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研究生数字治理意识与需求调查分析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知识出现了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但信息时代发展太快，教育的发展却远不如时代发展，使得当前的教育显得不够智慧，其要害问题是工业时代的教育已远不适应信息时代[1]。信息时代的学习应当是对“学习能力”的掌握，“学会学习”已经成为21世纪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学习能力”的习得与发展就要求学习者具有“智慧学习”的能力。祝智庭认为智慧学习要求学习者具有足够的智慧学习素养，而数字治理素养作为高级阶段的信息素养，已经成为智慧学习的新素养[2]。数字治理通过对一切二进制的数据进行保存、归档、治理等可以对信息进行很好的保持和增殖，进而从原有的数字资产中寻找出新的有用数据和知识。由此可见，数字治理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下使得学习智慧化、泛在化的重要素养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数据，人们对这些数据的治理行为是泛在的、不可或缺的，它对提高信息化生活的质量，提醒信息化有效学习有重要的作用。
一、数字治理的概念及其主体
数字治理英文缩写DC（Digital Curation），在中文翻译中又名“数据监护”或者“数字监控”。数字治理第一次被提出是在2001年伦敦举办的“数字治理：数字档案、数字图书馆和科研信息化研讨会”上，但是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中期[3]。Lee and Tibbo指出数字治理是对“数字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创建通过数字治理系统不断更新、归档数字信息与资料库，增殖“数字资产”[4]。“资产”是指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数字治理来说，有价值的信息，“数字资产”就是指那些以二进制表示的数字对象。DC主要特征包括：（1）是数字信息的再利用；（2）对象是可靠的、有再利用价值的数据，换言之，尚属于生命周期内的数据；（3）重点是数字信息的价值增值；（4）过程包括数字信息的归档、保存、维护等一系列活动；（5）其保障是需要有数字管理专家（Data Manager）、数据存储设备、数据存储工具和足够的资金支持[5]。祝智庭第一次将数字治理概念引入教育学，在分析和比较了数字化数据治理工作组（Digital Data Curation Taskforce）和数字治理中心（DCC-Digital Curation Center）两大组织对数字治理的定义后认为数字治理包含了数据治理、内容治理、数据管治等部分，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和领域[5]。综合“数字治理”的概念及其对象，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数字治理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通过社交软件、网页等工具不断使用、交换、管理信息，这个层面对个体的“数字治理”能力要求较低；从和教育技术相关的范畴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狭义的数字治理，它指的是对“教育者实施教育和学习者学习相关的”那些资源的治理，它需要相对专业的学习工具来保持和增殖学习信息，这一层面对数字治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从一些国外开展的数字治理的情况就可以探知一二，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数字治理课程就更多针对博士研究生[6]，其他大学的课程安排至少是针对“硕士研究生”[7]。
由此可见，数字治理作为信息素养的高级发展阶段，需要治理者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否则数字治理能力就无从谈起。出于这种考虑，本文的数字治理能力更多是其狭义的取向，关注对象是地方高校研究生的数字治理能力现状。首先，研究生学生需要和学习打交道，是“智慧教育”中的重要个体，是真正需要“智慧学习”的主体。其次，高校研究生的身心发展已经稳定，生理上心理上都具备掌握和使用“数字治理”的要求。最后，数字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对数据的保存、归档、治理生成新的数据资料，为智慧学习服务，从建构主义教育观看，便是从原有的知识上“生长”出新的知识，高校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的相对精英群体，他们需要具备这种生长知识的能力才能有生长出智慧的可能性。所以其数字治理能力，直接决定了其智慧学习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探究数字治理能力的现状十分必要，只有对现在数字治理能力的现状充分认识后，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才有可谈的余地。
二、数字治理的意识和需求测量模型建构
