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原创、创新与未来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45-07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原创形态（proto form）――通常称之为“经典理论体系”――的重要?M成部分。尽管两位理论巨人并没有写出一本专题性、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散见于他们卷帙浩繁的著述当中。比如，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具有丰富内涵的经典文献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了“国际关系”一词，作为“交往关系”的特殊形态，并论述了“一国的对外政策与该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这一重要观点。
体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的文本主要有三种：（1）《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等理论著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三本著作最具代表性。第一本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世界历史依据、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作”[1]；第二本著作虽以全面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著称，但其中蕴含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特别是国际战略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奠基之作①；第三本著作以经济学经典著称，直接论述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文字并不多，但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精湛分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铺平了道路②，并据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2）大量的政论和时评。比如，在1853-1857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就克里米亚（旧译克里木）战争、欧洲大国的国别外交与对外关系等问题发表的上百篇评论，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敏感度和观察国际关系的独特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的重要构件③。（3）关于世界历史和各国国情的摘录、笔记、评注、札记和文章。这方面的文献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国别问题与国际关系两个重要议题的思考。其数量巨大，具体篇目就不再赘述了。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涉及议题众多。大体包括战争与和平、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本质与特征、民族独立与人类解放等。这些具有强烈现实色彩和持久生命力的议题在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之后，被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加以阐发，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内涵，从而大有助于人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国际关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要旨在于强调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依据这一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展出了整体主义方法（即通常所说的“合力论”）、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方法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及其衍生的诸种具体研究方法，对后世国际关系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欧美学界，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写就《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对称雄一时的结构现实主义给予了尖锐批判，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四个方面――辩证法、垂直的权力维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生产过程――纠正了结构现实主义的错误[3]187-231；他所撰写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一书，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以权力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来研究诠释目前的历史变化”，旨在“找出权力体系内最具有利于变化的条件的地方，来为制订一项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变的战略进行必要的事先准备”[4]。斯蒂芬?吉尔、弗雷德?哈利迪曾专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5]。在中国学界，袁明教授曾高度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合力论”在观察国际关系历史方面的作用，认为这一方法既有助于说明纷繁复杂的历史，又可以避免简单化。在她看来，西方一些史学家在分析欧洲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时，也用了同样的思路，只是没有像恩格斯那样说得如此深刻、形象，同时又富于哲理[6]。资中筠先生也在她的一本探讨20世纪中叶美国对华政策衍化状况的重要著作的绪论开篇，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著名论断[7]，并在全书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意旨。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或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剖析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或尝试用其探讨当下国际关系的重大议题，得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结论[8]。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世界历史的高度重视，在当代欧美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积极回应。英国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于2000年出版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家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试图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扩展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该书“通过对世界历史中国际体系形成与演变的立体考察，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9]。2014年3月，阿米塔夫?阿查亚在国际研究协会（ISA）会长报告中阐述其所倡导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六个核心要素时，也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应当以世界历史为基础（grounded in world history），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欧洲或者美国的历史（not just Greco-Roman，European or US history）。在他看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历史，这是该领域产生种族主义的主要原因[10]。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的根本诉求，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彻底地改造世界。其直接目的在于帮助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以便在必要时“揭露它”，“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11]。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类解放，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这种深沉高远的意境，使其与一切具有保守主义底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拉开了距离，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两种途径
一是政治路径。这一路径是由列宁肇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原创形态的坚定继承者和俄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列宁曾就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何共处等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较为系统的论著。集中体现列宁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本；即使是最正统的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也承认它的学理价值。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列宁是帝国主义理论最著名的阐释者，他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由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体系之中的国家间关系”[13]。克努成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可能是有关20世纪国际政治的最有影响的著作”[13]。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这些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巨匠，则在自己的代表性作品中都与列宁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对话，尽管其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赞同列宁的观点[15]。列宁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卡斯特罗、铁托、胡志明等各国政治领袖们，在各自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中对国际关系问题也多有涉及，发表了主题广泛、形式多样的重要见解，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转化为有关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指导思想，对现当代国际关系走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④。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也都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议题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比如，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主张，就是如此。
二是学术路径。从国别看，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巴西乃至部分非洲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和发展者。其中生活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国家的这类理论家的学术工作及其理论成果，被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畴。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葛兰西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是罗伯特?考克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林克莱特。此外，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杰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⑤，以多斯?桑托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费尔南多?卡多佐、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依附理论”学派，也在学术意义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⑥。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涉及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所有重要议题，包括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环境与生态、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传统安全等，对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均具有深刻的影响。正如李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种‘批判转向’，后来引领了当代社会科学其他许多领域的理论思想（如女性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共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16]。
应当指出的，上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两种路径各有短长，研究议题各有侧重，理论观点甚至不无抵牾之处，但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都有程度不等的?献。在观察和评价它们时，我们不能厚此薄彼，不能搞宗派主义，特别是不能机械地套用科学主义的理论标准。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成果，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次生形态（sub form）范畴，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形态和次生形态一起，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
