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的自觉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3-0020-06
“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只有成为一种政治的存在者才配得上人这一称呼。易言之，在宽泛的意义上，政治乃是人的存在论处境，在政治之外，并没有人的存在，以至于他认为那些“脱离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1 ]。很显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归属于某个共同体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处境，可以说是人性的本质因素。这个共同体在古希腊是城邦，在古中国是王朝，在现代则是民族国家。正因为此，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他的老师柏拉图，在论及教育时，都把自己所处或所设想的城邦作为根本的关切，即城邦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所指向的归属，而且始终贯穿于教育活动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柏拉图尽管让逃出洞穴的囚徒看到了太阳（哲学家），却仍要迫使其回到洞穴（哲学王）。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明言，“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其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 [1 ]，因为教育的始终关切乃是政治、城邦，而人性的完善和人格的塑造也只能通过政治在城邦中实现。就此而言，教育与城邦的认同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由于公民在德性上的资质参差不齐，城邦公民需要受到教育” [2 ]。教育就是为了让公民在城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促进城邦整体的善。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与城邦相互成全的教育逐渐式微，前现代这种眷注于人与城邦的教育逐步让位于技能习得和知识创获的教育，最后在资本的支配下由“力”而“利”，变成所谓的“专业教育”或“成才教育”，由此完全背离了教育本然的成人旨趣。我们发现，这种背离了成人旨趣的专业教育并不关心人的归属感，即国家认同。相应的，国家认同则成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关切，甚至可以说“公民教育首先是国家认同的教育，而且本质上就是国家认同教育” [3 ]。这并非偶然，与资本主义发展并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垄断。这里所谓的垄断是说，国家往往通过制度性安排强化公民教育，培养受教育者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公民教育课程，而公民教育作为一种非“专业教育”，其根本目标“就是培养认同国家制度及价值观的国民” [4 ]。简而言之，美国的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认同美国，中国的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认同中国，法国的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认同法国。而且，尽管各国因其文化和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同，公民教育涉及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所有国家的公民教育都重视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因而在公民教育中都强调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教育。原因在于，虽然国家认同涉及诸多因素，但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是其中最为基本、最为可塑的决定性因素。下面，笔者就从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论述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方式，最后进一步强调公民的个体自觉在国家认同塑造上的关键作用。
一、语言与国家认同
一般来说，语言无疑是国家认同的基本条件之一。古希腊人把不能讲希腊语的外邦人称为“野蛮人”（barbarian），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求“书同文”，可以说都是在标识或要求一种认同。在通常的情形下，一个人鄙夷某种语言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把某种语言置于其他语言之下，他（她）就很难去认同以这种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把中文放在较低的位置甚至鄙夷中文，那他（她）就很?y认同中国。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强调中文的首要性甚至有意无意地贬低中文，则无疑会削弱受教育者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 [5 ]。比如，由于中国过往的特殊历史，如今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之间在涉及国家认同的纷争上，就有所谓的语言因素。在香港有普通话与粤语的隔阂，在台湾有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异。实际上，普通话与粤语、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但它们仍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离间港台同胞对于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这从反面也确证了语言在国家认同上的关键地位。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 [6 ]我们都知道，都德的《最后一课》是“法语课”。这篇小说之所以动人，就在于他的认同感。在小说中他把“法语”与“法国人”、“法兰西”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同样，正因为语言在国家认同上的关键位置，在对不断涌进来的移民进行美国化时，美国政府首先就是让他们学会英语，由此把他们带入美国这个世界 [7 ]。近几年来，由于移民的不断涌入，在欧洲各国造成了种种问题。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都先后直接要求外来移民必须学习和讲说英语、德语，以融入他们的社会。因为他们认识并看到了，语言的隔阂常常会撕裂社会，最终有损于对国家的认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8 ]如果不断涌入的移民不能逐渐讲说同一种语言，久而久之，必然会在一国之内造成分裂。
