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主文化的批判与劳动者自我价值教育的确立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2
一、官文化简述
官文化与集权官僚体制是我国文化意识与政治体制的继承，是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官文化是一种专制文化，是以官僚体制、官僚政治为骨架，以官僚意识、官僚价值观念，以及民对官的认可等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2]。
官文化的影响很是深远，在古代，官文化的出现曾经促进过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在近现代却成为了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官员腐败的深层原因，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归纳为：1.官文化下的官场文化如同“酱缸文化”；2.官本位文化导致社会对官员的定位出现极大偏差；3.官文化带来的寻租问题十分严重。近代，中国官文化和官僚集权体制可以表现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对社会经济的统治，也是近代中国人民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官僚资本一度被消灭但又在新的环境中产生成长，而且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了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
这些原因中又可以归纳为政治体制缺陷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更为根本的是思想意识和哲学方面的原因，故有学者认为批判消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这些问题中除两千年历史继承下来的官文化传统不易改变的原因外，还应该着重注意一度作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前苏联影响下的“物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官文化和官僚集权体制的支持作用。而本文接下来就是要首先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其“物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哲学的继承，其存在与发展就是磨灭了劳动者的自我意识，而且在这点上它已经与中国传统官文化结合；其次再论证要打破这种官文化的统治，就是要首先建立新的人本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观念，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最初的出发点，从人的本质和劳动的价值出发。故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广劳动价值教育，然广大劳动群众明确自己的主体性，真正意识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享受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享受自由自觉地劳动。
二、从“巴黎手稿”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异化劳动”的理论是马克思早年的代表理论，这是对人追求自由的劳动本质的回归，也是马克思试图用从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表现。马克思在早年“第一手稿”中不断进行着对“异化劳动”的追问，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那么劳动为什么会异化？而且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还提道“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二是“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
20世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国际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苏联的解体却让人们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怀疑。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的一夜之间垮台的巨变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解释，例如刘永佶认为第二国际以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失败，理论上的原因就是它忽略、歪曲，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念、方法并改变了主题和主义，进而形成了有严重缺陷的主题，提出了错误的主张。这种错误主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演进，与商品拜物教有着异曲同工的思想，它用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杨耕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与物的逻辑关系颠倒，没有从人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物质”出发去理解人和自然，淡化了人的主体性。
总之，综合上文的说明以及纵观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物化和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人本。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学习和模仿苏联，同时也吸收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用这些理论进行经济建设，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种物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固有的官本位思想，劳动者为寻求自身价值并追随社会思想潮流，认为“做官好，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才能致富”。就这样等待社会精英们涌入官场后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辛苦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的时候，思想开始动摇，堕落和贪污腐败也就不难想象了。
三、劳动者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
在批判苏联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建立在社会结构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要真正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便要挣得文化上的领导权，通过政党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组织团体，而在这领域做出论证的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便是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例如哈贝马斯直接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不可能源于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源于“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应是在主流价值体系上不合法，故要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定要先革命劳动者的思想。这一点其学派理论中也有所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革命不仅仅是马克思社会革命论中所要求的“宏观革命”，同时还必须有改变家庭和社会培养教育人的方式、改造群众意识的内部结构的“微观革命”。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旧的物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要重新确立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都是要建立在人以及人的本质――劳动的基础上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劳动主义文化，即劳动主义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让劳动者真正的知道“我是谁”。故我们就必须明确一点，要建立普及人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就是让劳动者真正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就是要知道“我是谁”。听起来明确主体性与“我是谁”的价值教育的内容过于宽泛和缺乏可行性，但是事实上，这一种“我是谁”的价值观普及正如同西方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讲到的“人生发展六阶段论” 有着相似的内容，明确“我是谁”正是人生所经历的必要阶段，而且在这个寻找自我同一性的阶段中普及价值教育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借鉴埃里克森的理论，我们容易发现的是第五阶段（11到20岁）和第六阶段（20到40岁）分别对应的是客体自我与客体他人。而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人生阶段是不可以被跳过，若不能够顺利的通过每一阶段便会产生适应困难。反观我国如今价值教育与苏联物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这些理论做出价值教育本就是违反个人成长发展阶段并且不利于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建构的，前者更多地强调集体忽视自我而后者则直接“物化”自我。要构建劳动者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明确劳动者主体性必须要首先建构劳动者的自我意识，尤其在义务教育以及高中教育期间便要灌输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与劳动价值意识，打破社会官主文化的束缚，唯有关注每个个体价值观发展，社会方可走上一条正确的，符合人本主义初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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