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代际传递对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3
一、引言
（一）研究问题及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各类型高校的入学比例却一直未能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现代社会，教育已成为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成为人们相互竞争的一种稀缺资源。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公平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影响教育获得与教育公平的诸多社会因素中，“社会资本”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以关系为本位，注重人情和面子，社会网络非常发达，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宗族关系、志缘关系和趣缘关系构成了中国人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源的获得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光宗耀祖、亲情伦理的社会，很多人在子女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表现在具体行动上，即为子女提供自认为最好的教育。如何为子女提供更优越的教育机会是多年以来所有家长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遵循科尔曼的社会闭合传统，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坚持布迪厄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思路。这两种研究范式基本统摄了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但研究者的关注大多是分别进行的，鲜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这两种社会资本在教育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以X大学民族生的教育获得为背景，把这两种社会资本进路纳入到同一个研究框架和模型中，梳理它们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发现影响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提高少数民族生的教育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二）文献回顾
学者赵延东、洪岩壁试图将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和科尔曼的“社会闭合”这两类社会资本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联系及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两类社会资本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来源不同，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的来源是家长的社会网络，其作用主要是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的来源则是家长与孩子本人、教师及其他家长之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结构，孩子可以直接从此类社会资本中获益，但两种社会资本之间又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可以共同促进孩子的学业成绩（赵延东、洪岩壁，2012）；学者陈卓提出在当今社会，“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是考察教育影响社会分层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人情面子之上的社会关系网，在“超/强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教育对社会分层产生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教育公平受到极大破坏。实现教育公平的过程，就是在教育的起点、过程、终点等各个环节清楚强社会资本尤其是强社会资本的不良影响的过程（陈卓，2010）。
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学者研究中最前沿和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不少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教育获得的因素，但现有的国内研究中将研究聚焦于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还比较少，将对象聚焦于难以实现入学比例与人口比例相适应的少数民族生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本文将内容定位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影响，将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与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统一起来，从定量与质性的两方面更全面的诠释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本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资本和教育获得两大核心概念。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将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和科尔曼的“社会闭合”这两类社会资本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加以操作化。“网络资源”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生，因此以修改版的“春节拜年网”来测量少数民族生的网络资源；社会闭合是指社会网络的封闭，主要分为父母参与和代际闭合，研究者循着社会闭合的思路，将“父母参与”操作化为父母指导功课、监督学习、与子女的交流讨论三个指标，将“代际闭合”操作化为家庭之外家长与老师间的关系。
教育获得从两个维度出发：第一是教育机会获得，以孩子就读的“学校等级”为指标，了解少数民族生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就读学校类型（普通或重点）；第二是学业成绩，以孩子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等级”为指标，在问卷中，请被调查对象对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做评估，共分为五类：前几名、中上、中等、中下和最后几名[7]。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先梳理现有关教育获得的相关文献，界定教育获得的概念，之后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生用初步设计的访谈提纲进行访谈。访谈后编码整理，通过访谈信息和文献资料设计问卷。问卷初稿确定后以方便取样的方式请少数民族生填写，后回收问卷发现问题，请指导老师修改问卷，确定问卷终稿。最后对X大学四个年级的民族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取少数民族生的社会资本现状及其教育获得的一手资料，运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数据来源
X大学曾上过民族班以及正在上民族班的少数民族生共114名同学。大一与大二民族班学生仍在开课，课题组借用课堂前后的时间进行问卷调查；大三和大四的民族班已经不再开课，因此通过各渠道联系民族生加以调查，但因为大三和大四级民族班人数较少，且联系上有缺失，因此数量较少。最后发放问卷99份，剔除重要信息缺失的问卷与无效问卷17份，有效问卷剩余82份，回收率约为82.83%。 （三）研究工具
由于微观社会资本一般被定义为嵌入于个人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因此测量微观社会资本时多从个人的社会网络入手。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位置生成法”来测量被调查者“网络资源”这一框架的社会资本。通过对被调查者网络成员中出现的结构性地位的了解，较准确地测量出受访者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重要节日交往网络”是在边燕杰使用的“春节拜年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已被证明能较好地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家庭网络情况[2]。考虑到对于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生，对他们而言，春节并非是最重要的节日，因此在访谈后研究者将重要节日设定为“古尔邦节”“藏历节”等对于少数民族生认为最重要的节日，再来对这个节日的交往网络进行测量。
四、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本信息
从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少数民族生们户口所在地在城市的比例仅稍多于农村的比例，但是民族生的家庭居住地在城市的比例远高于在农村的比例；45.13%的少数民族生父母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一方是在大专以上的学历，因此少数民族生的父母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41.46%的少数民族生家庭年收入少于3万，26.83%的少数民族生家庭年收入在3-8万；31.7%的少数民族生家庭月收入在8万元以上，虽然从数据来看，收入偏低（月收入低于2500元）的数量占较大比例，但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少数民族生家庭整体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乐观。
（二）社会资本
1.社会经济地位
父亲的职业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表征。通过调查发现，较高比例的少数民族生父亲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高级白领，其次为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其他职业的占比则较少。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生母亲的职业类别与父亲的职业类别结果具有一致性。可能是父辈在择偶时就会寻找与自己拥有相似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的另一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阶层流动。从职业来看，少数民族生所在家庭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2.网络资源
研究中列出13类职业，一类是以政治、管理权为基础的管理精英（干部、经理、会计或销售、司法人员或警察、行政办事人员），一类是专业技术精英（研究人员或教授、教师、工程师、医务人员），一类是体力劳动职业（产业工人、司机、商业或服务业人员、家政）[11]。
由于节日交往网络中的职业个数与职业资源分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研究者根据边燕杰等编制的职业声望量表为每种职业赋予一定的分数。通过声望分值的计算，少数民族生网络中嵌入的平均资源分数约为111.054（不包括其他职业分类）。
从网络资源数量来看，城市和农村的少数民族生网络资源数量均值分别为18.45和14.62（不包括其他职业分类），两者在数量上差异不大。但从职业资源来看，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生社交网络在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上多于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生，而在体力劳动职业上，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生节日交往多于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通过统计计算，城市的少数民族生职业资源分数为68.346，农村少数民族生职业资源分数仅为43，可见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资本在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
3.社会闭合
父母（也包括其他成年人）对子女成长的关注和时间、精力投入是儿童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后来的研究者将此归纳为“父母参与”。
从科尔曼的社会闭合角度看少数民族生的社会资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生“父母参与”的均分高于“代际闭合”的均分。在“父母参与”中，父母与儿女沟通交流程度的得分均分最高，为7.61，次之为监督学习，为5.46分，父母指导功课的均分最低，为4.45分。而代际闭合中，父母与老师的联系，向老师主动了解子女的学习的行为都比较少，分别为4.77和4.30.
