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柏拉图的美学观念
一、柏拉图关于美学本质的探究
关于“美”是什么，有人认为自然界中花草为美，有人认为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件是美的……关于这个问题想来是见仁见智的了。柏拉图一句“美是难的”道出了想要探究什么是“美”却又的确不轻松。
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形式美，认为美就是数的和谐，觉得圆形是最美的，苏格拉底认为美在于有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不是向有些人所谓完全的否定前人对于美的观点，却是在继承中辩证的否定。
柏拉图提出了一组“二元对立”，即“理念实在/经验世界”（“理性/感性”）。按照后来结构主义的观点，二元对立的一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出现，斜杠前的概念在地位上要明显优于斜杠后的概念（例如：天/地，生产力/生产关系）。即柏拉图认为理念实在（理性）是第一性的，是作为本体出现的。“理念论”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核心论点，在后人看来，他的哲学美学思想被认定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根源也便在此处。
将“理念”认定为核心存在，认为“理念”是绝对的、永恒的、固定的、不会随世事更替而更迭的。这便和我们到家所讲的“道”有些类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自然万物的法则，永恒存在，不会消亡，是万妙之门。我们讲修身，很重要的便是悟道，柏拉图认为人们想要真正认识“真理”，便要感知“理念”。
在《理想国》第十卷当中，他阐述了一个经典的比喻，便是“三张床”的比喻，三张床分别由画家、造床匠、神制成的。神造的床是“本质的床”、“真正的床”也是“自然的床”。这样的床存在于“理念”，造床匠根据神造的床打造出的床在我们看来虽然是真切的存在的，却也是“模仿”出来的了，而画家看到造床匠造出的床而画出的床便是模仿本是模仿的成品了。所以《理想国》中提到“如果我们把画家叫做那两种人所造的东西的模仿者，应该是最合适的。”柏拉图是想借助这个比喻，来说明诗歌就和绘画一样，是“模仿的模仿”，“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便要将诗人，这类模仿者驱逐出理想国。
既然理念实在是第一性的，是真实的、本质的，便要强调“理性”的作用，所以在理性/感性这对二元对立当中，柏拉图无疑是偏爱理性的。因为理性是合乎逻辑的，可以根据规则推断出“真实”的结果，比如数学运算，几何运算，根据定理（相当于“理念”）进行运算，通过缜密的推导，得出真实的结果，这个过程便是美的。因为它是依据理念的，不掺杂主观情感的。但是诗歌便不同了，它便是感性的，是融入诗人情感，并希望通过诗人组合的文字调动读者情感的，例如，我们读到“梧桐更兼细雨”便不自觉的融入了意境，感受了凄清冷寂的氛围，仿佛感知了作者在风急的雨夜难以入眠，愁绪涌上心头，同时也勾起了读者内心隐约的愁思。但是这“梧桐更兼细雨”的仿像偏离了“真实”的，煽动了读者的情感，我们无法还原作者当时的心境，无法还原她内心惆怅的真实感受，无法还原理念。所以，诗歌过于危险，它是复制品的复制品，距离真实太过遥远，容易使得辨别力不强的人远离事物真相，这样便会制造混乱，它也许会让人们转移对永恒的真实的本质的追求。这也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同时，在柏拉图看来艺术还会滋养伤感等不良的情绪，这样便使得人们不能理智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二、柏拉图美学思想复杂性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正义是居首要地位的，古希腊当时是贵族民主制度，不是皇权至上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社会制度来操作的，想要国家理性的运转，就必须要让正义始终悬挂在制度之上。
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并不是因为柏拉图厌恶诗歌、悲剧、喜剧等文学作品，恰恰相反，青年时期的柏拉图非常崇拜荷马，以成为伟大诗人作为人生理想。但是，在他拜苏格拉底为师，见证苏格拉底的智慧，也见证苏格拉底的死亡，这些改变了柏拉图的理想，他不再以成为荷马式的诗人为理想，转之投身政治。除此原因外，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贵族世家，且恰逢雅典城邦普遍衰落，战争加剧危机，雅典民主政治遭受挑战。出身贵族的柏拉图便有了打造“理想国”的想法。既然诗歌是感性的，远离真实的，缺乏理性的指引，便有可能对理想政治带来危害，所以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便也有了内在依据。同时，这样也反映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是有用的”观点的批判吸收，既然诗歌起到了反作用，就自然被驱逐了出去。
此外，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体现出来显著的纵深性和层次性，根据其三张床的比喻，柏拉图将世界也区分为理念世界、经验世界和艺术世界，与此相适应的审美层次也必然是从具体到理性的美的升华，体现出其美学思想的层次性，他将美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便是自然界物质、人类社会器物的美，第二个层次升华到人的层次，体现为人们创造的语言、歌舞的美，第三个层次则升华为抽象的理性的美，这样的美又恰恰与“理想国”联系到了一起，一定要彰显正义的力量。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是有用的”的批判的继承，对建立正义的“理想国”有用的，才可以称之为美。
柏拉图并不否定感官层次的美，能够给人带来感官愉悦的，比如，自然界的花花草草虽然无法给我们崇高的感觉，没有善的体现，但是看到自然的美景显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一派清新明丽的景色给观者以视觉的刺激，从而激荡起观者内心的共鸣，达到自然美景与内心的“同构”，产生一种美的享受。但是，柏拉图虽然不否认这种层次的美，却认定它是低层次的美。相对变换莫测的现象界，柏拉图认为较高层次的美无法用眼睛观看，而是要用内心感受，就是“善”。说到“美即善”的观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这样的论断，《论语》里说到“里仁为美”，子张问孔子“何谓五美”，孔子就说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美和善交织在一起。西方也是相同，苏格拉底也曾论述过“美即善”的观点，证明这样的认知具有普世性。柏拉图发展了希腊前人“美即善”的观点，创造性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赋予“善”以功用，不仅体现在人的伦理道德上，还体现在其政治构想当中，便是一种服务于理想政治的概念，也就是“正义”。在理想国当中，“善”的终极体现便是“正义”的，将美融入政治学当中，将“善”的理解，由对于个人的伦理道德功用，升华为社会功用，这便是柏拉图对“美即善”的观点的发展与超越。“真”、“善”、“美”这一组概念从来就是连缀在一起的，柏拉图在理想国的设计当中，让哲学家做王，这体现了求真的理念，在理想国中以“正义”为原则，体现了“善”的追寻，这样的理念本身有着“美”的愉悦与享受。
这同时体现出柏拉图美学思想中“本体论”的意味，他将美的事物从美的概念当中剥离出来，区分具体的美和理念上的美。具体的美总是流动的、变化的，感性的美虽然能够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感觉，却是不持久的，那么柏拉图追求的就是一种恒定的美，也就是理念上的美。这种追求体现了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