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7-02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探讨和争论。不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分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三个基本问题。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部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他本人晚年所犯的错误已有区分，并且表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即，毛泽东思想中不仅仅涵盖了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提出了思想成果。
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条道路。正如他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方法论指导。同时，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矛盾学说的代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除此之外，毛泽东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关于“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等。尽管毛泽东晚年走了弯路，但不能因此否认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理论观点，且“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2]，同时继承借鉴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思想源泉，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在两大理论成果中有一定差别，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于毛泽东思想，但注意区分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就此持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
历史起点的时间界定，直接影响着学者们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界定。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其历史开端，主要依据党内颁布的相关政治文件、报告等；另一种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多数学者是以党的文献为依据得出结论。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3]。二是党的十三大时就已提及“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第一次的飞跃时限只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接着党的十四大就将它延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进步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综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要存在“1921年说” “1927-1934年说” “1956年说” “1982年说”，这些分歧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讨论较为激烈。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难以达成统一认识。即使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仍有学者将1956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956年说”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点说。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论点是：一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且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4]二是就理论开端而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三是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间来认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依据。这三个时间分别涉及制度、道路、理论，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故而1956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的同时启动。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毋庸置疑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诸多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问题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其次，在确定历史起点时，必须要弄清楚“开始探索”与“开创”的区别。最早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毛泽东，但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已经开创了这个理论体系。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根本上而言还处于探索阶段，难以论证起点一说。再次，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两个有较大差别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以?鹫?与革命为主题，而后者形成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两次历史性飞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解决的是革命道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最后，毛泽东思想产生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 三、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前文探讨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开端，最终服务于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关系中，多数学者偏向“不包含说”。首先，二者不能混为一谈[6]。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是不包含的关系。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鲜明指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当代中国”指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阶段，不涵盖毛泽东思想。最后，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两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有差别，比较而言，前者更加侧重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则具有鲜明中国当代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其中影响广泛且存在争议的就是“始于毛，成于邓”，这类观点持有者倾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是佐证。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据此，有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根据。即使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存在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养分和组成部分。再者，有学者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必然遵循质量互变规律为由，认为新旧事物在量和质方面的部分重合、交叉和包含是必然的，且这种重合、交叉和包含正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在探讨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时，不能简单认为二者就是包含关系或者不包含关系。它们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平等并列关系，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分别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有先后顺序，但无高低之分。常见的“不包含说”容易产生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之感，也贬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要作用，使这两个时期俨然割裂开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而“包含说”势必会造成一个从属关系，将毛泽东思想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会造成一种从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再者，将其概括为包含关系，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与认知不符。习近平曾就此强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