中国虽然没有欧美那种因移民带来的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问题，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因语言学习而可能造成的国家认同问题。第一，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跨国性使得人员流动变得非常容易，因此许多人因长期在国外工作而使得自己使用中文的机会日益减少，而他们的孩子往往从小就在中文之外的语言环境中成长、接受教育。第二，中国留学的人数不仅每年保持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而且低龄化趋势明显。根据有关统计报道，2004年至2015年间，中国赴美留学生中，高中层次的留学生增加了近百倍 [9 ]。第三，这种对留学的热衷反过来也促进了国内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低龄化趋势，各种英语学习机构比比皆是，而且几乎都设置了3～6岁的幼儿课程，这无疑会挤压孩子的“母语教育”，甚至使他们丧失对于“母语”的亲近感。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不能不特别加以重视。因为一个人不仅“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10 ]，而且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公民能够亲近母语、准确使用母语，非常有助于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无疑有助于受教育者的视野扩展和能力发展，而这里强调母语对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借此拒斥对于外语的学习，这不可能也不必要。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封闭的做法都不再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最终都难免被淘汰的命运。其次，经由对外语的学习，我们可以扩展自己的视野，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反过来审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改善和提升我们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最后，有了外语作为工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表达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从而参与世界，进而影响全球化进程。然而，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在学习外语变得必要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公民教育更应该重视母语教育，我们的教育部门更应该在制度上强化公民的母语意识。正如金庸小说里所说到的少林武功一样，每一种武功都应有一套相应的佛法匹配。我们对外语学习得越多，就需要越强的母语意识。易言之，我们要学习外语，但为此更要掌握母语。
二、文化与国家认同
在公民教育中强调母语，是因为语言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交流的工具，它凝结并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而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象征、国家的灵魂品格，是土地和血缘之外最为关键的国家认同因素。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是唯一其文化未曾中断的民族，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汉语的连续性。反观西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早已成了死语言，却仍是诸多文理学院的课程，原因就在于被西方人尊之为“精神故乡”的那些文化就居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中。同时，对这些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也一直是其塑造国家认同感的主要方式，始终贯穿在它们的公民教育之中。我们中国的教育几千年来也强调文化在国家认同塑造上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进行公民教育或人文教育时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通过对共同经典的介绍和研读，养成受教育者的认同感，使得受教育者不仅形成自我认同，也经由文化认同而达致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七一讲话”中于“三个自信”之后增加“文化自信”，并且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11 ]，可以说一方面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在支撑一个民族的梦想、塑造一个国家的认同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前全球化时代呈现的文化多元现象的一个充满自信的回应。
当今世界所处的是一个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教育资源的超时空性使得受教育者虽然只能身处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但就观念而言，实际上却身处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各种信息、观念、生活方式、文化都可以经由互联网来到眼前，仿佛超级市场中摆在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任由挑选，而且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崇何种文化，都能经由互联网找到自己的同好，虚拟地形成一个大家所认同的共同体。因此，在这个目前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再生产遭遇了特别的挑战。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超稳定结构，它所呈现的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在很多年轻人那里缺乏吸引力，从而容易被这个时代“好奇骛新”的风潮所忽视；另一方面，当前西方仍在网络和话语权上处于优势地位，他们通过操控资本来设置话题，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不知不觉中淡忘了体现中国文化的节日或礼仪，而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的文化观念，在话语使用和节日庆祝上更多地倾向于西方文化所提供的选项。更有甚者，我们有些教师在讲述人类的美好品质时，中国往往是反面的材料库，而西方常常是正面的案例来源 [12 ]。如此种种，毫无疑问有碍于受教育者的国家认同。
有鉴于此，面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我们的公民教育应该加强文化教育。第一，在学校教育中设置核心课程，阐释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使之融合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第二，面对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当代思潮，要变“西学东渐”的被动处境为“西学中取”的主动姿态，积极地展现自身的文化自信，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因素，激发自身文化传统的蓬勃生机；第三，在传承文化的方式上，要因应时代的变化，摆脱旧有的说教、灌输方式，学会叙事和修辞，使自身的文化传统逐渐渗入到公民的观念之中。总而言之，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它在塑造一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上至为关键，我们的公民教育要在传承和创新文化传统上有所作为。
三、价值观与国家认同