意识是人脑思想的一种，新华字典对“意识”的解释是：“意识是人脑的特殊机能和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对物质来说，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在劳动的基础上同语言一起产生，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人们对某一物体有所察觉，势必会在意识上有所反应。“数字治理意识”指的是个体认识到其对“数字资产”治理需要，而开始关注“数字治理”这一行为及使用相关工具开始数字治理的过程，是对数字治理产生注意力的结果，但是数字治理意识的产生不是突然的，而是个体在信息时代生活中不断浸润而潜移默化地提出的要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意识渐进的水平，弗洛伊德分为三个层次：前意识水平（preconscious level）、意识水平（conscious level）和无意识水平（unconscious level）[8]。前意识水平是指保持在人脑中过去的经验和信息，在当前虽然未被意识到，但在需要或者被注意时可以复现或者提取达到觉知[9]，意识水平则当时就产生觉知而无意识水平一直没有觉知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与觉知有重要联系，觉知的前提是注意。前文提到了数字治理是信息素养的高级阶段，内涵非常宽广包括对知识的管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数字治理的意识产生于对信息意识和知识管理意识的迁移。数字时代来临，可以认为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数字治理意识只是还未“知觉”，即还处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阶段，那么如果我们测量结果显示了他已经具有一定的数字治理行为（包括对数字信息的认证、归档、保存、共享与再利用等14个关键活动[10]），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主体具有初步的数字治理意识。 “数字治理需要”指的是“数字治理”对“个体”开始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和数字治理意识一样，数字治理需要是在信息社会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意识是产生需要的前提，需要是意识后续体现。个体有了数字治理意识，进而产生对获得“数字治理能力”的需求后，才会诉诸行动提高自身的数字治理能力。所以本文通过问卷的方式测量研究生是否对数字治理产生意识和需求，这是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前提。既然需要是一种价值判定过程，那么我们首先要测量主体是否认为“数字治理”具有价值，然后我们要测量主体对“数字治理”的需求程度，最后是学校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程度，这三个方面构成主体对数字治理需要的三个层次。
三、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问卷的编制紧密围绕意识和需求和学校对需求的满足程度三个方面。意识测量方面包括广义上的数字治理和狭义上的数字治理；意识需求方面从行为上分类主要包括对数字资产治理的需求、归档的需求、保存的需求、共享的需求、再利用的需求，问卷对需求的测量主要围绕这五个方面；需求的层次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表现在与日常生活结合不高、一般、紧密三个方面。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对数字治理教育比较陌生，在这一测量层面我们扩大了数字治理的外延，将知识管理纳入考虑。学校对学生数字治理能力的满足程度主要是学校有无开设数字治理或者知识管理相关课程、学校开设数字治理或者知识管理课程是否有用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的研究问卷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1）广义上的数字治理意识量表；（2）狭义上的数字治理意识量表；（3）对数字治理的态度量表；（4）对数字治理能力的需求量表；（5）学校对数字治理能力满足情况量表。
1.问卷的信度分析。
本问卷的信度研究主要通过计算分析量表的Cronbach’s á值，该值是指量表所有可能的项目划分方法的得到的折半信度系数的平均值，该方法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常使用的信度分析方法。基于SPSS 20.0，本文测试了四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值，我们认为Cronbach’Alpah值大于0.7以上则为可信。
四个量表的可信度均大于0.7；平均可信度0.769，说明测量指标一致性较好，可靠性较高，因此问卷数据整体上可信，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2.问卷的效度分析。
问卷的效度主要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两个角度分析。聚合效度主要考察各测量指标对其构想的贡献，主要通过测量各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来考察，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5，说明模型具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区分效度主要通过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来分析。通过对各潜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除主体对数字治理态度测量表各项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总体来说，各量表并不显著相关，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四、问卷数据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949份，通过网页、微信朋友圈、微博三个主要渠道发放。填写事件平均为3分51秒，我们标记低于1分钟的问卷并认为其无效，共回收有效问卷231份，占填写率的33.8%。男生问卷87份，女生问卷144份，研一159人、研二36人、研三30人、博士6人，从学校层次来看985高校27人、211高校33人，非985、211共171人。
