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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6-02

制度变迁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242;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0907

  一、引言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税收,是供给学派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供给侧改革必然离不开税制改革的影子。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从供给侧角度调节经济,并将税制改革作为重要举措。税收关联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税收政策也影响和调整着两个利益主体间的行为选择和经济后果。当我们在关注税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参与分配、调节经济手段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时,还应注意到这个总量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源于微观经济个体的经营成果变化。因此,在供给侧的研究中,包括税制改革的研究中,除宏观经济后果,微观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应忽视。

  相对于需求侧而言,供给侧改革更着力于质量、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方面优势,而当经济增速减缓、经济发展模式处于急速变革的状态下,劳动力这一最为复杂和活跃的要素会有怎样的变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的禀赋是优势还是负担,对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政府的政策选择及效果能否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共赢。本文尝试以增值税转型这项税制改革为切入点,从企业冗员的视角予以探析,并以此丰富政策评价微观方面的成果。有别于之前的研究,本文不是从产生冗员原因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冗员问题,而是基于企业已有冗员存在的条件下探讨制度变迁和增值税转型对其的影响,从而评价政策效应,并以期对政策的后续完善有所助益。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冗员,也称超额雇员,是指当企业生产中存在劳动边际效率为零的情况时,则认为存在冗员。

  对冗员目前没有统一标准的定义,本文借鉴简新华和余江[1]对冗员的定义。统计研究显示,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王元(1997)的保守估计是20%。林毅夫等[2]指出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是成为企业绩效桎梏的管理真正原因。理学中“有限理性观”认为,企业决策者由于理性的有限和客观条件的约束,会使企业资源配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一定的冗员。也就是说,一方面,冗员是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体现着企业财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冗员能够体现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从冗员的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 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压力是冗员和隐性失业产生的最主要原因[3]。

  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产能缩减,降薪裁员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本能反应,但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势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压力。作为政府,除了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对企业雇佣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加以约束,使企业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裁员方式来缓解冗员的负担外,还能否通过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手段,如税收政策实现调控作用来缓解企业冗员负担,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面推开意义重大,其政策效应及实施经验于后续着眼于供给侧的诸多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该政策的直接切入点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购进所负担的进项税由不能抵扣到变为可以当期全额抵扣),但作为与资本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投入会不会受其影响,更具体地讲,该政策对企业的雇佣行为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碳”,是加剧企业的负担,还是缓解企业与政府之间尴尬的局面?

  理论上,按照单个厂商在静态模式下利润最大化条件为:q1qk=wr(q为产量,w为工资率,l为劳动投入,r为资本价格,k为资本投入),即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核心变化在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由不能抵扣变为可以当期全额抵扣,这相当于降低了资本品的实际支付价格,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wr,r降低,wr上升,提高了资本劳动的替代比,使资本对劳动产生替代效应成为可能,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促使企业多买机器少雇人。由于政府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干预及企业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及粘性,导致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地调整用工规模。因此,增值税转型可能导致企业增加冗员及隐性失业,从劳动投入的方面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税负的降低会增加厂商可支配生产要素的容量,增强厂商的生产能力。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购进固定资产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当期全额抵扣,直接减少了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其经济后果相当于企业可支配收入得以增加,支付能力得以提升,使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成为可能。即增值税转型可以在企业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引起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同时增加的现象。劳动需求的增加便会消化和缓解企业存量冗员及隐性失业的情况。此即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正面效应。

  也就是说,由于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带来资本品相对价格变化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但是哪种效应的影响更大,从理论上并不能得到肯定或否定的推断。冗员是劳动投入产生的一种具体经济后果,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也不能确定,只能依靠实证做进一步的证实。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   H1a:增值税转型会加据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情况。

  H1b:增值税转型会缓解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情况。

  考虑到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已经不能将经济效率作为其唯一目标,过多的政策负担和社会负担会造成企业业绩的损耗[4-5],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相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沉重,并对企业的绩效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此方面对外界政策的刺激更为敏感,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增值税转型对国有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影响大于非国有企业。

  从改革开放到新常态,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oland [6]认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越来越引起微观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姜付秀和黄继承[7]认为,市场化改革也成为研究者在研究企业行为时必须重视的制度背景。樊纲等[8]将市场化进程分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五个方面。那么,市场化进程如何通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存在两种路径:

  第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就越好,价格会更多地由市场决定而非接受政府指令、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市场的影响,技术成果更容易转化,金融业的竞争会更完全,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动性会更强。这样资本和其他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进出企业。同时,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渠道更加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将资源运作更规范,更有利于增值税转型政策发挥其效应。此外,非国有经济越发达,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贡献比例越高,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在政策转型过程中,企业更为敏感,政策的边际效应更大。因此,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产生的影响更敏感。

  第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政府主要承担“服务”而非“干预”的职能,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关系简单,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获得的经营自主权也会相对越高,财务行为决策的独立性较高,所受到的外部干扰可以较少。政府通过企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动机会相对较小,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会相应较小,资源配置的状态相对合理。因此,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对企业冗员产生的影响较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

