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差异的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7-0134-02
作为教育方面的巨擘，张之洞是晚期“四大名臣”之一，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教育家，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们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本文拟就对他们教育思想的不同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1 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是自生、内发性的文化”[1]。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因为中国“自始即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并能够“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团结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2]，而且“从来都不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加以‘中国化’”[3]，最后形成“中华文化”观，即使偶尔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也坚定地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源是中华文化，一致把西方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天朝上国”的思想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坚持“夷夏之辨”，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只可“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用夷变夏”就是卖国。而张之洞是在这个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受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无法从根本上做到跳出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日本则不同，一直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形成固定了传统思想，所以其文化是外生、吸纳性的文化。这种差异使日本在19世纪之前，能够有效吸收中国文化，例如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广泛学习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儒学、艺术、佛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化，甚至采用了汉字，而在其19世纪中期之后日本人谦虚地学习西方的文化观念，而且在学习西方这一方面，日本不但开明的领导人很积极，一般老百姓也认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所以日本“能以实用理性的态度进行取舍，当他们觉得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4]，当福泽谕吉发现“中国的儒学只是“半开化”半落后的文化”时，福泽谕吉便轻松地脱掉来自中国儒学的“长袍”，换上当时刚刚引进的西方文化这套“西服”[5]。这样，日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阻碍其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2 个人经历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在个人经历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出身的时代大致一致，所处的历史时期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个人经历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个人经历的差别必然导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思想有明显差别。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清代直隶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前期是清流派健将，后期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熟读经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深厚的中学功底，直到步入中年出任陕西巡抚时结识了传教士李提摩太，才逐渐了解西学，一生从未跨出过国门，缺乏对西方社会的亲身感受，他“中体西用”的思想是在现实影响下加上具有务实的学风而产生的，他对西学的认识较为间接。也就导致其在实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仅仅是从西学表面学习，无法触及到根本内涵。
福泽谕吉于天保5年（1835），出生在大坂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与张之洞不同的是福泽谕吉出身下层武士，思想独立，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他处于社会底层，自下而上宣扬其主张，压力和顾虑较小。福泽谕吉可称为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洋学者，他19岁就赴长崎修兰学，翌年去大阪，进入绪方洪庵举办的“适塾”继续学习兰学，颇有成绩，后来在兰学塾中又亲授兰学，在26―34岁之间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亲眼目睹了欧美国家资本主义文明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工商繁荣和文明良善的政情民俗，眼界大开，对照之下，可谓有广阔的西学背景。 游历欧洲之后，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中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因素有比较多的了解。对西方文明更加赞叹不已，深刻认识到取长补短，赶超欧美的重要性。福泽谕吉则自然要反思日本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首先在精神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对策，占领了建设新文化的制高点。在西学背景的影响下，福泽谕吉能够抓住西学的核心内涵也就不足为奇了。
3 个人立场
张之洞深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其能宣传其思想与其身处高位密不可分，张之洞是政府高官。张之洞为同治二年探花，张之洞的存在决定了他必然要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以三纲为核心价值的纲常名教。他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推行洋务的目的“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竭诚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仅仅把把接受西方的‘文明开化’作为驭民之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社会。”而张之洞的思想“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9]可以看出其思想是在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中产生的，力图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0]，而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高兴的态度看出，张之洞的想法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才为其实行打下了基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的杰出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来也可做官，但是他福泽谕吉选择了做知识分子。他出身于德川时代末期下级武士之家，深刻体会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在其小时候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后来三次留洋，对本国文化的局限性与西学的先进性有深刻的认识。福泽谕吉认为“学者”“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9]福泽谕吉在宣传其思想时阶级束缚较小，顾虑与担忧较小。 4 个人观念
张之洞原来是清流派，后来被迫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他的本质是对于传统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采用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极力捍卫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阐述王道之纲的社会政治意义，积极维护封建纲常思想。虽然一定程度上主张改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被迫的变革，所以他的改革和西学是被动的，所以他的西学只能是表面的技术层面的，缺乏文化、制度层面的必然要求。张之洞极力赞成“中体西用”的主张，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只有“用”的意义，对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层面和伦理层面一律排斥。张之洞认为“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1]。其培养的人才认为“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12]，也是培养维护维护封建统治的人。
福泽谕吉的文化观继承并发展了日本幕末荷兰学家兼朱子学家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1854年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观点，并以“文明开化”理论冲破其限制，主张西化。在对待日本传统文化上，福泽谕吉积极明确地批判日本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他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儒学，认为儒学是日本文明道路上的障碍。承认欧美为文明国家，主张脱亚入欧，坚决主张效法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建议从最基本开始仿效，加上政府也有这种西学的动力，于是福泽谕吉的西学成功了，日本走向了现代化。所以福泽谕吉认为教育是为了最终实现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并且，教育要造就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且，人要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知识渊博、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再次，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分析、独立判断、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只有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培养人的独立能力和独立人格，才能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进而最终推动国家的强大与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