文化作为软实力，是国家认同的柔软内核。不过，在这一内核中却还有着不可撼动的坚硬核心，那就是价值观。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些文化传统中有很多修饰性的东西，它们即使不在文化竞争或文化冲突中消失，也会在自身文化传统的演进中改变。但是，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不可移易或难以移易的硬核，那就是价值观。正如尼采所言，每一个民族的头上都悬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它的价值观 [13 ]。如果说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础，那么价值观则是国家认同的脊柱，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比如，法国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美国强调“自由、平等、竞争、实效”；新加坡遵从“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公民教育中对文化的强调，归根结底在于对蕴含其中的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
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过去有先秦以来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如今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三个层次十二个价值，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继承转化，也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优秀成果的吸收融合。有人说，这十二个价值太多，不够核心，也背不下来。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这些价值是基于社会考量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把社会中不同公民所追求的价值纳入到中国这个共同体中，从而使每一个公民能够在其中找到认同感，可以追寻自己的价值。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这十二个价值是不需要我们背诵的，而是让我们每一个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的人能够在其中有家园之感。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可能彼此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却依然有一种从“家族相似性”而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有人认为，这十二个价值其实很多都是西方国家推崇的价值，甚至是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价值，怎么能用来凸显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点？笔者认为，人类发展至今，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经过反复的文化冲突和价值竞争，基本上已经确立了一些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认同这些基本的价值，借此才有可能参与到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之中，并引导世界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绝大多数国家推崇的价值相似恰恰表明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性和时代性。当然，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则在于对这些价值的更好理解，即价值观。也就是说，尽管绝大多数??家都推崇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但中国可以有而且应该有自己更周全的理解以及更切实的践行，并且以这种理解和践行引领世界的发展，标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未来性。 因此，在这个价值共享和价值观并存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公民教育应该要更切实地培育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更具感召力和竞争力，不仅凸显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征，而且要展现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未来性，由此才可以更有力地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第一，我们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在培育和凝练之中，它们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需要通过讨论和研究，历史地、理论地加以澄清。因此，我们的公民教育在进行价值观教育时，要突出对这些价值的理解和辩论，以深化和丰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并且经由这种辩论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方式。第二，我们的公民教育在进行价值观教育时，要有古今中外的视野，要强调公民的主体意识在于自觉地思考和认同，而非简单地接受和依附。既历史性地搞清楚各种价值的历史起源，又以一种“西学中取”、“古为今用”的主动姿态去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由此更好地吸引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第三，我们的公民教育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公民在这些价值中突出主导性的价值，以便形成一种整体性、包容性的视野，由此即使出现价值冲突也不会超出主导的价值框架。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人们通过公民教育经由理性辩论而逐渐形成，从而更有利于公民形成对国家的认同。
四、公民自觉与国家认同
国家在制定公民教育计划时，以各种合适的方式把语言、文化和价值观融入其中，从而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慢慢把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培养成为习惯甚至常识，由此建立国家认同，这当然是最好的途径。譬如教育部最近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它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六大素养和十八个基本点，不仅融入了语言、文化和价值观，而且明确把国家认同作为社会参与方面的责任担当的内容。只是，这种制度化的努力还需要结合另一个维度，而且这个维度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即公民个体的理性自觉。因为，一方面公民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主体，他（她）“要求具备某种抽象而深谋远虑的逻辑思维能力” [14 ]，这也是公民之所以不同于封建君主的臣民或领主的农奴的地方；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完成状态，而是始终需要有理性自觉的公民去维护的生成过程，这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尤其如此。现实地来看，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而言，“也不可能只是依靠学校老师的努力，就能??现从孩子的家庭身份到一个成年人的公民身份的过渡” [14 ]，它还需要理性的成年公民的自觉引导，形成一种氛围，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教育。换句话说，在通过爱护语言、传承文化、践行价值观以形塑国家认同这个问题上，公民个体需要展现其作为公民的自觉，承担其社会责任。不仅通过自我教育保持自己对于国家的认同，还要遵循公民教育的精神，在学校之外进行引导和辩护，使孩子们顺利地向成熟的公民过渡，即公民有责任“教育未来的公民” [15 ]。
