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背后的道德思考
近来有一个词非常流行――任性。说的是“老刘花1760元网购保健品，不久陆续接到敲诈电话。老刘明知道自己上当了还一如既往地给对方汇款。4个月时间里，老刘累计被骗54万余元。记者采访老刘，老刘却说：被骗7万的时候发现上当了，当时觉得警察不会管，又想看他们（骗子）究竟能骗多少钱。”网友调侃：有钱就这么任性。
“有钱就是任性”虽是调侃之言，略带戏谑之意，但却真实反映了当今社会人们比较普遍的一种心态，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
一、“任性”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个时期以来，豪车、豪宅、豪华墓地、豪华婚礼、豪华寿宴，甚至豪华招待等不断刺痛人们的眼睛，有些“有钱人”真的很任性。
虽然现代社会物质产品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但这不能成为可以“任性”的理由。一方面，社会自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尽管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有助于人们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创造出较多的产品，但科技终究不能完全代替资源，任何产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珍惜和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每一个人对自然资源的分配与使用的权利和机会是平等的。一个人消耗过多的资源，无疑会挤占他人的资源份额，这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甚至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
从前，有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胖子对瘦子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世界在闹饥荒。”瘦子对胖子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世界为什么在闹饥荒。”那些“任性”炫富的人是否想过：我国至今还有差不多3000万人口仍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那些“事业有成”、“腰缠万贯”的有钱人，尽管你的能力可能比别人强、机遇也比别人好，控制了比别人更多的社会财富，但这些财富本来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那就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满足个人基本生活所需之外，应该用来推动社会公益的进步，而不能由自己任性挥霍。
二、“任性”会严重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
从清洁阿姨弄脏女顾客的鞋被逼跪地道歉，到菜里吃出苍蝇的顾客强迫女服务员吞下苍蝇，从豪车男暴打女公交司机到中国乘客大闹亚航班机事件，种种“任性”行为让人愤怒到无言。
人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的人为什么这样任性？
对于“任性”，《辞海》这样解释：纵任性情、不加约束。
什么样的人才会这么做？一是婴儿，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吃喝拉撒十分任性。二是动物，小猫小狗当众撒野，毫无顾忌。“任性”之人原是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把自己等同于了一般动物。
人是什么？《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做为社会中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应顾及周围人的感受，应该学会恰当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关系呢？古人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孟子?告子上》）。人应该有忠恕之心，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和睦共处。
那些“任性”而为的人是否想过：当自己遭到同样的对待时又当如何？
三、“任性”会严重影响社会文明程度
在韩国济州岛的高档化妆品商店里，店主对操一口流利中国话的顾客热情招待，而对讲韩语或日语的本地人和日本人却冷若冰霜。原因就是中国顾客出手阔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而韩国人和日本人几经掂量也就是买个几百元或几千元的东西；在巴黎的高档服装店和礼品店里，人头攒动的我们的同胞身挎名包、腕带名表、脖子上套着豪华钻坠；如今这股购物疯潮又转向日本的高端卫浴、电饭锅、大米等等。
从早年间频频被电影和段子开涮的“煤老板”，到近些年在海外奢侈品店扫货的大妈团，“没品”富人已经成为中国一景。他们富而不贵，只要高兴就可以挥金如土。“任性”确实是对他们花钱风格、生活态度的生动写照。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1月11日公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份额的28%，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当整个社会逐步进入富裕和繁荣的阶段时，当社会上的财富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存时，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开始刺疼人们的心。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很多人忧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奢侈品消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是“未富先奢”。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而在中国，则超过了40%。我们现在只是初步小康，离富裕还相差很远，但很多人已开始迫不及待地奢侈与享乐。二是呈现出 “年轻化”的趋势。73%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不满45岁，45%的奢侈品消费者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青壮年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贪图享乐与奢华势必会磨灭人的进取心。三是在我国，人们往往“将奢侈品当做身份地位的象征”，近乎盲目的、疯狂地购买奢侈品。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土豪”与“穷奢极欲”二词，既没有品味又没有节制。这种“任性”而不是理性的“土豪”式的奢侈消费，极大地降低了我们民族的品位和文明程度[1]。
四、“任性”还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网传某巨富父子之间的对话：儿子：爸，这个……父亲：买买买！儿子：爸，那个……父亲：买买买！网上还热传：女孩子最爱听男友说的一句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买买买”。 看到这些网络段子，人们不禁会想起孟子说过的一段话：“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张口闭口就是个人利益，终至天下大乱。宋代，商品经济刺激了人的物欲膨胀，一度导致妇女改嫁之风盛行，社会秩序混乱。
当代作家阎真说，“钱与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他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那巨轮般的力量”，“金钱支配下造成畸形的灵魂、道德的沦丧以及风气的败坏”[2]。
现代商品经济极为发达，人的物质欲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程度，但是人的精神境界并未随之提高。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信奉：“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好工作不如有个好爸爸”、“宁在宝马车中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有钱任性，没钱任命”……
确实，如今人们追求个人奋斗的途径多了，但诚信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浓了，但亲情淡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世界空虚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道德滑坡了。感官上的满足只会刺激人的欲望膨胀，对物质的过渡崇拜与追逐必定导致价值观的扭曲。
五、现实社会呼吁道德回归
全球化形势下的互动加剧、开放条件下的文化激荡、网络时代的信息多变以及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冲动，使得今天的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性困惑。人到底该需要什么呢？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指出，人有五大需要：生理需要（食物、代谢）、安全需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家庭安全）、社交需要（友情、爱情）、尊重需要（自我尊重、尊重他人、被他人尊重）、自我实现需要（道德、自觉性）。其中衣食住行等物质性的东西仅仅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这种需要是人与一般动物共有的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在此之上还有安全、友情、尊重、道德等只有人才具有而一般动物却没有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物质与精神是人的两大基本需要，也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源远流长。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论语?里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圣人之利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春秋繁露》）《二程遗书》卷一八说：“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朱熹说：“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一三载）。阎真说，“人不能盲目服从本能的驱使，从而丧失价值判断。欲望的力量是十分强大，但良知的力量也很强大。要坚守做人的底线。”
人是最贪得无厌的动物，人的欲望没有止境。物质欲望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欲望的限度，在于对欲望的追求是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在合理界限之内的就属天理，否则就是人欲。这个合理的界限应该是社会道德的底线。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就是指人的生理需要，即自然属性，“义”则是指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精神需要，即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所以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
道德是什么？道即道路，德就是对路的认识。路用来约束人的脚步，使人不能乱走；道德则用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不敢任性。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道德现象，只要有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就需要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存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李商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训俭示康》）等等，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类道德文明之精华，集体至上、义利双修、恪守诚信、以身作则、团结和睦、勤劳俭朴等，这些传统美德包含着的价值观，对于克服当今社会流弊、提升社会风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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