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庙会文化的社会功能
作者简介：冯亮，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183-02
庙会，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庙会一般以寺庙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是集祭祀神灵、商品交易、交流感情、愉悦身心等活动于一体的民间集会。庙会在传统社会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但与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休闲生活等各种公共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还满足了普通大众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庙会这一文化现象在整个民间社会中还具有十分强大的社会功能，如精神慰藉功能、社会交往功能、商品贸易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等。历史上的榆次，作为山西省重要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其庙会活动也十分发达。本文试通过对榆次庙会的简要介绍，对民间传统庙会的社会功能这一问题略作论析。
一、榆次庙会的概况
（一）榆次庙会的分布
赵世瑜在《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一文中指出：“庙会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宗教的繁荣，寺庙广建，而且宗教活动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活动增加，城镇墟集增加。”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榆次。据《榆次文史资料》记载，明清时期，由于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盛行，榆次县城及各个村镇纷纷集资建庙，庙建成后为给神像“开光”，并邀请戏班演“开光戏”。一些大的村镇在庙开光后，每年还要在庙的开光日延续唱戏这一活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另外，榆次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的商业重镇之一，经济十分发达。除了著名的晋商常家之外，还涌现出了聂店的王家、大张义的宋家等商业大族。特别是自正太铁路建成之后经济发展的更为迅速。到了民国十六七年间，榆次城关商号由过去的二三十家发展到了约近四百家。正是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榆次的庙会也开始繁盛起来。根据民国《榆次县志?乡聚考》中记载，从正月初九的上营村开始到当年的十月二十日的东赵村会为止，榆次的庙会共有五十九期，而且会期相隔很近，有的村镇甚至一年要举行三到四次的庙会，足见当时榆次庙会活动的频繁。
（二）榆次庙会的类型
榆次庙会的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与宗教或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庙会。这种庙会是以祭祀神灵、酬谢神恩为主要目的而举行的，并辅之以商贸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地的“花儿会”。这种“花儿会”主要是一些盼儿盼女心切的家庭，为了求子求女而举行的。这些家庭在当年向神灵祈求得到儿女之后，即向神灵默许如愿后一定会还愿。次年，如果如愿后，一些小户人家多以给神送花、上供来答谢；而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除拜祭上供、送花给神灵，以此答谢神恩之外，还要演戏还愿，逐年流传，便形成了“花儿会”。如怀仁的四月二十五日，永康的四月十九日等，均为“花儿会”。
第二，以商贸为主要内容的庙会。榆次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的城隍庙会，就是这一类庙会的典型代表。这一庙会虽然名为城隍庙会，但是其祭祀和拜神的内容已经大为退化，商品的交易和贸易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其主导。城隍庙会从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开始，至六月二十七日结束，会期长达一个月之久。每逢会期，往来于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搭棚设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集市上更是人山人海，往来者络绎不绝。
第三，一些专门性的庙会。这种庙会是以专门销售或交易某种商品而得来的。如榆次每年都有固定交易牲畜的“骡马会”。这种会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会期为一日者，为小会；三五日者为大会”。榆次的王都、西长凝、东阳、北田每年都举办这种“骡马会”。
二、榆次庙会的社会功能
榆次庙会的社会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神慰藉功能
寺庙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宗教活动和祭祀活动的场所。因此庙会活动本身也具有浓厚的迷信和崇拜色彩，许多香客、崇拜者、信众在庙会期间到寺庙拜神，或者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以此来进行人神交流，从而在神灵面前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补偿。如前所述，榆次乡村庙会中的“花儿会”，就是因老百姓为了达成获得子女的愿望而发起的。再如，榆次的南关庙会中的祭瘟神，也是人们祈求平安健康的一种祭祀活动。从明朝末年开始，榆次南关的三郎庙会便开始出现，时间是从农历四月二十三开始，会期为三天。庙会期间三郎庙的社头，会用四张黄纸写有“祭瘟大吉”四字，且写出若干套，送与全城的各家各户。各家各户也向三郎庙送布施，钱从2角到4角不等。另外，在庙会期间还举行“送瘟船”的活动。所谓“瘟船”，就是用竹条茭杆扎的架子，上面用纸糊制而成的船。这种船宽二尺八，长数尺，下面有四个木头轮子，上面画有“杨任大破瘟?N镇”，船上还有用纸扎成的纸人，以及日鸡、月兔头。四月二十三日这天，“瘟船”要被拉着转街，并有和尚、道士以及乐队尾随，转街完成之后就算是把瘟气赶走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瘟疫和疾病不会再来侵扰人们，大家都会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二）文化娱乐功能