  H3a: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更大。

  H3b: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更小。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以2007―2010年为研究期间。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样本数据做以下处理:第一,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以及《财税〔2004〕156号》《财税〔2007〕75号》文件剔除未参与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行业。

  研究样本仅包括: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治金业、农业、采掘业和电力行业。第二,剔除记录不连续的公司。第三,剔除任何一年相关财务指标缺失以及净资产小于等于零的公司。第四,剔除ST和已退市的公司。第五,剔除异常值,并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确定样本为3 324个,其中处理组样本2 826个,对照组样本498个。

  2变量定义

  因变量冗员(哑变量Drestaff和连续变量Restaff):本文利用模型(1)估计出正常的雇员数的期望,再计算实际雇员数大于期望值的部分作为衡量冗员的变量,即模型(1)的正残差部分。

  Staffi,t=α0+α1sizei,t+α2fixi,t+α3growthi,t+∑year

  +∑indust+εi,t (1)曾庆生和陈信元[4]与曾庆生[9]认为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公司成长性以及行业是企业决定用工规模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因素,控制年度特征是由于其研究发现不同年份间的用工存在着差异。

  其中,i为公司下标,t为年份。Staffi,t为公司实际雇员数,以期末员工数与期末总资产(单位为百万元)

  薛云奎和白云霞[5]也采用百万为单位进行标准化的。的比作为替代变量,sizei,t为公司规模,以期末总资产的对数为代替变量;fixi,t为公司的资本密集程度,以期末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替代;growthi,t 为公司成长率,以主营业务收入与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作为替代变量。

  为了更详细地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衡量企业冗员的状况:一是企业是否存在冗员,用哑变量Drestaffi,t作为替代变量,若模型(1)估计出的残差大于零,说明企业存在冗员,令其等于1;其余情况为不存在冗员,该变量赋值为0。二是用连续变量Restaffi,t衡量企业冗员规模,负担冗员的程度大小,即模型(1)估计出的正残差作为相应的替代变量。

  3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Ashenfelter和Card[10]提出的检验税收政策常用的双重差分(DID)法,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增值税转型政策属于完全的外生性事件,样本中也不含注册地研究期间发生变化的情况,因此,符合DID模型的要求和假设。本文以2009年后实施增值税转型相关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即非试点地区公司作为处理组样本(受当期政策影响的组),将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样本(未受当期政策影响的组),以增值税全面转型实施的时间2009年作为政策变化的时间变量分组依据。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作用点是直接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在DID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内容,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对前文提出的假设予以检验: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Afti,t×Refi,t+β5Afti,t×Refi,t×Ii,t/Ki,t-1+X′β+εi,t(2)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Mari,t+β5Afti,t×Refi,t+β6Afti,t×Refi,t×Ii,t/Ki,t-1×Mari,t+Xβ+εi,t(3)

  其中,自变量包括:Afti,t为时间哑变量,2009年及以后=1,2009年以前=0;Refi,t为地区哑变量,非试点地区=1,试点地区=0;Ii,t/Ki,t-1为当期新增投资,其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三项增加值、在建工程净值)/期初固定资产净值;Mari,t为市场化进程,由余明桂等[11]得到。X为控制变量,它包括:Agei,t为公司年龄,用公司成立年龄的自然对数表示;Effi为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其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年均总资产;Debti,t-1为期初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总资产表示;Fshri,t为股权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来表示[12]。

  在模型(2)中我们对I/K求偏导,当且仅当Aft=Ref=1时,反映增值税转型政策效果的地区哑变量(Refi,t)和时间哑变量(Afti,t)与投资(Ii,t/Ki,t-1)的交互项系数β5的符号不等于0,即按照DID原理,β5的符号反映了处理组样本(非试点地区企业)在政策变化后的改变,度量了增值税转型的政策效应,此时投资系数为(β3+β5)。其余情况

  情况一:Aft=Ref=0时,为变化前的对照组样本;情况二:Aft=1且Ref=0时,为变化后的对照组;情况三:Aft=0且Ref=1时,为变化前的处理组。系数β5均为0,投资系数为β3,与政策发生的时间或地区变量再无交集,即不受该次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影响。对于β3的符号,无法预测,如果β3>0,说明在不考虑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投资与劳动投入主要呈替代关系,会增加冗员;若β3<0,说明在不考虑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投资与劳动投入主要呈互补关系,会减少冗员。因此,根据前文分析,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系数β5的符号。在模型(2)中,若β5>0,会加大投资的系数(β3+β5)与因变量正相关的可能和程度,表明增值税转型会因资本和劳动的替代作用增加企业冗员,加重企业负担;如果β5<0,则会降低投资的系数(β3+β5)与因变量正相关的可能和程度,说明增值税转型通过刺激投资,以资本和投资的互补效应减少存在冗员企业或冗员量,缓解企业冗员程度。

