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视角下农业“悖论”的成因及其对策
作者简介：周?F基，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大河谷分校管理系访问学者（湖南 衡阳 421002）
皮修平，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2）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由传统农业向要素驱动型农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业资源趋紧的“阵痛”：过度依赖化肥、农药、薄膜的石化农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负外部性，如农产品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超标；原有发展模式依赖导致农业供求结构不匹配，如有机生态等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相对不足。摆脱高投入高产出同高污染、“三量齐增”（产量、进口量与库存量）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悖论，离不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农业创新驱动战略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具体实现形式上应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多功能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村人力资本等，而相应机制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
一、农业发展“悖论”与创新驱动战略
1. 农业发展的突出“悖论”与创新驱动型农业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投入低产量低，但相对化学农业而言，它更契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近代以来不断增加的人口对食物需求与日俱增，传统低产出模式难以为继，而以化肥、农药等为代表的无机农业（与有机相对应）及其相应的科技进步为高产出提供了条件，传统农业向现代要素驱动型农业转变是人类对食物刚性需求和农业经济再生产的必然选择，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两大“悖论”：一是供给侧“洋货入市、国货入库”背景下农产品“三量齐增”同需求侧多样化、优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矛盾；二是要素驱动型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与高污染相伴随的矛盾。究其原因，前者主要表现为国际与国内市场供求矛盾，实则与我国农产品面临的生产成本高、贸易保护程度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弱少、农业发展路径依赖及市场自身的盲目性等因素相关；后者主要源于要素驱动型农业发展模式自身缺陷与相应体制机制不健全。农业发展大体上历经了三阶段：传统农业阶段、要素驱动型农业阶段和创新驱动型农业阶段。从要素相对固化的传统农业 [1 ]向现代要素驱动型农业转变过程中，农业机械、药、肥等的使用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固化，使之从传统“三低农业”（低投入、低产出与低污染）向现代“三高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与高污染）转变，满足了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需求，但也导致一系列农业负外部性问题，严重破坏与危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于是创新驱动型农业应运而生。创新驱动型农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经营管理方式创新、制度创新等的有机结合，为发展多功能农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农村人力资本等而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亦是应有之义，它是全方位立方体化创新，是“两型农业”模式（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是农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要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农业、先进理念引领农业，还要用现代管理方法与经营方式推进农业，更要以制度保障农业经营主体在追逐经济利益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中找到平衡，充分提高资源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与作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顾客对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提升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当前农业“悖论”进行反思的结果，提升供给质量与优化供给结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以解决“供给什么”、“谁来供给”和“怎么供给”等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质是农业发展方式如何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转变，其内容主要包括：在农业发展路径选择上，必须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源动力；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方面，必须把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主抓手，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生产及涉农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方面，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导向；在改革与完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方面，应坚持走以市场机制为取向的发展之路。其作用主要有：（1）推进产品创新，优化农业供给。当前农产品“卖难”和“买难”不匹配要求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必须创新农产品供给，调整与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及涉农产品供给的灵活性，为顾客多样化需求提供种类丰富、优质且畅销的农产品。（2）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我国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为52%，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的70%～80% [2 ]；土壤有盐渍板结化趋势，2014年第一次公布的土壤普查表明我国被调查的“耕地点位超标率”高达19.4%；农药、化肥利用率仅为三成多，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为发达国家两倍多；农业机械与技术支撑同农业先进国家差距更大，供给侧要素不合理使用要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3）推进农业管理创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培育并利用好农村人力资源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的关键。