前面概要的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悠久研究传统和丰富发展形式，它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范式之一。尽管因为多方面原因，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对沉寂，但这一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最终目标的理论范式，将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存在和发展。换言之，它是有未来的。作出这一判断，是基于该理论的特质、现实基础和推动力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当然，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本文认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可能是最重要的。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努力吸收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发展出新的具体研究方法。方法具有根本性，是构建和发展理论的关键要素之一；缺少方法论的自觉，不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恰当地运用具体的研究方法，构建和发展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强调连续性、发展和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根本标志。乔治?卢卡奇就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7]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德国著名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英国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和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等人的贡献尤为引人关注。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入手，建立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交往思想⑦。吉登斯基于社会学视野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和重构，他将时空关系引入社会理论，并与权力的产生结合起来，试图对当代历史作出更全面的解释⑧。大卫?哈维将空间因素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⑨。如何将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进展有机地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发展出新的具体研究方法以丰富该领域的工具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确立新的研究议题，形成新的学术判断，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属性的关键所在。 第二，必须高度关注时空问题，并深化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人类的行为及社会现象总是在特定时空下展开的；离开时空条件，社会事实无法被界定，也无法被理解。因此，时空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性，并日益受到当代学者们的关注，已经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诸领域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成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18]，时间要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关注时空问题。恩格斯曾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19]列宁也曾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0]基于上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高度关注并系统阐述了时代特征、空间差异11对于国际行为体的影响问题。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当始终立足于当今时代，并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对各层次、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体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持续、深入和系统的学理研究。
第三，必须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作出系统化、理论化的解释，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一切从生动、真切的现实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教条或空想的乌托邦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在生动并因而显得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只有那些重大因而也是关键性的问题，才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并预示其未来的走向。理论发展史一再表明，只有牢牢抓住重大现实问题，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系统化的认识，才有可能发展既有理论乃至创建新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发展或创建理论，才有可能为学术共同体乃至其他人群所关注，所接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就在于其实践基础和实践指向，在它看来，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2，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理论绝不应当是理论家们的主观臆造，理论家们也不该满足“书斋里的革命”。考克斯就曾指出，“不要将理论建立在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经验―历史的研究之上。实践、经验和历史才是概念和假定的实验场所。”[3]189他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践履了这一观点，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弘扬其实践旨趣，继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原则、全球治理的正当性与正义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否可能等重大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系统性观点，并力争引领相关讨论，而不能做国际关系理论大观园中的看客或边缘人。
第四，必须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持续的学理对话，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包容性发展。毋庸讳言，目前占据国际关系学科中心位置的，仍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处理与各主流理论的关系，仍然是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一般而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能够做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和“虚其心受天下之善”的，换言之，具有开放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排斥人类文明成果的?e极成分，而是批判地加以吸收，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藉此推动人类智识的整体进步。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一切既有理论的基本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通约的，它们关注的是同一个世界，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一个议题，只是具体的立场、角度有所不同，研究方法和理论诉求存在差异。巴蒂斯特拉就指出：“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国际关系学中的跨国主义构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基欧汉和奈提出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有可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21]。卡赞斯坦等人注意到，冷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思考的一些问题也是自由主义学者思考的问题”，葛兰西主义“强调产生合法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及其根源”，与建构主义“比较一致”[22]26。既然如此，所谓范式间的对话就有了可能性；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大大增加其他学派参与对话的兴趣，并有助于提升对话的质量。未来，在国际关系学界应当大力弘扬多元理念，彻底摒弃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持续开展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对话，“努力推进国际关系领域向更加包容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23]，以矫正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化的倾向13。
安东尼?吉登斯曾写道：“马克思主义以前也被宣判过死刑。但却不止一次从骨灰中爬起，而且经常是那些试图挑战它的思想流派使它重获新生。”[22]26-27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在一篇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研究综述中也写道：“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具体研究纲领，可以像具体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一样，由于在确定变量和经验性验证方面出现的问题而受到质疑。但这决不意味着作为一般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抛弃。恰恰相反，正因为一般性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启迪意义，它才可以被重新阐释并用来解释变化了的经验事实和政治环境。”[26]上述来自不同领域的理论大家的判断，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所证实。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在持续创新发展中永存。
注释：
①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开创性著作，是康绍邦、宫力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该书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战略理论”多处提及《共产党宣言》。张中云等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一书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理论”中阐述了两位思想家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任务和基本战略”思想，其中也反复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向德忠则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 ②参见陈其人、王明侠：《〈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45页。英国学者罗森伯格则通过对《资本论》的细致诠释，试图发现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的秘密。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已提供了有关无政府状态的一种理论――不是作为地缘政治的超时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有的社会形态”，即“以物作中介的依附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参见〔英〕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第180页。
③这些文章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2卷。
④在汉语学界，关于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对其他几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袖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可见张金霞：《卡斯特罗的外交战略思想探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2期，第104-117页；张利华：《铁托“不结盟战略思想”论评》，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0-13页；朱志伟：《论铁托的不结盟思想》，载《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第13-19页；阮鹏越：《胡志明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⑤法国学者巴蒂斯特拉（Dario Battistella）认为，“在所有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当代国家关系学家中，沃勒斯坦是离年轻的马克思，离马克思的政治独立观最近的一位。他的批判精神是从卢卡奇（Lukacs）、科尔施（Korsch）、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僵化教条中脱胎换骨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勒斯坦为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的出现，甚至可以说为后实证主义学派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比如后者借用了霸权、合法化和文化等概念。”〔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潘革平译），第172页。
⑥即使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路径，也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议题的实践性；二是相关研究者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度参与，比如，卡多佐曾经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弗兰克曾积极参与智利阿连德领导的改革运动。
⑦〔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订本）（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交往行动理论》（洪郁佩、蔺青译），第1、2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述，可见吴苑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哈贝马斯的理论为切入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⑧〔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关于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可见郭忠华：《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第57-64页。
⑨〔美〕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P于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可见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⑩近年来在汉语学界发表的相关著述主要有：刘力平：《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45-50页；漆海霞：《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用――以中法关系为例》，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20-32页；〔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颜震译），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11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系统阐述，参见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第5-11页。
1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有意思的是，当今一部分欧美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关注“实践”（practice）问题，认为实践把话语（discursive）世界和物质（material）世界编织在了一起，将实践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拓展了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范畴，有助于开拓出一个充满希望的创新性研究议程。参见〔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3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化”的判断，得益于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Vol.30， No.1， 2001， pp.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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