  考虑企业所处地区的差异,并且在理论上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冗员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我们利用模型(3)考察增值税转型在考虑市场化程度时对冗员影响的情况。与模型(2)类似,我们主要关注交互项β6的情况,如果β6显著大于零,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使企业更倾向于用资本来代替劳动,从而增加冗员;如果β6显著小于零,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增值税转型刺激投资带来的规模效应更大,冗员消化的越多。对于Drestaffi,t,我们采用Probit回归;对于Restaffi,t,我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3)做同样的处理。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检验

  1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总体检验

  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全样本情况下,I/K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投资对企业雇佣行为总的来说仍体现出一定的收入效应。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44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从哑变量的维度考察,增值税转型通过刺激投资,企业扩大再生产规模,明显地消化了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了存在冗员的企业。从连续变量的角度看,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077,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增值税转型通过刺激投资,扩大规模,从缓解冗员和隐性失业规模方面,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企业富余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就业,提高了劳动的边际效率。也就是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具体的冗员存在程度,都得到了缓解,从而支持了H1b收入效应的假说,拒绝了H1a替代效应的假说。

  2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现有大量研究表明,企业冗员产生与企业产权性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不同企业所起的效果有区别吗?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产权特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无论是从Drestaff,还是从Restaff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企业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效果。在对D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490,t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065,t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无论在减少冗员企业数量方面,还是在消化企业冗员的规模方面,增值税转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非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虽然显现出一定的效应,但并未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效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过多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给企业造成了大量冗员及隐性失业的研究结论。而非国有企业在雇佣行为上自由裁量权更大,政策性负担更小,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则更高,本身负担的冗员较小,因而对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反应不如国有企业敏感。从而H2得以验证。

  按照理论分析,政府干预也是企业产生冗员的重要因素,我们用市场化进程作为政府干预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对增值税转型基于市场化的差异对企业冗员产生作用的影响做进一步的探析。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当将市场化因素纳入回归模型后,在对冗员哑变量(D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Mar的回归系数为-0336,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对冗员连续变量(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Mar的回归系数为-0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效应的发挥,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干预小,要素市场较为发达,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进入和退出生产领域都较为容易。因此,增值税转型政策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受到的各方面的制约较少,更容易发挥政策效应,企业对政策刺激的反应也更为敏感,实证结果支持H3a,拒绝H3b。   3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用“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值/期初固定资产净值”及“购进固资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期初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模型(2)中投资(I/K)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限于篇幅,考虑Aft×Ref×I/K的系数在以上两种稳健性检验中均显著,也就是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缓解作用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本文省却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构性减税的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引导企业行为,改变其经济后果,从而实现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增值税转型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税负的降低,增加企业投资,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从供给角度调节经济的功能。虽然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内容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但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生产和再生产得以维系的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增值税转型会在对资本投入产生影响的同时,对劳动投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超额雇佣的角度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减税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从而在总体上缓解了企业冗员,不仅减少了企业冗员的数量,也缓解了存在冗员企业所承担的相应负担。其中,国有企业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与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效果呈正相关关系。

  从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增值税转型虽然对企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其作用发挥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现象和问题:

  1对“营改增”的启示

  2012年1月开始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原理与增值税生产型转征消费型类似:原来征收营业税的企业是将其销售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所购进的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等所有的进项税都不能抵扣。改征增值税后,进项税可以进行抵扣,其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与增值税转型有类似之处。因此,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效应对“营改增”工作颇有参考价值。

  2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同样的政策变量,政策实施的效果差异非常大。国有企业在冗员问题上政策反应都要强于非国有企业,而冗员的形成恰恰又与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密切相关。这为国有企业由于严重的代理问题、负担多重目标和背负过度的政治诉求等因素制约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不仅在冗员形成环节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在消化的环节也因为产权因素造成政策效果欠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无论从体量上还是行业分布上,都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巨大,它们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成败,也关系着整个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仍需进一步加快步伐。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吹响号角,旨在从供给侧的角度、公司治理的角度和机制设计的角度释放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效率和供给质量。

  3市场化进程建设进一步深化

  研究中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政策效果有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地区不均衡、行业不均衡的现象仍较为严重,这些不均衡的状况客观上影响了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制约着企业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生存乃至发展。因此,让企业资源配置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完成,给企业构建一个更为公平、要素流动更为充分的外部环境,市场化改革仍需深入推进。正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让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在稳定、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下良性运行,同时,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有助于企业在公民意识建设和企业家精神塑造方面提升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依法经营,依法治企,实现经济利益与企业声誉的共赢,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赢。

  4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供给侧的产出质量和效率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增值税转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冗员,在短期内实现了降低资源配置的耗损,保证了就业的稳定,但其实现的方式是由于规模扩大的效果较为显著地强于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方式完成的,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因此,从长远来看,企业层面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技术创新;政府层面通过政策、资金、服务等多渠道鼓励、引导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行为,为企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搭建政策平台;为行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沿着国家结构性调整的战略方向行进,从而实现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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