美、法与日韩等国的经验表明农业经营主体正向两端集中：小规模家庭农场和大规模公司化主体数量在扩张，但中等规模主体在下降 [3 ]，因此，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技术推广和市场开拓作用，可促进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4）推进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农业资源不合理配置现象很多，农业区域布局没有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农业资源重复盲目配置导致增产不增收，因此必?坚持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农业补贴与农产品收储政策，改革农业金融与农村保险、农业流通与农村贸易、农业环保与农村生态红线等政策，为农业资源配置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4 ]。 3. 创新驱动型农业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创新驱动型农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农业创新驱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农业创新驱动战略是集科技、管理与制度三方面于一体的集成创新：人类农业发展每一次重大进步基本始于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创新促进了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则引领农业供给侧的发展方向，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前提与先导，农业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大量推广与应用，引起农业经济系统要素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新产品、新模式出现和农业新领域的开辟，因此，需要建立并完善以公司为主体、市场为指引、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农业经营管理创新在促进农业供给效率提高的同时，催生出的农业新型经营方式有利于农业供给侧新形式的出现。（2）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引导创新驱动型农业方向。当前农业供给侧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农产品没有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供求不匹配表现在中低端农产品不能市场出清，中高端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这要求农产品供给侧创新，以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当前要素驱动型农业供给方式导致的农业“悖论”，要求农业进行科技创新；当前农业供给侧不合理的区域农业布局、可回收利用的农业资源大量浪费与污染，要求资源配置优化的农业制度创新；当前大量存在的农村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不适应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引导农民进行管理方式创新，实现以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协同发展。
二、供给侧视角下农业“悖论”的成因
1. 农业生产成本高贸易保护程度低
（1）农业生产受成本“地板价”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后库存严重，同时2015年进口量再创新高达1.25亿吨，农产品“洋货入市、国货入库”问题突出。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成本快速上升，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等各种投入物在价格逐渐攀升与化肥、农药等不同程度滥用的双重作用下共同推高成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农村“空心化”背景共同推动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再加之农产品跨区流通费用的推升，导致整个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家发改委监测到的1988年稻谷、玉米和小麦三种主粮平均生产费用为106元/亩，而2012年却上升至876元/亩 [5 ]；同时，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走低，这一增一减加深了国内外农产品价差，2008年只有大豆价差明显，现在大宗农产品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的离岸价格，再叠加汇率变化、大宗商品（如石油）下降导致进口粮食运价变化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竞争力。（2）贸易保护程度低。当前国际玉米、糖料、棉花等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与农业贸易保护程度低、保护手段较单一有关。发达国家常用的绿色与技术壁垒等手段我国很少运用，关税是主要形式但非常透明，我国承诺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平均关税为15.2%；很多重要农产品进口配额内关税仅为1%，2016年主粮品种中小麦、稻谷和玉米配额上限分别为963.6万吨、720万吨和532万吨 [6 ]，超过部分虽可收65%关税，但配额上限高；另外对国产农产品的“黄箱补贴”（对生产和贸易会产生扭曲作用的补贴）也接近“入世”时承诺的农业产值8.5%的上限。国产农产品保护手段非常有限，严重冲击了国内农业生产；不仅如此，国外资本还通过并购或参股等多种途径，以种业经营、屠宰与肉类加工、果蔬加工、油类压榨、饲料加工等方式全面进军中国农业。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职业农民发育不充分
当前农产品供给侧“三量齐增”与结构性失衡悖论出现的根源之一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导向农业生产主体的逐利性是其生产的内在动力，针对当前高品质农产品相对短缺的问题，目前已有一些农业生产主体向“生态”“绿化”“有机”等高品质农产品转型，但仍然跟不上中产阶层及以上人群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量，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显示中国中产阶层达1.09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推测为2.04亿，数量均超过美国的9 200万名中产阶层，庞大的中产阶层决定了我国高品质农产品需求巨大，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公司农场等新型主体虽反应迅速但发展滞后，这是造成高品质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与新型职业农民缺乏紧密相关，相对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对市场供求信息掌握高、市场需求导向能力强、化肥农药等农资使用的浪费要低。
3. 农业生产外部性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