庙会的娱乐功能，最初源自于表演歌舞和戏剧来酬神或娱神，后逐渐演变为群众性的娱乐，即娱人。产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在传统社会里的农民终日为衣食奔波，闲暇时间比较单调乏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民间的娱乐活动非常有限，人们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休闲娱乐的需求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庙会中所涉及的一些休闲娱乐活动便很自然地成为满足人们情感宣泄和精神需求的重要方式。传统庙会中的娱乐方式主要有唱戏、杂艺表演、赛神等多种形式。榆次南关庙会在进行“祭瘟神”、“拉瘟船”等赛神活动的同时，也伴有戏曲表演。民国十三年（1941）的南关庙会中，在三郎庙的乐台邀请的是郝珍戏班，唱的是清风寨和火烧连营。在泰山庙的乐台邀请的是王金奎的戏班，艺人有盖天红，说书红，唱的戏是白水滩。另外，在榆次每年的城隍庙会中，每次也都邀请太原府及十县市的晋剧名班在城隍庙的戏台上演出助兴。 （三）商贸功能
商业贸易活动是庙会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的主要功能也发生了变化，除了烧香祷告、祭拜神灵之外，庙会的商品交易功能日渐重要，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所有的庙会都成了商品流通的重要场所，成为城乡定期集市的补充。榆次作为山西的重要的中心和物资转运枢纽，其庙会的商业性质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如南关的庙会中，有从河北的获鹿、石家庄来的粮商，收粮买卖，还有摆摊设点的大小商贩，他们主要经营衣食、日用品、熟肉、灌肠、面食、水果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在榆次的另一庙会，张庆庙会中也要“辟广场、聚百货”。由于张庆庙会的会期在农闲季节，又是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的旺季，所以人们往来于庙会间购物、做生意的人更多，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是，在榆次这些众多的庙会中商业气息最浓的就要数五月的城隍庙会了。榆次五月二十七的城隍庙会俗称五月庙会，其历时一月，曾是清朝时期太原府十县最大的庙会之一。庙会期间，到榆次参加庙会的商人，除省城太原和晋中本地各县的商人之外，还有河北、河南、陕西、内蒙、京、津、沪等地的商人。他们在西起东大街口，东至大东关内，一条十几米长的街上摆摊设点，销售的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无数的游人前来购买和参观。
由于榆次五月庙会“商贾云集、经数月而不散”且“各商终岁所售之物品均赖榆会购入”，所以五月庙会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也正是这一商机，也引来了榆次与邻县太谷的一起争端。光绪九年（1883）春太谷开始四处招商，欲在当年五月另起一会与榆次庙会对垒。榆次当时的代理县令张承熊认为如果一旦太谷的庙会召开，榆次庙会“必立形萧索”，所以“以公牍请于谷令”，但是“未获如愿”，于是榆次的绅商便“公推代表赴省城请府宪出示谕止”。太原府知府在获悉此事之后，经过调查，传谕太谷县令不准在榆次五月庙会期间另起新会。至此，两县因同时于五月集会的纠纷结束，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省内外的光绪九年会政案。但是，到了民国五年（1916），太谷的绅商又筹备于农历六月十一日再起该县的火神庙会，这一庙会历时一月与榆次的城隍庙会会期“首尾相压过半”，且“两县相聚匪遥，赴会商客往谷往榆实难兼顾，谷会起，则榆会歇矣。”所以榆次的绅商又前往太谷与太谷官绅“函商面议”，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太谷于六月二十日起会，这样榆次的五月庙会遂一直延续下来。榆次和太谷两县关于庙会的争端，其表面上是商人们为了获取利益而导致的，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庙会的商业功能对于一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往往是一些固定时间集市所不代替的。
（四）社交功能
庙会的社交功能是依附于庙会的其他功能之上的。在传统社会当中，人们交往的范围相对狭窄、交往对象也很少，而且人与人交往的机会也不多。庙会这种全民参与活动，就为人们的交往和信息上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每逢庙会，赶会的人，人山人海，接踵摩肩，十分热闹，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人们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而且庙会的举办除了吸引本地人之外，还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参与，这又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榆次的各个庙会由于其商业气息比较浓重，所以参与其中的外省商人特别。笔者在查阅有关这方面资料中发现，往来参加榆次庙会的有许多外省商人，且大都来自于河北、河南、陕西、内蒙、津京等地区。这些商人不但在庙会中带来了其本地的产品，而且也将当地的一些信息、生活方式等带入了榆次，促进了两地人员和物资的交流。
综上所述，庙会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其产生、发展和演变与广大民众的社会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庙会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长期存在，成为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就是由于庙会具有满足人们生活中物质、精神等多方面需求的功能。所以对于传统庙会文化社会功能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需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