1.地方高校研究生在其生活中具有数字治理意识，但是数字治理能力和有效率还有待提高。
从数字治理过程的规定来看，数字治理过程包括：存储吸收数字对象、归纳保存信息包、管理执行知识库、对数据进行生命周期的清理、基于自我价值判断进行需求分析五个方面[11]，问卷显示，93%的研究生会在生活中通过多种网络渠道收集资料，超过87%的研究生会用微信等工具将有用的生活信息如电视剧播放表、生活小窍门等收藏，67.1%的研究生会与朋友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问卷同时显示，只有35%的研究生会对这些信息分类，不到一半的研究生可以快速有效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15%的研究生将生活相关的纸质信息数字化，36.99%的研究生很少将其他介质的信息数字化，超过55%的研究生认为保存下的信息对自己的问题解决没太大帮助。回答统计倾向于正态偏左分布，方差均大于等于3。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地方高校研究生已经在生活中有比较明显的数字治理行为，但是其意识还是不明确的，而且数字治理能力不完整率超过60%，数字治理能力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2.地方高校研究生在学习中具有数字治理意识，数字治理能力比较完整，有效率高于生活中的数字治理行为。
首先，研究生接受系统性的学术思维、研究培训，对与自己学科相关的文献数字治理能力优于生活中的数字治理，而且研究生普遍认为学术文献的治理比生活信息的治理更为重要，所以地方高校研究生的学术数字治理意识更强，具体表现在超过75%的研究生认为应该用专门手段和方法整理与自己学科相关的文件以便快速找到，28.3%的研究生曾经成功地将需要的纸质文献数字化收藏，49.3%的研究生经常与研究伙伴分享学科前沿信息，58.9%的研究生认为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评判体系，用于认证文献是否有必要数字化或收藏，但只有38%的研究生会对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超过75%的研究生缺乏有效的工具来治理自己的数字资产，59%的研究生认为在数字资产的跨平台迁移方面存在难度。所以地方高校研究生的学习数字治理意识更明确，除了没有找到有效工具之外，其数字治理能力比较完整。
3.地方高校研究生对数字治理的态度非常积极。
超过78%的研究生认为数字信息比纸质信息更容易收集，75.5%的研究生认为数字信息比纸质信息更容易保存，80.7%的研究生认为数字信息比纸质信息更容易管理，85.9%的研究生认为数字信息比纸质信息更容易获取与调用，90%的研究生认为数字信息比纸质信息更容易分享。我们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研究生对数字治理的概念什么欢迎，并且认为数字治理行为非常有价值。 4.地方高校研究生对数字治理的需求迫切。
78%的研究生需要运用信息技术大量搜集文献，大量的文献与数据的涌入决定了研究生们必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方式保持、清理和增殖。85%的研究生认为数字归档将对自己的研究与论文写作至关重要，91.2%的研究生希望通过学习获得适合于自己研究的一套数字治理体系，64.3%的曾经因为没法立即找出想要的文献而终止其研究行为，85%的研究生希望学校开设数字治理的相关课程来学习和提高自身的数字治理有效性，84.8%的研究生希望更便捷的数字治理工具，86.2%的研究生认为通过数字治理，自己能够更好地发现新问题，完成对数字资产的增殖。
5.地方高校大多没有针对研究生开展数字治理课程，与研究生高涨的需求形成矛盾。
统计中有63.5%的研究生没有从学校得到过数字治理的培训，36.4%的研究生虽得到过相关的培训，但其中80%的为知识管理相关的短期培训，与数字治理的能力要求尚有差距。根据开展数字治理教育比较成功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工作报告来分析，数字治理课程应当是一系列的课程集合，包括信息工具介绍与培训、信息追回训练、信息管理、数据库导论、系统分析、数字资产获取、数字治理研究方法、信息交互和理解IT等课程[12]，国内一些学者也很早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应当引进美国的数字治理教育结合实际满足研究生们对数字治理能力的需求[13]。国内图书情报学院需要与时俱进地对传统教育课程进行创新，将科学数据管理纳入学科课程体系，为国内科学数据管理培养合格的人才[14]。但是几年过去了，我国的学校和图书馆在开设数字治理课程方面仍然滞后，研究生日益高涨的对数字治理能力的需求，和高校未能及时满足已经形成了矛盾，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团队必须引起重视。
五、结语和展望
数字治理作为“智慧学习”的新素养对学习的个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大研究生已经有较明确的数字治理意识和需求，但并未被有效满足。数字治理在2001年被提出之后，国外很多大学都利用图书馆部门开展数字治理相关课程。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Digital Curation”发现，2005年才有第一篇与数字治理相关的论文发表，一直到2011年论文年发表量不超过40篇，且多为国外经验介绍为主。从问卷结果看，国内数字治理实践开展进展缓慢，这和研究生强烈的数字治理能力需求之间形成矛盾。所以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数字治理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尽早开展数字治理相关培训，有效促进数字治理能力与数字化学习能力融合，从广义上的数字治理能力入手，使学习者有效连通知识点，形成“智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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