生态循环型正外部性农业和污染型负外部性农业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是“农业悖论”出现的重要原因。生态、优质、高产、高效与安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追求，但长期以来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过分强调高产与高效，忽视生态、优质与安全，这种战略客观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甚至农产品安全隐患。庇古的外部性征税或补贴、科斯“外部性内在化”等理论为农业外部性化解提供了决策依据，但目前我国并没依此构建农业生产负外部性约束机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基于国家粮食供给安全战略的宏观考虑；二是对粮食生产造成的负外部性征税会进一步增加生产成本，“洋货入市、国货入库”问题将更突出，进一步加深“三量齐增”矛盾；三是农业化肥、农药和薄膜等面源污染、禽畜粪便不当排放、农作物秸秆不当处理等对自然和人类健康造成的负外性定量价值评估有待完善，技术上给负外部性课税设置了难题，客观上放任了逐利农业主体的负外部性行为。农业微观主体对环境破坏与污染不计入成本核算，这种没有内在化的负外部性农业必然加剧农业污染。
4. 要素驱动型“三高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和农业快速发展是以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和农业污染为代价的，现在虽已意识到这种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但原有农业发展路径依赖导致的悖论短期不会改变，原因如下 [7 ]：原有农业发展模式的刚性作用与影响，历史上任何一种农业发展模式演化都需要一个过程；农民自身各种知识匮乏及对市场了解不充分导致出现无效农业制度安排；技术、制度变迁和市场变化的路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因为技术进步从出现到应用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制度变迁更是一个需要经过农业生产与经营实践反复锤炼与确认；农业市场与信息的不完全；农业品以次充好等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以普通产品贴上绿色、有机或生态标签，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愿首先做出改变的“搭便车”行?椋?首先摸索或改变现有农业发展模式通常需要多种知识储备和各种探索成本。因此，仅依靠农民自身很难跳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悖论，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内部反路径依赖的合力，才能化解生态环境恶化与农业资源趋紧的双重制约。 5. 石化农业向高产出生态农业转变存在科技瓶颈
以“化肥”与“农药”等为依赖、以较单纯粮食高产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模式可称作“石化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与高污染并存是石油化学农业技术的“双重”特性。改革开放前，农业由于受经济条件和科技条件的制约，农业基本上是污染少的生态型发展模式，但20世纪80年代后，有机肥被化肥取代，除草剂大量使用，高投入污染型石化农业基本取代了传统低产出的生态型农业，这种近乎工业化的高产出农业模式在改变传统农业生长节律和环境的同时，直接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如：农药化肥的使用在带来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还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口感变差及营养价值降低，各种动植物激素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诱使各种恶性疾病发生。这些问题的出现表面上是生产者道德低下、政府监管缺失的原因，但深究后可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用这些“石化型”农业科技还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农业利润趋薄。但为了国家粮食安全，在“生态型”农业科技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前，以市场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政府的鼓励与补贴下又不得不依靠这种模式。农业科技是具有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生态型”农业科技研发不是单个农业生产主体所能完成的，因此以高产为目标的生态农业科技瓶颈没突破是要素驱动型“三高农业悖论”形成的技术根源。
三、供给侧视角下农业“悖论”的化解策略
当前农业“悖论”的化解应围绕农业驱动创新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内涵展开，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以科技创新促农业生产由数量增长向质与量并重转变，化解粮食安全与结构升级的科技瓶颈。（1）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着眼农业重大基础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突破石油化学农业向高产出生态型农业转化的瓶颈，要加强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设施与装备等前沿农业科技的研究，为农业技术革新提供保障；要加强农业疫病防控与农业食品安全等基础科技的研究，推动绿色与生态农业发展；高度重视农业种子的自主创新，实施种业提升工程。（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农业。利用“互联网+农业”和农业物联网等实现农业技术的集成创新，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或形成农业新业态；结合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以创新驱动和需求导向来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业各环节的应用，实现农业数据化和在线化，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3）以“两型农业”发展化解石化农业的困境。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农业发展理念，全面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大农业负外部性治理，试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大力修复受农业生产污染的生态环境，在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的前提下，试行轮作为主、休耕为辅的综合治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积极发展与生态型循环农业相适应的补贴政策，创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二是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促农村第一、第二与第三产业融合，化解农业比较效益低和成本高的困境。（1）向农产品生产与制造的两端延伸。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与制造附加值相对较低，而研发和营销环节附加值高，因此，延伸农业产业链，向农产品附加值高的研发和营销方向发展，加大农业产前种子与各种新型农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强产后农产品营销，特别是有机、生态和绿色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营销，有助于化解农业悖论。（2）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延伸。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延伸的升级版，农业产业延伸为农村三产融合提供了载体、提升了质量和价值，推动了普通农户和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为农民分享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价值增值提供了新途径。（3）产业融合视野要宽。三产业融合不能把眼光仅停留在农村内部的融合，更要实现农村与城市各种要素的融合，为此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在做好水电气和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大光纤、互联网等现代通讯设施的投入，大力推动农业“互联网+”，依托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即以创新驱动拉长“四化同步”中农业这条“短腿”。
