菲指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根本不是十分健康的,其中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越来越多,民主价值观败坏的危险征兆越来越明显。”[1]157由于自由主义固有的内在缺陷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性是不相容的,已经成为现代民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在墨菲看来,应当抛弃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对现代民主社会进行一种激进的规划,因为正如乔万尼?萨托利所说,“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7]

  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持一种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就是追求个体之间的理性共识和普遍的一致性,这种共识和一致性或者是基于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或者像罗尔斯那样,认为民主是具有一定公共文化背景的理性个人在一定的程序下的共同的选择。显然,无论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还是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民主观,都是追求同质性而排斥差异的。在墨菲看来,幻想众口一词可能是对现代多元民主的致命威胁,追求共识和一致性可能导致民主的反面即极权主义。把人民说成是具有单一的普遍意志和同质性的实体,强调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的民主逻辑,不能保证对人权的尊重,大众民主有可能沦为暴政。墨菲借鉴施密特对代议制民主的分析认为,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持一种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解,导致了传统议会制的衰落和干涉主义国家的兴起。施密特指出,自由主义的“民主似乎有着在形成一种意志的问题上自我毁灭之虞”。[8]墨菲认为,代议制民主自本世纪起就没有得到满意的阐释,对代议制民主的伦理的和哲学的论证几乎都被放弃了。“民主变成一种纯粹用来挑选和授权政府的机制,沦为精英分子之间的竞争。而公民则被看作政治市场上的消费者。”[1]160

  墨菲认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激进的规划,要求特殊的、多样的和异质的东西得到切实的承认和尊重,民主必须与多元主义相适应。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忽略了竞争性的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忽视了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不可能被根除而只能被控制的。必须维持竞争性,遏制普遍性的目标,民主才不至于处于危险之中。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墨菲说:“对于激进多元的民主来说,认定冲突最终有可能获得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1]10墨菲认为,同一性和差异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张力,这也是平等的民主逻辑和自由的自由逻辑之间的张力,是激进多元民主的重要特征。

  2从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威胁着民主制度的实施,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民主观已经无力对付了。一是现代生活规模巨大,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参与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官僚政治越来越强大的主要原因。二是政府机构严重的官僚作风,限制了广大民众对政府决策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参与。三是决策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对于没有得到专门训练的民众来说构成了严重的参与障碍,而这就为技术专家垄断权力提供了条件,民主沦为一种统治精英的选择机制和党派之间的权力竞争。四是由于市民社会向大众社会转变,昔日那种分享权力和制约政府的社群组织已经不复存在。而从社群中分化出来的原子个人参与政治和抗衡政府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其结果是利益集团左右政治,直接的或变相的寡头政治依然存在。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民主观念由城市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一个结果是公民充分参与到集体决策的机会比他们以前在一个小规模体制中更少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9]   应当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民主观决裂,因为仅仅限于用个人去限制政府权力的民主是不现实的。正如赫斯特认为,要想阻止利益集团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垄断,要想有效抵制技术专家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增长,联合体的多样性从而权力中心的多重性就是必须的。只有“鼓励在小单位内来组织社会生活,并提倡挑战等级制和管理的中央集权”,[1]132加强社会的多元化,才能制约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健康、教育等应当由民主管理的社会团体来提供,而不是像当前那样仅仅由政府来提供,在这方面要把政府置于次要地位,政府的职责仅仅是协助和监督。

  在墨菲看来,既然大公司和中央集权的大政府是当前独裁权力的两种形式,构成了现代多元民主发展的障碍,那么,防止独裁和保障民主的关键就在于私人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除此之外,墨菲根据博比奥的观点,认为民主化进程必须由政治关系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社会关系,包括男女关系、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关系等。把国家的民主化与社会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让传统的民主向新的领域渗透,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领域都被等级制和官僚制所占据。墨菲还强调,要抛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完全一致和完美和谐的社会这种民主根本不能防止暴政。现代民主社会应当强调规则,遵守规则才能防止独裁暴政。

  3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墨菲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观以及在对这种民主观的种种批评中,始终存在着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争论。实质性的民主观认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讨论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社会决策反映了以一种实体性的同质性为基础的普遍愿望。政治党派和议会是达成普遍共识的工具。程序主义的民主观则认为,既不存在那种先在的同质性作为人们达成共识的基础,也没有单一的同质性的普遍愿望,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程序,人们借助于这种程序能够达成某种一致。

  墨菲力图避免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之间的两难选择。实际上这种两难选择是在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应当把现代民主的政治原则即自由平等,以及对这种原则的认可看作是公民的共同实体。这种政治原则是多元主义条件下公民同质性的基础,民主就是以这种政治原则为基础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这种同质性并不排斥多元性,正如赫尔曼?赫勒认为的,如果要造就民主统一体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同质性和共享的政治价值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消除了社会对抗”。[1]174对墨菲来说,既要保留自由主义的同质性和政治统一性的理想,但是又要避免自由主义那种排斥差异和斗争的同质性和统一性,提倡一种多元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同质性,以求达到一种新的政治统一性。

  显然,纯粹的程序民主是不可取的。墨菲赞同柯尔施否认达成单一的同质性的普遍意愿的可能性,但是认为柯尔施把民主贬低为只是一种程序又是错误的,在科尔施看来,借助于纯粹的程序就能达成一致,其中不需要人们之间的任何同质性作基础。在墨菲看来,程序对于构建一种民主的政治统一体来说不是一种充分条件,不能设想一种没有任何同质性的共同愿望和政治统一性。但是也不能把政治统一性建立在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基础上,把人们的普遍愿望看作是被预先给定的,并因此认为程序是无足轻重的。墨菲认为,对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的认可是公民之间同质性的基础,而民主程序则是达成普遍愿望的必要条件,普遍意愿离开若干程序的中介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方面要把民主理解为用以应付多元性的一套程序;另一方面要把民主理解为那种对预示着一种特别的共存模式的价值观的固守。”[1]178这样一来,民主就被看作是通过争论和游说表达普遍愿望和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对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的认可和一定的程序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墨菲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及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激进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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