首先，公民个体要有爱护母语的自觉。语言不仅让公民个体归属于一个国家，而且使他（她）与其他个体公民联系在一起。余光中先生曾在一篇演讲中说：“中华文化像一个很大的圆形，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了。” [16 ]意思是说，中文这一语言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进而认同中国的主要依托。实际上，我们中文有着世界上其他语言所没有的“音声”和“形式”之美。比如诗词富有韵律，成语简洁铿锵，而书法则更是独特的形式艺术，蕴含无穷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公民从小接触古典诗词和书法艺术，就能很好地在幼小的心灵中塑造一种认同感。比如20世纪朱翎新编著的《幼稚读本》，不仅充满童趣、生意盎然，还有中文独特的韵律，而且这些课本上的文字本身都是书法，这无疑能潜移默化地使孩子从小就能亲近这个有着音声、形式之美的国度。今天，我们已经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技术时代，电脑、手机的键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我们手中的纸笔。但是，即使不论这种挟资本而来的技术造成的扁平化后果，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母语，通过捍卫中文以塑造认同感。因此，公民个体一方面应呼吁社会重视古典诗词、成语、书法的教育，另一方面要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爱护我们的母语。比如抵制广告中对诗词、成语的篡改滥用，每天留出点时间拿出纸笔写上几个字，这绝不是迂腐之举，而是细微处点滴积累而成的家国情怀。
其次，公民个体要有传承文化的自觉。正如前述，语言背后有文化，而中文更是承载着数千年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正是中华文化使得南来北往甚至遍及世界各地的我们自称也被称为中国人。当然，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日益挤占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不知不觉有时甚至是不得不变化我们的习俗、生活方式，以维持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但是，作为有着理性自觉的个体公民，我们应该在因应时代趋势之际，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我们应既不固守中华文化以至于故步自封，也不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陷入西方文化之中而迷失自我。我们要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因为历经磨难的中国文化既然能够在困苦中突围而出，也就一定能够在主动应变中不断生长。更何况，我们中国文化有着包容、融合其他文化的丰富经验。为此，公民个体一方面应当去了解一些基础性的典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文本，借此把握中国文化的当代表现；另一方面，也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当代盛行的种种文化思潮，以主体的姿态“择善而取”，借此呈现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述。这样一来，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感就能以更适应当代社会的方式在中国人那里形成，在世界舞台上呈现。
最后，公民个体要有凝练和践行价值观的自觉。与语言和文化相比，价值观是国家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为关键的因素，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因素。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关键标识。如今，人们往往因为价值观的认同而认同某个国家。相应地，如果一个人在价值观上与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存在差异甚至分歧，那他（她）通常就难以对身处其中的国家形成认同感。尤其是在今天，西方甚至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以民主、自由等价值为名，不断地在各种媒体上发声，消解中国公民对于中国的认同感，离间港台同胞对于中国的归属感。对此，我们作为有着理性自觉的公民要有能力进行回应和驳斥，而决不能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迎合西方价值观所谓的“政治正确”。第一，公民个体要知道民主、自由等价值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认可并追寻的价值。针对西方以及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的言论进行驳斥，不是要拒斥民主、自由等价值，而是表明，民主、自由等价值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理解，而且会是更好的理解。第二，为了更好地理解民主、自由等价值，公民个体至少是那些秉承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应该进行“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民主、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求更合理、更正当的基础，即要始终去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公民个体作为有着高度自觉的理性主体，不仅应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历史的澄清和阐明，给出周全合理的解释，而且要在行动上作出示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为一种生活方式，即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结 语
归属于某个共同体即国家认同，是每一个人最为基本而且普遍的需要。然而，在民族国家仍是思考框架的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问题。它既面临着超国家的区域性认同甚至世界认同，又面临着次国家的地方性认同或民族认同，还面临着不同国家的认同竞争。换言之，国家认同不再是一种与生俱来或不得不具有的天然情感。它一方面需要国家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唤起公民的认同，另一方面也需要公民个体去参与国家的建设以塑造自己的认同。由此可见，国家认同是国家和公民个体双方努力的结果。而在塑造国家认同的要素上，语言、文化和价值观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正因为此，公民教育因其对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强调而与国家认同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一方面要有制度化的建设，在公民教育中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融入，另一方面要有公民个体自觉，在理论上能够澄清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人性本质，在实践上能够身体力行地把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展示为值得效仿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促进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让公民确立起国家认同的自觉，必须突出公民教育，加强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