（三）教育获得
1.教育机会的获得
学校类型是衡量教育获得的一大重要维度。根据研究数据，少数民族生在就学的过程中，在小学时读重点小学的人数比较少；初中时民族生读重点中学的比例有所增加；高中时，上重点学校的少数民族生远超过上普通学校的少数民族生。进入重点高中也就意味着已经半只脚迈进大学的校门，所以只要有能力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高中以便三年之后能够顺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因此，高中阶段择校相比义务教育阶段更趋白热化。
调查中，个别少数民族生在升学中存在进入重点学校成绩稍有不足借助外力上学的情况，通常是在家族里的亲戚、父母的朋友帮助下升学。但在升学路径中，大多数少数民族生都是凭借成绩入学，且所读学校类型多为重点学校。
2.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是衡量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通过统计，少数民族生在大学时期的学业成绩有46.3%的人处于中等水平，37.8%的少数民族生处于中等偏下的状态，而中等偏上的比例仅占11%，前几名的比例更少，仅占2.4%。从数据来看，进入“211和985”的X大学并在其中学习对少数民族生而言是比较富有挑战性的，因而少数民族生在学业成绩上多处于中等以下的状态。
（四）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网络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从相关性研究中可以看出，小学的学校类型与父辈的网络质量（显著度为0.014）、网络数量（0.028）有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43和-0.212。初中、高中的学校类型与网络资源相关不大。由此来看，父母的网络资源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年龄差异。通过访谈，研究者了解到少数民族生进入小学时往往是通过“划片区”的方式进入家庭居住地附近的小学中就学，因此，如果想要进入教学质量高的小学就需要居住在“学区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倘若父辈有良好的社会资本，也可通过“人情”来实现子女的良好就学。但对于家庭经济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生和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生而言，他们虽然获得教育，他们的教学质量却无法得到保证。所以，社会资本在小学时对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影响似乎更大。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资源对少数民族生现在的学业成绩、就读的专业热门程度没有关系，网络数量和网络质量对教授课程的老师质量有关系。经过统计，53.66%的少数民族生认为现在授课老师的质量为“好”，14.63%的少数民族生给出“很好”的评价，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生对就读的X大学授课老师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也以他们的社会网络资源为基础，较良好的社会资本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2.社会闭合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生就读的小学学校类型与父母指导功课（显著度为0.004）、父母监督学习（显著度为0.43）和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程度（显著度为0.27）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91，-0191和-0.213.少数民族生就读的初中学校类型与父母监督学习（显著度为0.032）相关，相关系数为-0.206.少数民族生就读的高中学校类型与代际闭合的相关性不大。
研究中少数民族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因此对于指导子女功课很有帮助，尤其在小学时对子女学习的指导对子女就读的学校类型产生影响。父母对子女学习的监督在子女的自觉性还比较薄弱的小学、初中发挥很大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对于教育的态度将会通过行为、语言传递给子女。意识到教育重要性的父母会在无形中向子女表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培养子女的学习能力。而到高中，大多数的少数子女会凭借优异的成绩到外地的重点学校就读，因此“父母参与”对他们的学习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对他们产生更多影响的是从小培养的学习习惯与学习行为，这便与父母对孩子从小投入的资本相关联。在少数民族生升学路径中的学校类型中，“代际闭合”即家庭之外家长与老师间的关系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影响不明显。这在后续研究中要进一步挖掘。
五、结论
研究发现，X大学的少数民族生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较好的教育获得情况。少数民族生的社会资本与户口所在地明显有关，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生相比农村户籍的少数民族生拥有更高的网络资源质量，但在网络数量上差距不是很明显。
相关性的研究可以看出，家庭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类别、家庭收入会影响少数民族生的网络资源。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途径可简要归纳为：传递教育期望、提供心理情感支持和学业辅导、提供教育机会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这些影响途径上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机制。网络资源类社会资本强调家长占有的网络资源数量和质量，不仅决定了其所能获得的相关信息、所拥有的教育期望，而且决定了家长能为子女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机会，从而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学区房”会供给少数民族生更良好的教育机会，为初高中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闭合类社会资本强调家长老师相互之间的消息沟通，获得有益的教育信息，以及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在本研究中“代际闭合”对少数民族生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显著，这需要后面的进一步研究加以发现；“父母参与”可以为子女提供积极的心理情感支持和学业辅导，向子女传达正向的教育思想，培养子女的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社会网络更多地影响学生教育机会的获得机遇，社会闭合更多在后天作用于学生的努力程度。
注释：
①教师值取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声望均值，大学教师声望值为91，中小学教师声望值为77。
②医务人员取医生与护士的声望均值，分别为86和48。
③商业或服务业人员取经济业务人员和旅店餐馆服务员人员的声望均值，分别为64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