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评析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的代表作之一。《使女的故事》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隔二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21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20世纪80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故事发生在2020―2030年期间，在美国领土上由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分子所建立的神权国家――基列共和国。在基列共和国，阶级分明、父权至上，女人则依照功能被授予不同的工作，像夫人、嬷嬷、马大（使女）、荡妇（妓女）等，特别是使女们，她们没有名字，名字都是以主人家来称呼，例如，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就表示of Fred-弗雷德家的，当然当她们换主人时，名字也就跟着换了。她们不能读写，没有个人财产，甚至不能与人自由交谈，违规的人可能遭到处死的下场。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却讲述了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是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国内对《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生态女性主义主题上，忽视了小说中反映的现实政治的主题，虽然未来小说有着科幻成分，但仅从时间结构而言，这个故事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交织在一起，就能看出玛格丽特要告诉读者，故事中基列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存在过，现在也存在着，而且将来也有可能在欧美国家存在。《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话语政治、权力政治和宗教政治三个方面。
一、话语政治
英国著名学者菲尔克劳指出：“话语是一种权力，它是信仰、价值、欲望的构成模式，是一种机制，一种社会联系方式，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在法国哲学家福柯看来，话语给人们提供了解释文化社会的新视角，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话语结构”并通过它来探寻在我们语言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秩序和规则。在权力与政治的体系中，语言是实现统治的工具和核心，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使女的故事》所虚构的反乌托邦社会中，权力是政治运作的核心内容，其最重要的体现形式就是话语的权力。小说中，原教旨主义者控制了国家政权，并对人们的语言做出了严格限制。使女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自由交流被绝对禁止，人们只能进行简单的程式性回答，甚至“那些回答通常并不是你想得到的回答。不管如何，不应该有回答”。语言丧失了交流的作用，成为控制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权力和自我身份。的确，根据福柯的理论，话语传递并产生着权力，对权力的任何掌控实际上都是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实现的。话语和权力的关系相互依存：话语产生权力，权力反过来又影响和控制话语。
《使女的故事》中，对使女话语权的限制实际上就是统治者对话语权的定义和操控。通过获得话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原教旨主义统治者获得了其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小说中神权极端分子对言语的控制尤其表现在对《圣经》的解释权上。为了使使女保持缄默，大主教全家定期举行诵经仪式，且《圣经》只能由大主教读给使女们听，使女们“自己阅读是不允许的”。《圣经》平时是锁起来的，“为的是防止佣人偷窃”。这象征着统治者对话语权的严密操控。小说中所描述的基列社会似乎回到了中世纪的黑暗，只有教士才有权解释《圣经》。对《圣经》解释权的霸占赋予了大主教所代表的统治阶层特殊的话语权。
毋庸置疑，话语运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如文学、宗教、艺术等。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统治下的社会广泛地使用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除暴力国家机器如监狱、军队等之外的非暴力国家机器，如传媒工具、文化艺术等，它们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在小说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原教旨主义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整套意识形态机制，用以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改造。比如，小说中教育感化中心、电影院、电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它们都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这种意识形态手段与军事暴力形成了鲜明反差，采取一种看似温和的、对大众进行劝说的方式实施管制，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劝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调控工具。
二、权力政治
福柯认为，权力不仅控制着社会资源，也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是统治阶级利用社会机构达到自己目的的统治工具，对统治阶级而言，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规训权力。规训权力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在思想上的劝说、行为上的训练以及对违规者的惩戒方面所拥有的权力。规训权力在《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共和国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基列国很多严苛的条例是在森严的等级制下实施的，男人也有等级制，被分为卫兵（Guardian）、天使（Angel）和大主教（Commander），只有优秀的天使才能成为大主教。大主教处在权力链的顶端，拥有着解释《圣经》的“神圣”权力。根据基列国法律：不管男女谁违反法规和条例，等待他/她的可能就是被处死的极刑。基列国中处在最底层的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受到了男权社会的种种迫害。但处在底层的男性也是受迫害者和被利用者，比如条例规定，除了老弱病残所有的男性都必须参军服役；绝对禁止男性同性恋；除了大主教外，禁止其他男性有性行为；在使女学校的城墙上每天都有被处死的男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的言行都必须限制在自己所处的等级中，绝对不能逾越。
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基列国中，凡是提供堕胎的医生和同性恋都被处以绞刑。统治者就是运用了规训权力通过各种社会机构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而这种规劝权力比单纯的司法和暴力机构更可怕。可见，国家的权力一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拥有，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 三、宗教政治
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中，政治永远是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为政治服务，政治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使女的故事》的故事背景主轴是政治与宗教的上位者引经据典来迫害女性和利用男性，并摧残上世纪的性解放运动。故事中的基列国以扭曲《圣经》教义来达到统治阶级（大主教们）满足欲望的目的。基列国是个高效的极权主义制度与极端神权宗教结合的国家，作者借由未来的幻想突显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在未来的基列国，女性最大的功能是生育，不能生育的女性就没有价值。因此，女性的地位是从属的，工作、读书识字都是大不韪。
基列国神权基要主义分子把《圣经》当成他们恐怖统治的借口，如“利亚说，上帝给了我后代，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基列国将这段《圣经》上的故事当成使女政策的依据；又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大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句来自《圣经?历代志》的话被用来建立“眼目”这个特务系统以监视人民。《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16节：“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于是统治阶层的打手嬷嬷们，不让分娩的产妇上麻药，还故意增加其痛苦，并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旨意。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并扭曲《圣经》原意的极端基要主义。
《使女的故事》中有一段关于电视洗脑的画面叙述：“这时候播音员出现了，举止亲切，神态如老父般慈祥。健康的肤色，花白的头发，坦诚的双眼，眼睛周遭布满了智慧的皱纹。这一切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大众心目中理想的长者。他那故作平和的微笑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大家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要信任我，你们要像好孩子，只管安心睡觉。”如果把这段的播音员改成所谓的宗教领袖，会不会让我们想起现实社会中的很多政治故事呢？
四、结语
不少研究者认为玛格丽特的《使女的故事》在警示人们，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在不断地恶化，人类将来很可能会生活在像基列国一样的悲剧社会中。的确，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女性生态主义小说，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这何尝不是一部反映现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政治生态现状的文学作品呢？
有些组织正是打着宗教的旗帜，通过曲解各自的宗教经典教义来试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悲的是人们却看不清这些统治者的真面目，还傻傻地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这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而压迫和利用他们的人服务。有理智的宗教信仰者们，是时候好好反思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了。而能正确分辨是非的唯一途径就是知识，只要用知识武装自己，我们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