三是以多功能农业拓展农业国内外市场“蓝海”，化解农业效益低与国际竞争力弱问题。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选择之一便是发展具有经济、生态、能源、社会、文化和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 [8 ]，这是未来农业市场的“蓝海”。（1）以多功能农业提升农业价值。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大力开发有机、绿色等高端农产品及其深加工；挖掘农业的能源功能，通过各种生物技术把农业秸秆和禽畜粪便等变废为宝；挖掘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充分发挥农业和农村在经济波动时的缓冲功能；挖掘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融农村各种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乡村文化于一体，发展创意农业；挖掘农业的旅游休闲功能，开发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小镇，发展集乡村旅游、观光、体验和休闲等于一体的农业，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养生农业。这些多功能农业的实现形式从供给侧方向顺应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城乡居民对农村与农业的新期待，有助于化解农业“悖论”。（2）以多功能农业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我国农业“黄箱补贴”已接近世贸组织规定的农业产值8.5%的上限，但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多功能农业不受WTO “绿箱补贴”限制，因此发展多功能农业不仅有利于化解农业的资源环境约束，还能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产品优进优出；此外，还应以多功能农业发展为契机，建立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政策扶持体系，健全主要农产品受到贸易损害时的补偿制度。
四是以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人才支撑，化解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发育滞后的问题。农村亟需具有知识和创新精神的职业农民，为此：（1）构建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与涉农科研院所、社会机构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各级政府应将职业农业素养提升纳入其责任考核，构建好相应的运行体系、培训质量督导体系和法规体系，让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进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高等院校和涉农科研院所负责提供培训所需的智力支持；社会机构主要构建培训运营平台，平台构建重点应依托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让获取培训资源的渠道更便捷、成本更低。（2）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准入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的具体标准，出台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专项政策，使农业成为有效益和发展前途的行业，使农民成为有尊严、有收入保障的人群。（3）吸引高素质人才成?樾滦椭耙蹬┟瘛Ｒ?导各级农业科技人才及其管理团队、大专院校毕业生、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具有新知识、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化解“空心化”农村“谁来种田”难题的关键。 五是以体制机制构建促进农业创新驱动，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关键有三：（1）构建基于创新与创业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等广泛参与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 [9 ]；构建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科技服务网络体系；建立农业科技服务的资质认证制度和行业协会；设立农业科技服务机构培训服务人才，建立开放、竞争、流动、协作的运行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农技推广服务队伍；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创业体系，激发农业科技人才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多种形式创新创业。（2）构建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农地流转体制。做好并落实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以体现农村承包地的物权权能，进而赋予农民可用承包地进行抵押的财产权；以农地流转、土地托管和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经营体系，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有效化解农业“悖论”。同时做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达到盘活宅基地和农村房产的目的，促进作为供给侧改革中坚力量的新型农?I经营主体发展。（3）构建基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农业结构升级的金融保险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为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多样化的途径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10 ]，优先扶持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据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园艺作物等不同农业产业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农村金融创新的针对性。积极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组建全国性的农业信用贷款担保联盟，化解涉农信用贷款的制度瓶颈。全国主要粮食主产区、农村重点品种生产区尽快实现保险全覆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始终把农业保险作为风险管控的基本工具。
