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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记忆构建角度浅析档案工作者的角色??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2-16

从集体记忆构建角度浅析档案工作者的角色??

  1.什么是集体记忆及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1.1 集体记忆

  记忆(memory)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神话记忆女神的名字。从心理学角度讲,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人们能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在它重现时能进行再认识。

  本文所提及的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或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哈布瓦赫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一段“过去”可能形成不同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他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个集体记忆。家庭、宗教、社会阶级、公司企业等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的组织或群体都拥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控制着其各自的成员,既形塑着他们的过去,又影响着他们的未来。而且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1.2 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国际档案理事会章程》对档案有一个界定:“档案构成社会的认同,是信息社会的基础。在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与会代表们达成了共识:“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指出:“档案馆的确是―个记忆殿堂。通过档案馆,国家的公民根据保存的记录回想国家的记忆,为了确认作为一名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身份。”上海大学档案系丁华东教授指出:对整体(或局部区域)社会“过去”的建构来说,档案是建构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历史出现断裂、歪曲或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现实的思想动力时,其意义更大。比如我国商周时代的历史,因甲骨文的出现而得以续建;徽州历史档案既是构建明清徽州社会实态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推动当代徽州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力量。

  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但是档案并不是“记忆”本身。它是集体(社会)记忆的实物表现形式。丁华东教授在《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中总结到,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大致表现为四种:一种是载体关系,持这些观点的学者占大多数,是普遍依循的观点,虽然表述略有差异,但大体上都认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记忆的工具”、“世界记忆工具”等。第二种就是客化关系。把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物化形态,是“冻结”起来的社会记忆,“是固化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客观对象。第三种就是建构关系,档案这种建构社会记忆的作用也不是空穴来风般地捏造历史,“稍作反思就可以提示出,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它是记忆主体根据新的历史发现来重新认识过去的,如甲骨档案对我们认识商周历史的帮助,徽州档案大发现对明清徽州社会形态的记忆构建的帮助等等。第四种关系就是控制关系,认为档案是权力控制人们群体记忆的工具,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清康熙、乾隆帝大兴“文字狱”等行为,都是控制社会记忆的“典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简单理解为:档案是一种固化了的集体(社会)记忆,是一种比较客观、比较接近历史原貌的记忆。

  2.影响档案的记忆属性的因素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档案具有记忆的属性,但它不是记忆本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档案的记忆属性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档案学者指出,影响档案记忆属性的主要社会因素有话语、权力、文化、技术。而这几个因素中尤其以权力因素的影响最大。

  2.1 话语因素

  话语,指的就是我们平时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和记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话语可以保存和延续记忆,二是记忆的还原和释放也要通过话语来实现。

  2.2 权力因素

  研究者们普遍指出社会记忆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其建构过程受到观念、组织、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权力因素的影响十分突出。权力决定和操纵社会记忆。保罗?康纳顿曾经说过,“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也就是说,控制社会记忆的权力等级越高,越有力,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力就越大。他提到,社会记忆是为支持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而存在的,而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则指的是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权力关系。被选择作为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就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一旦时间、场合与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被选作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即是他所说的权力关系决定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表面上看,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和生活。但事实上个体并不能自如地记忆或忘却.他是要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的控制的,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著作中将把这种强制力称之为“社会框架”。正是因为社会框架在不时地要求人们按照它的意愿去记忆,才会有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任何记忆都有着社会的框架,文化的背景。社会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记忆’既可以被有意删除,又可故意保留”。这说明权力在本质上操纵着记忆。当然,在权力斗争中,强势权力通过控制记忆,即不断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记忆,删除不利于自已的记忆,来达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目的。权力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记忆反对另一种记忆。权力因素反映在档案的记忆属性中,其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档案这种社会记忆载体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或者说该怎么样去建构档案资源体系以较为全面真实在反映社会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档案,只是这些过去真实历史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历史”,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可以说,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有目的的记忆。因为权力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从“权力”与“选择”的视角重新审视档案的历史真实性,对其质疑的呼声层出不穷,认为档案是“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或者“历史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记忆信息有时并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的人群、阶层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以合理化社会现实而留存下来的。”   2.3 文化因素

  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体(社会)记忆也是文化记忆。就记忆和文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皆有论述,如“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记忆“不仅仅显现为文化记忆,而且还构成为记忆文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记忆由潜在形式转化为现实形式,需要通过媒介(文本、图片、话语等)的激活、重温、强化来实现。档案既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沉淀,同时档案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它为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记忆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2.4 技术因素

  关于社会记忆与技术的相关性,学术界研究的不多。但据尚东涛教授研究,社会记忆与技术是尝试相关的。他在《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档案的形成、存储、加工、开发利用等无不与技术相关,技术因素也是档案记忆属性构成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档案管理就是一门技术活。

  3.档案工作者在集体记忆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3.1 档案工作者是集体记忆的保护与保管者

  保存与保护集体记忆是社会赋予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历史重任。众所周知,档案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她的最大特点是原始性和唯一性,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档案资源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档案利用的频度越来越高,档案需求的开放性越来越强,因而,档案如何被及时、有效的安全保护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等问题,也相应地突现出来。解决档案保管及利用的安全问题越来越迫切,如档案涂改、丢失、被盗等案件,近几年时有发生;由于档案库房温湿度调控不及时,造成档案发霉、变质现象也时常出现。所以怎样更好地保存与保护这些珍贵的记忆材料是档案工作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3.2 档案工作者也是记忆的还原者

  人们的记忆往往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并且记忆总是伴随着忘却。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记忆大概只有四分之三是真实的,还有四分之一是通过润饰、削减、完善后的记忆。

  档案是重构过去记忆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因为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验,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如纪念仪式、口述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优势。故而档案工作者其实也承接了重构与还原过去记忆的重任。档案工作者可以通过编研工作来重构相对真实的历史记忆。我们也不可否认,档案编研工作与其他一切社会记忆的行为一样,也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观念、组织、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档案工作中要怎样才能真实地还原记忆是一项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3.3 档案工作者同时也是记忆的传播者

  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档案,人们将活动的内容和知识、信息储存起来,跨越时空的界限,延伸、传递下去。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或工具),档案馆是社会记忆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是社会记忆的保管者,同时也是集体(社会)记忆的传播者。档案工作者可以通过展览、宣传等活动向社会公布一部分珍贵档案,让人们了解历史、回忆历史。

  提到记忆的传播,就一定要谈谈大众传媒在记忆传播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台、互联网、电台、报纸和杂志等媒介。比如在中央10套《探索?发现》栏目中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清宫密档》,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1000余万件清宫档案为依据,展示了拥有268年历史的中国最后―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沧桑历史。道出了被多数清宫剧扭曲的例如“顺治出家”、“孝庄下嫁”等传说的历史真相。再如,在由档案管理杂志主办的档案界门户网站――档案界,运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档案,真正达到其“穿越时空隧道,珍藏人类记忆,记录历史脚印,展现国家瑰宝”的目的。

  3.4 档案工作者还是未来记忆的延续者

  T?库克曾经说过:“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下作者装盒之际,在于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由此可见,档案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档案文献遗产的继承者和保护者。而应该成为社会记忆的积极塑造者。今天的档案就是未来的集体记忆。在档案工作过程中,我们档案工作者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有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人价值。因此。档案工作者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意识。

  最后,我认为怎样尽量规避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记忆属性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就好比是做实验,一定要尽量降低实验误差。我们档案工作者在工作中也应尽力降低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档案工作中最大限度的还原真相,也才能最“真实”地重构集体(社会)记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记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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